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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笔者应邀赴福州参加“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与推广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荣幸地收到刘再生教授从济南快递刚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的《刘再生音乐文集：音乐界一桩历史公案》一书（以下简称《历史公案》）。在之后的通话中，刘先生又像三年前馈赠《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时那样，一再叮嘱笔者“多提意见”。这让我备感兴奋的同时，又有些诚惶诚恐。兴奋，是因为该文集的出版无疑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惶恐，是因为我的学历不逮，实在没有资格对刘先生的大作品头论足。从上大学开始，刘先生就是笔者崇拜的对象。他的著作无论是1989年首版、2006年修订再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还是2003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或是新近出版的、极受好评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①都是我的案头书。即使是教科书类的《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下册）我也常常翻看。刘先生是笔耕不辍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两栖学者”②，而笔者只是对16世纪以降，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音乐有兴趣的初学者。我把刘先生当成高不可及的老师，可刘先生却把我看作“忘年交”。以下所写，谈不上书评，只能说是笔者读《历史公案》时的一些杂感。
《历史公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著者涉猎领域之广袤。该书共收入刘再生先生2006至2011年在国内各大音乐学刊上发表的文章26篇。③不仅包括探讨学术问题的“述学之文”，也收有人物小传、乐评、书评、会议发言和杂感。“述学之文”以音乐史学方面论题为主，其中尤以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为多。古代音乐史方面的论文只有和曲阜师范大学陈瑞泉合写的《〈荀子·成相〉“相”字析疑兼及“瞽”文化现象》一篇。人物传记类所含甚杂，有凭吊历史人物程懋筠的《纪念一位“边缘”音乐家》，也有为当代作曲家作传的《甲子风云异军突起——中国民族管弦乐领军人物朴东生》，还有评论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成功之道”的《琴弦上的梦幻》和王国潼“艺术生涯”的《开辟·超越·开拓》，更有为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素描”的《信天游的境界》。乐评部分所涉及的人物有作曲家刘文金、顾冠仁、张坚和青年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所讨论的作品包括二胡曲《三门峡畅想曲》、民族交响音画《长征》和歌剧《荆轲》等。所评论的书包括《中国音乐史图鉴》（修订版）、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和乔建中著《土地之歌》（修订版）、蔡梦著《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此外，该文集还收有刘先生在“纪念蓝玉崧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一篇思考“后杨荫浏时代”音乐史学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和《杨荫浏关于音乐问题的一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其涵盖的内容如此之广，是笔者的学识所不及的。这里仅就笔者所感兴趣并略知一二的专题论文谈谈自己的感想。
《历史公案》中笔者所特别感兴趣的学术论文，有论述19世纪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有通过李华萱未出版之《音乐奇零》而对20世纪初音乐史料予以钩沉的《〈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有奋不顾身勇踏“雷区”的讨论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是非恩怨”的《音乐界的一桩历史公案》和“萧友梅与程懋筠战时音乐教育思想兼及音乐创作与历史地位之比较的”的《民族精神境界之升华》；有采用历史长视角通过“‘编者按’作为音乐批评之存在方式”的《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像刘再生教授其他许多著述一样，这些论文既注重理论与议题，也不忘叙事，所以读者在感受到文中所蕴含的理论深度时，也不会产生任何干涩感。
作为以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历史公案》书中的论文处处折射出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研究视角的独特。首先看得到的一种创新就是将以前的研究范式作了一个很好的转移。以往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虽不乏微观的、专题性研究（如张静蔚先生关于学堂乐歌、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李树化的研究；陈聆群先生关于太平天国史事、洋务人士与西方音乐和曾志忞的探讨；以及廖辅叔、钱仁康、韩国鐄先生的众多的文章），但总体上是以“宏大叙事”为主。而刘先生的论文，在体例上，以“微观历史”为主。用刘先生自己的话说，他遵循的是黄翔鹏先生所提倡的“宏观的史、论研究必须与微观的艺术分析密切结合”的方法（第266页）。所以他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一文中，既有对传教士在中国早期音乐教育上所做贡献的客观论述，又有对“登州文会馆”学生习作的音乐学分析。在《歌剧〈秋子〉文本分析及其他》一文中，既有《秋子》在中国歌剧史上历史地位的评价，又有详尽的版本考证和音乐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因是较早正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音乐教育的文章之一，所以还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功用。