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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理性中寻找我们的道德良心，在理性中寻找被忘却的责任，在理性中去寻求共识，也希望让理性伴随着我们自己成长，也让理性使我们通向中国梦。
最近几年国内非理性的声音在变大。这些声音充斥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间，乃至于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与南海有关的一些言论。这些非理性的声音当然不代表政府、不代表官方的观点，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变大，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理性。
东西方理性主义之差异
人们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中似乎更强调理性。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讲，“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和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理性。启蒙运动时期就更强调理性。康德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里关键是理性，以及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说，西方理性的内涵主要有两大原则： 一是逻各斯原则，强调逻辑的规范性；二是强调自由意志的超越。仔细想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两大原则其实都是相对欠缺的。当然不是说一点理性没有，但理性表现不足应是事实。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比较儒教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后讲到，他不否认儒家伦理也包含一些理性的因素，但主要是强调世人的生活之道。儒教尽管包含了理性主义的因素，但还是很难摆脱传统的束缚，缺乏进步和发展。
有人比较东方理性主义和西方理性主义，尤其是新教的理性主义后，谈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东方的理性主义主要强调“理性的适应”，即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我觉得说得还是有道理的。西方理性对社会强调的是“理性的征服”，始终和社会保持一种紧张状态—对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想一想理性的这两种形式，“征服”和“适应”，显然“理性的征服”总体来讲对推动社会进步更有意义。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
说一说发展的理性。大概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在人大会上有一个发言，说的是“别把发展的道理说得太硬”。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就讲“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我认为邓小平当年讲“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太落后了。但是随着中国持续发展30多年，而且，后来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了“GDP是硬道理”。近年来雾霾给中国人民一个很大的警醒。然而，保护环境这些话，包括“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等没少说。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道理在“GDP是硬道理”的实质下，都变成了软道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发展呼唤理性。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他讲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当然不是讲住房，而是关乎人的存在、生存。雾霾使中国人的生活还有多少诗意？其实现在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理性思考。有一次，我带学生到农村去看，主要看两个内容，一是部分贫穷农民的生活状况，另外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的是高楼大厦，但实际上也有问题，农民也有抱怨。为什么？以前乡间的池塘、菜园、猪圈等等那些东西，突然消失在水泥的森林中。乡村的美丽、栖居的诗意又在哪里？所以，实际上未来的城镇化，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
不愁吃、不愁穿，并不等于我们的生活就有诗意。其实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不仅仅是纸上的宣示，还应该让那些价值观中的美丽和理性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发展的理性最关键的是“人的意义”。发展的真正硬道理应该是基于“人的意义”的，这才是发展的理性所在。
工业需要体现“善”的情怀
说到发展，自然首先想到工业，涉及到工业的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以前仅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野蛮的一面。我们不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对财富的贪欲是不是更甚？在整个社会中非理性的逐利表现得是不是更充分？另外，工业为满足某些人过度的欲望掠夺了多少资源？！这是值得全社会去理性思考的。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值得全世界思考，只是中国的问题表现得更严重。
我们的工业为穷人、弱势群体做了多少？按道理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考虑穷人、弱势人群，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D. Light，美国几个年轻人发起的做LED的公司。他们做的LED 光源之特别在于为穷人的照明考虑，让穷人能够用得起，要知道世界好多地方甚至连电灯都没有。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们考虑这类的事情还是少了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文明、一种理性。
讲到工业理性，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善”。这体现为价值观。谷歌有一个“不作恶”的宣言。当然不会有哪个公司宣称作恶，但是能够真正把不作恶、做善事这根弦始终绷紧是不容易的。谷歌在北京的研发中心总经理曾经说过，谷歌擅长用科技手段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而且是一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够通过所谓的小快或者是微创的方式，而是敢做大事、敢做大项目。像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Loon气球这种事情，我们很少有企业家有这么大的气魄。如果只基于赢利考虑，是断然不敢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如美国的马斯克所从事的火箭回收，这类事不仅涉及前沿高新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情怀。
技术要关注人的存在
由工业理性很自然地会想到技术，技术这方面也需要理性。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一个“生活世界”的概念，说的是本来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要基于“事实”。这本来没错，但问题是搞科技的人容易一头扎进“事实”里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胡塞尔提醒我们的正是这点。当技术真正致力于人的生存、作用于人的存在的时候，它是特别美丽的。所以我认为技术的理性其实就要归结到人的意义。人的意义的具体体现则是人的存在。仔细想一想，搞技术的人如果总是关注人的存在，所研发的技术或产品总能够让客户有很好的存在感，这样的技术或产品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我去年访问德国Bosch，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他们介绍自己的产品，令我们颇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感到很骄傲的东西是一些小东西。Bosch 有这样一句话：Technology to enhance quality of life，就是用技术改善人的生活品质，他们非常强调这个。这就是和人的生存、人的存在联系得很紧密。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包括前些时候媒体关注的大量中国人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那些东西，这恰恰说明，他们那些搞工业、搞技术的人就是比我们更关注人的生存质量。这是技术理性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点儿欠缺的。
技术理性其实涉及技术伦理。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科学家希望破解生命的奥秘，甚至有的人想扮演上帝，像基因编辑、婴儿定制什么的。还有一位中科院研究人员预言，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会发生一些标志性的事情，比如说以后女人不要生孩子了，似乎以后人可以找机器人作为性伴侣等。但我感觉，当机器人甚至扮演人的异性伙伴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还有诗意吗？
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越是在这种时候，胡塞尔的提醒就越不应该被忘记，也就是说，不能完全陷入科技所基于的事实中拔不出来，而忘记了人的意义。
创新要充分考虑人的意义
由技术很容易联想到创新，我就说说创新的理性。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支持过于强调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现实需求。像国家重大专项，上一个五年计划中间就支持了很多，这都应该。但问题是把一个东西推到极端，可能就是“问题”了。我们恰恰就忽略了那种超前的、想象的需求。
不妨看看中国现在的创新状况，我们也有不少创新，但更多的是什么？我把它们叫作“增量创新”，也就是说在别人基础上有所改进。虽然这种“增量创新”也有意义，但是最伟大的创新显然不是这种。我们国家真正地引领性的东西，也就是原始创新太少。而一些超前的、想象的需求就可能引发出一些真正原始的、颠覆性的创新，也就是前人完全没做过的伟大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没有个人电脑的时候，微软打算推出个人电脑，他们面向的不是现实需求，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想象电脑会进入家庭。还有，谷歌正在做的Loon气球等，很可能也是伟大的创新。因此，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资源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去面向超前的、想象的需求而进行创新活动。这里所揭示的理性是：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和科技工作者都不能太实用主义。
说说创新理性的另外一方面。我先举一个例子，智利有一位建筑学家叫阿拉维拉，今年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建筑界最高的奖。有意思的是他的代表性作品！看看这个—“半成品的好房子”。这在中国绝对得不到奖，他却得了世界最高的奖。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人的建筑设计水平低，其实他是很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家。“半成品的好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为穷人设计的住房。他设计的这个房子是半成品，没有完全装修好，里面需要住户自己做一些装修，成为自己个性化的房子。
阿拉维拉思考的是，怎么让建筑尽可能地远离“建筑”。他说的前一个建筑是他自己心目中本质的建筑，是真正的美的建筑，是真正地充分考虑人的意义的建筑。这种建筑应该远离后面的那个“建筑”—就是那种唯美主义的、为了美而美的、远离了人的意义的建筑。我觉得这种境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借用阿拉维拉的思想，是否可以说：让真正的创新远离某种“创新”！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创新理性的一部分。
教育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人被遮蔽了。我也主张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不能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很简单，其实还是关乎人的意义。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理解是工具意义上的，希望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我对教育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孔夫子曾经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说的是今不如昔，他觉得以前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现在的读书人是为了实现别人的预期和目的，为了显示给别人看。所以孔子是主张“为己之学”的，也就是说更好地成为自己。他这个思想真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遗憾的是我们把传统文化里的精髓扔掉了，抛弃了。
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奉为经典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马克思不仅仅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样地，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恐怕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应该说，马克思主义里的确有非常丰富的人本思想，可以作为我们人的自由发展的教育思想的指导。