在该文于2006年在《音乐研究》上发表之前，国内学界很少有正面评价传教士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事功的文章。刘奇《李提摩太夫妇与〈小诗谱〉》（《音乐研究》1988年第1期）、伍雍谊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第七章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刘再生先生虽是音乐学界的宿儒，但其研究取向之独特和论述方法之新颖却并不输当今以方法论为口头禅的年轻学者。相反，因为他有坚实的史料功夫和宽宏的视野，他能见别人所不见，能对容易忽略的层面和角度，做很好的分析和讨论。以《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一文为例，这里作者把目光聚焦于一般学者所不见的“编者按”（包括评论员文章或编辑部附言），以1928年10月《音乐杂志》的“国立音乐院来稿‘编者志’”、1958年第12期《人民音乐》评论员文章、1986年6月《人民音乐》刊头语“致读者”、1991年第10期《人民音乐》“编者按”、1995年第9期《人民音乐》“编者按”、2009年第1期《音乐研究》“编者附言”为个案，通过分析时代背景及点评来凸显“编者按”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所具有的“导向作用”。由于这些“编者按”具有“创造力”或“破坏力”，所以通过这些“风向标”来观测中国音乐批评界八十余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就不能不说是作者“匠心独具”。
《历史公案》中的论文有很强的倾向性，那就是为无声者代言，为受压制者争取“话语权”。刘先生在《历史公案》的〈后记〉中，对该文集中所含文论的缘由、方法途径与目的有如下的提示：“近代音乐历史上曾经有一批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或遭迫害、或被批判、或被边缘化的爱国音乐家，但是，恰恰是他们对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以大量确凿的翔实的史料，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实事求是地为之‘正名’，还以历史本来面貌”（第266页）。在谈到廖辅叔《乐苑谈往》时，刘先生又再一次强调该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以大量确凿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一向被史学界贬为‘学院派’的音乐家群体，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爱国意识，他们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有哪些欢乐与痛苦，他们对近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第65页）。《历史公案》中数篇为萧友梅、程懋筠、李华萱、陈田鹤等这些人物代言的论文，既可以说是刘先生不肯曲学阿世，也可说代表了刘先生为“重写音乐史”所做的具体努力。虽然他对“重写音乐史”这一提法并不十分赞同（第60页），但刘先生也和“重写音乐史”的倡导者们一样，认为学界应力图摆脱长期以来，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救亡派”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主体与中心”，“忽视、淡化”甚至是“批判”其他音乐家的成绩与业绩的史学思维模式（第64页）。谈论20世纪中国音乐，程懋筠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题目。刘先生之所以在《历史公案》中数次论及程懋筠，其原因就在于此。可喜的是，程懋筠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功过已引起学界的注意，特别是抗战时期程氏在江西省开展音乐活动的事功，已成为博士研究生论题（详见林媛2009年5月提交给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研究，1933—1946》）。 《历史公案》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史料的注重。年轻的学者，论多于史，肯在史料上下功夫的不多。而刘再生、孙继南、张静蔚、陈聆群等这些功力深厚的老先生却对原始资料极为注重。《历史公案》中所讨论的王光祈1927年致李华萱的五封书信不仅为学界研究王光祈在留德期间与中国音乐界的联系提供了佐证，也为学界日后追寻王光祈为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所做的具体工作提供了研究线索。同样，刘先生通过李华萱后人得到的李氏从未刊行过的《音乐奇零》及目前已难以见到的《俗曲集》和《皮黄曲谱》，无疑为学界研究我国20世纪20年代西潮席卷之下中国音乐研究及出版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实证。刘先生对史料的注重，从其对歌剧《秋子》三种文本的考证和其对陈田鹤歌剧《荆轲》手稿本的考古式的挖掘，看得最为清楚。在刘先生看来：“我国音乐界的文本意识相当薄弱。尤其是作曲家的手稿往往不被社会重视。……中国近代作曲家原始手稿则多淹没无闻，或在社会动荡岁月难以保存；或为后世子孙不识，弃之若敝屣；或作档案材料之于橱柜，难见天日”（第83页）。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刘先生才写下了论《秋子》的歌剧文本、《荆轲》手稿本的论文。也正是有了这样对史实的追求，刘先生才将杨荫浏先生1980年10月28日的一次谈话“花费整整三个月时间将录音盘上的讲话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并把按照谈话的几个中心内容重新组织成文，发表在《音乐研究》”上，最后还“把谈话录音制成光盘附赠读者”（第266—267页）。这样的做法，在我国音乐学界还很少见到。刘先生能见别人所不见，能惜人之不惜，又一次得以证明。