还有一个话题也和教育有关：意识形态也需要理性。我当然能够理解需要重视意识形态，这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中国如果不稳定，甚至受到颠覆的话，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在大学里意识形态不能够泛化，更不能够偏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是否宽松的主要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是绝对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把公共知识分子整体污名化是有问题的。
那些对现实不满意、甚至常常批评政府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绝不是敌人。总之，要理性处理转型时期的矛盾。
人的理性之要在于“独立之精神”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人的理性之要。谈发展的、工业性、技术的、创新的、教育的理性等等，都离不开人的理性。人的理性之要是什么？我认为是独立精神。
我想谈一谈日本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和张之洞是同时代的，比张之洞大三岁。很有意思的是，福泽和张之洞两个人都有一本同名的书，叫《劝学篇》。福泽的书中强调“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意思是说，不是先有国家独立，然后才是我们个人的独立。张之洞强调什么？“人人与国为体”，呼吁“同心”“教忠”“明纲”。同心就是与朝廷同心。的确，张之洞和福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福泽实际上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张之洞强调的还是儒家那一套。
陈寅恪是非常强调独立精神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独立人格，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缺乏独立的人格，包括某些大知识分子。如果在读书人身上普遍存在依附人格，这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现在大学中很强调意识形态教育。我有一个观点，至少意识形态不应该突破基本的人格底线。违法的言论当然应该监督，但如果不违法、只是不符合主流的观点，就通过监控封杀，我不太赞成。还有的人去告密，这实在是不应该的。鼓励、放纵此类行为真的是对学生的毒害。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这条底线在大学里首先应该明确、清晰起来。
我们社会中还有一个非理性的重要表现就是犬儒主义：对公民行动缺少热情，对社会很多事情都不关心，袖手旁观。其实一些人能看到很多问题，不是没看到，但就是采取犬儒主义的方式。
“在一个充斥着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年代，大学必须高扬启蒙主义的大旗。在一个家庭分裂、信仰萎缩和道德衰败的社会里，我们的国家极力希望一个新的社会模型的建立，它拥有知识和善良、批判和关爱、怀疑而坚定。这将极大满足我们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这可是一个美国人针对美国社会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拿来问问我们自己。
应该在理性中寻找我们的道德良心，在理性中寻找我们被忘却的责任，在理性中去寻求共识，也希望让理性伴随着我们自己成长，也让理性使我们通向中国梦。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最近几年国内非理性的声音在变大。这些声音充斥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间，乃至于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与南海有关的一些言论。这些非理性的声音当然不代表政府、不代表官方的观点，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变大，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理性。
东西方理性主义之差异
人们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中似乎更强调理性。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讲，“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和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理性。启蒙运动时期就更强调理性。康德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里关键是理性，以及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说，西方理性的内涵主要有两大原则： 一是逻各斯原则，强调逻辑的规范性；二是强调自由意志的超越。仔细想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两大原则其实都是相对欠缺的。当然不是说一点理性没有，但理性表现不足应是事实。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比较儒教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后讲到，他不否认儒家伦理也包含一些理性的因素，但主要是强调世人的生活之道。儒教尽管包含了理性主义的因素，但还是很难摆脱传统的束缚，缺乏进步和发展。
有人比较东方理性主义和西方理性主义，尤其是新教的理性主义后，谈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东方的理性主义主要强调“理性的适应”，即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我觉得说得还是有道理的。西方理性对社会强调的是“理性的征服”，始终和社会保持一种紧张状态—对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想一想理性的这两种形式，“征服”和“适应”，显然“理性的征服”总体来讲对推动社会进步更有意义。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
说一说发展的理性。大概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在人大会上有一个发言，说的是“别把发展的道理说得太硬”。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就讲“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我认为邓小平当年讲“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太落后了。但是随着中国持续发展30多年，而且，后来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了“GDP是硬道理”。近年来雾霾给中国人民一个很大的警醒。然而，保护环境这些话，包括“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等没少说。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道理在“GDP是硬道理”的实质下，都变成了软道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发展呼唤理性。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他讲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当然不是讲住房，而是关乎人的存在、生存。雾霾使中国人的生活还有多少诗意？其实现在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理性思考。有一次，我带学生到农村去看，主要看两个内容，一是部分贫穷农民的生活状况，另外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的是高楼大厦，但实际上也有问题，农民也有抱怨。为什么？以前乡间的池塘、菜园、猪圈等等那些东西，突然消失在水泥的森林中。乡村的美丽、栖居的诗意又在哪里？所以，实际上未来的城镇化，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
不愁吃、不愁穿，并不等于我们的生活就有诗意。其实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不仅仅是纸上的宣示，还应该让那些价值观中的美丽和理性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发展的理性最关键的是“人的意义”。发展的真正硬道理应该是基于“人的意义”的，这才是发展的理性所在。
工业需要体现“善”的情怀
说到发展，自然首先想到工业，涉及到工业的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以前仅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野蛮的一面。我们不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对财富的贪欲是不是更甚？在整个社会中非理性的逐利表现得是不是更充分？另外，工业为满足某些人过度的欲望掠夺了多少资源？！这是值得全社会去理性思考的。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值得全世界思考，只是中国的问题表现得更严重。
我们的工业为穷人、弱势群体做了多少？按道理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考虑穷人、弱势人群，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D. Light，美国几个年轻人发起的做LED的公司。他们做的LED 光源之特别在于为穷人的照明考虑，让穷人能够用得起，要知道世界好多地方甚至连电灯都没有。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们考虑这类的事情还是少了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文明、一种理性。
讲到工业理性，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善”。这体现为价值观。谷歌有一个“不作恶”的宣言。当然不会有哪个公司宣称作恶，但是能够真正把不作恶、做善事这根弦始终绷紧是不容易的。谷歌在北京的研发中心总经理曾经说过，谷歌擅长用科技手段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而且是一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够通过所谓的小快或者是微创的方式，而是敢做大事、敢做大项目。像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Loon气球这种事情，我们很少有企业家有这么大的气魄。如果只基于赢利考虑，是断然不敢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如美国的马斯克所从事的火箭回收，这类事不仅涉及前沿高新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情怀。
技术要关注人的存在
由工业理性很自然地会想到技术，技术这方面也需要理性。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一个“生活世界”的概念，说的是本来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要基于“事实”。这本来没错，但问题是搞科技的人容易一头扎进“事实”里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胡塞尔提醒我们的正是这点。当技术真正致力于人的生存、作用于人的存在的时候，它是特别美丽的。所以我认为技术的理性其实就要归结到人的意义。人的意义的具体体现则是人的存在。仔细想一想，搞技术的人如果总是关注人的存在，所研发的技术或产品总能够让客户有很好的存在感，这样的技术或产品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我去年访问德国Bosch，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他们介绍自己的产品，令我们颇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感到很骄傲的东西是一些小东西。Bosch 有这样一句话：Technology to enhance quality of life，就是用技术改善人的生活品质，他们非常强调这个。这就是和人的生存、人的存在联系得很紧密。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包括前些时候媒体关注的大量中国人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那些东西，这恰恰说明，他们那些搞工业、搞技术的人就是比我们更关注人的生存质量。这是技术理性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点儿欠缺的。
技术理性其实涉及技术伦理。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科学家希望破解生命的奥秘，甚至有的人想扮演上帝，像基因编辑、婴儿定制什么的。还有一位中科院研究人员预言，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会发生一些标志性的事情，比如说以后女人不要生孩子了，似乎以后人可以找机器人作为性伴侣等。但我感觉，当机器人甚至扮演人的异性伙伴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还有诗意吗？
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越是在这种时候，胡塞尔的提醒就越不应该被忘记，也就是说，不能完全陷入科技所基于的事实中拔不出来，而忘记了人的意义。
创新要充分考虑人的意义
由技术很容易联想到创新，我就说说创新的理性。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支持过于强调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现实需求。像国家重大专项，上一个五年计划中间就支持了很多，这都应该。但问题是把一个东西推到极端，可能就是“问题”了。我们恰恰就忽略了那种超前的、想象的需求。
不妨看看中国现在的创新状况，我们也有不少创新，但更多的是什么？我把它们叫作“增量创新”，也就是说在别人基础上有所改进。虽然这种“增量创新”也有意义，但是最伟大的创新显然不是这种。我们国家真正地引领性的东西，也就是原始创新太少。而一些超前的、想象的需求就可能引发出一些真正原始的、颠覆性的创新，也就是前人完全没做过的伟大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没有个人电脑的时候，微软打算推出个人电脑，他们面向的不是现实需求，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想象电脑会进入家庭。还有，谷歌正在做的Loon气球等，很可能也是伟大的创新。因此，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资源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去面向超前的、想象的需求而进行创新活动。这里所揭示的理性是：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和科技工作者都不能太实用主义。
说说创新理性的另外一方面。我先举一个例子，智利有一位建筑学家叫阿拉维拉，今年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建筑界最高的奖。有意思的是他的代表性作品！看看这个—“半成品的好房子”。这在中国绝对得不到奖，他却得了世界最高的奖。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人的建筑设计水平低，其实他是很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家。“半成品的好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为穷人设计的住房。他设计的这个房子是半成品，没有完全装修好，里面需要住户自己做一些装修，成为自己个性化的房子。
阿拉维拉思考的是，怎么让建筑尽可能地远离“建筑”。他说的前一个建筑是他自己心目中本质的建筑，是真正的美的建筑，是真正地充分考虑人的意义的建筑。这种建筑应该远离后面的那个“建筑”—就是那种唯美主义的、为了美而美的、远离了人的意义的建筑。我觉得这种境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借用阿拉维拉的思想，是否可以说：让真正的创新远离某种“创新”！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创新理性的一部分。
教育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人被遮蔽了。我也主张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不能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很简单，其实还是关乎人的意义。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理解是工具意义上的，希望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我对教育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孔夫子曾经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说的是今不如昔，他觉得以前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现在的读书人是为了实现别人的预期和目的，为了显示给别人看。所以孔子是主张“为己之学”的，也就是说更好地成为自己。他这个思想真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遗憾的是我们把传统文化里的精髓扔掉了，抛弃了。
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奉为经典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马克思不仅仅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样地，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恐怕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应该说，马克思主义里的确有非常丰富的人本思想，可以作为我们人的自由发展的教育思想的指导。
还有一个话题也和教育有关：意识形态也需要理性。我当然能够理解需要重视意识形态，这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中国如果不稳定，甚至受到颠覆的话，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在大学里意识形态不能够泛化，更不能够偏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是否宽松的主要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是绝对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把公共知识分子整体污名化是有问题的。
那些对现实不满意、甚至常常批评政府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绝不是敌人。总之，要理性处理转型时期的矛盾。
人的理性之要在于“独立之精神”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人的理性之要。谈发展的、工业性、技术的、创新的、教育的理性等等，都离不开人的理性。人的理性之要是什么？我认为是独立精神。
我想谈一谈日本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和张之洞是同时代的，比张之洞大三岁。很有意思的是，福泽和张之洞两个人都有一本同名的书，叫《劝学篇》。福泽的书中强调“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意思是说，不是先有国家独立，然后才是我们个人的独立。张之洞强调什么？“人人与国为体”，呼吁“同心”“教忠”“明纲”。同心就是与朝廷同心。的确，张之洞和福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福泽实际上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张之洞强调的还是儒家那一套。
陈寅恪是非常强调独立精神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独立人格，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缺乏独立的人格，包括某些大知识分子。如果在读书人身上普遍存在依附人格，这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现在大学中很强调意识形态教育。我有一个观点，至少意识形态不应该突破基本的人格底线。违法的言论当然应该监督，但如果不违法、只是不符合主流的观点，就通过监控封杀，我不太赞成。还有的人去告密，这实在是不应该的。鼓励、放纵此类行为真的是对学生的毒害。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这条底线在大学里首先应该明确、清晰起来。
我们社会中还有一个非理性的重要表现就是犬儒主义：对公民行动缺少热情，对社会很多事情都不关心，袖手旁观。其实一些人能看到很多问题，不是没看到，但就是采取犬儒主义的方式。
“在一个充斥着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年代，大学必须高扬启蒙主义的大旗。在一个家庭分裂、信仰萎缩和道德衰败的社会里，我们的国家极力希望一个新的社会模型的建立，它拥有知识和善良、批判和关爱、怀疑而坚定。这将极大满足我们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这可是一个美国人针对美国社会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拿来问问我们自己。
应该在理性中寻找我们的道德良心，在理性中寻找我们被忘却的责任，在理性中去寻求共识，也希望让理性伴随着我们自己成长，也让理性使我们通向中国梦。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