在书写方法上，《历史公案》也与一般枯燥的学术著作不同，优美典雅的语言外，还常夹杂一些作者的感性之言，这也是刘先生的著述都很畅销的原因之一（如《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在2006年修订版之前已重印10次，修订版到2012年3月已印刷6次）。刘靖之在一篇书评中曾注意到刘先生“标题别致、资料翔实、论述中肯”的特点。他说《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的》“90个专题有90个标题，既别致又切题”④。《历史公案》中所收的论文也具有同样的特点，除《歌剧〈秋子〉文本分析及其他》和《杨荫浏关于音乐问题的一次谈话》两篇文章只有主题目外，其余24篇均有副标题。主标题如果不是直接引用诗句（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浓妆淡抹总相宜”等），就是采用诗一般的语言（如“红梅花开 香飘天涯”、“巴蜀神韵 天府名家”、“新作迭出 百舸争流”等）。刘先生的著述无论是论事、述学或随笔都极其注重文采，讲求文体结构的精密与语言表达的干练。刘先生的文笔除清朗、精劲、畅达外，有时还不免有浪漫性的情感性的语言。这样的行文方式，虽然可能会使习惯读学术论文的人略感不安，但有其能激发读者共鸣的长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夸赞蔡梦《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一书能“以多维学术视角研究和解读李焕之的音乐人生”（第216页） “是一部踏实的学术著作”（第221页）的同时，也不忘指出作者“文笔通顺、朴实，尚缺写作文采，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更具震撼力的思想表述”的缺憾（第221页）。不过，笔者不敢完全苟同刘先生的这一看法。作为平心静气讨论学问的“述学之文”毕竟有别于文学创作，与褒贬时事的“论事之文”也有不同。笔者还是喜欢用平和、不加入情感因素的语言，有一说一。钱穆虽强调“鄙意论学文字极宜著意修饰”，但也肯定胡适行文的“清朗”、“精劲”、“无芜词”⑤。当然，乐评、札记和会议发言又另当别论。
若说本书有何可以更加完善之处，笔者所见有二：一是由于此书是以已发表的文章为基础汇集而成，编者在编辑时似乎对所收论文的总体安排也缺乏缜密的思考，因而在总体上缺乏连贯性；二是有些论文的题目有些喧宾夺主，如《〈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李华萱〈音乐奇零〉一书初探》。不过这也只是小疵，当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胡适文存》时，就是不讲文章体式，只是简单的结集。周氏兄弟也采用过这种将不同体式的文章混编的出版形式。鲁迅在《二心集》中，甚至连朋友间的通信也编了进去。⑥
《历史公案》印刷精美，封面设计别致。从总体上来讲，该文集的编辑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除了极少数错字外（如第10页脚注④将齐毓怡写成齐毓诒，第37页将文会馆教师后成为校长的美国传教士赫士Watson M. Hayes 写成Watsonm Hayes等），错误极少。当然这是与刘先生自己所花费的心血（“在整理文集过程中，笔者是将原始文稿和发表文稿逐字对照”）（第267页）分不开的。《历史公案》一书为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者所必备，也应为许多近代文化研究学者所参考学习。
①郭树群《读刘再生的鼎新力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兼评“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理论的创建》，《音乐研究》2010年第4期；王爱国《专题阐释 旁征博引——评刘再生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交响》2010年第2期；常江涛《海纳百川史论交融——评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兼谈重写音乐史》，《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年第1期；司冰琳《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刘再生文论著述折射学术之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年第4期。
②④刘靖之《刘再生的“一家之言”——〈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读后〉》，《音乐艺术》2010年第2期，第133页。
③其中，《音乐研究》7篇（有一篇发表于2003年），《人民音乐》11篇，《中国音乐学》2篇，《音乐艺术》2篇，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篇，《中央音乐学院内部资料文集》1篇。
⑤转引自陈平原《″精心结构″与“明白清楚”——胡适述学文体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8期，第154页。
⑥同⑤，第156—157页。
宫宏宇 新西兰国立UNITEC 理工学院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历史公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著者涉猎领域之广袤。该书共收入刘再生先生2006至2011年在国内各大音乐学刊上发表的文章26篇。③不仅包括探讨学术问题的“述学之文”，也收有人物小传、乐评、书评、会议发言和杂感。“述学之文”以音乐史学方面论题为主，其中尤以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为多。古代音乐史方面的论文只有和曲阜师范大学陈瑞泉合写的《〈荀子·成相〉“相”字析疑兼及“瞽”文化现象》一篇。人物传记类所含甚杂，有凭吊历史人物程懋筠的《纪念一位“边缘”音乐家》，也有为当代作曲家作传的《甲子风云异军突起——中国民族管弦乐领军人物朴东生》，还有评论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成功之道”的《琴弦上的梦幻》和王国潼“艺术生涯”的《开辟·超越·开拓》，更有为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素描”的《信天游的境界》。乐评部分所涉及的人物有作曲家刘文金、顾冠仁、张坚和青年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所讨论的作品包括二胡曲《三门峡畅想曲》、民族交响音画《长征》和歌剧《荆轲》等。所评论的书包括《中国音乐史图鉴》（修订版）、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和乔建中著《土地之歌》（修订版）、蔡梦著《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此外，该文集还收有刘先生在“纪念蓝玉崧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一篇思考“后杨荫浏时代”音乐史学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和《杨荫浏关于音乐问题的一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其涵盖的内容如此之广，是笔者的学识所不及的。这里仅就笔者所感兴趣并略知一二的专题论文谈谈自己的感想。
《历史公案》中笔者所特别感兴趣的学术论文，有论述19世纪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有通过李华萱未出版之《音乐奇零》而对20世纪初音乐史料予以钩沉的《〈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有奋不顾身勇踏“雷区”的讨论萧友梅和冼星海、聂耳“是非恩怨”的《音乐界的一桩历史公案》和“萧友梅与程懋筠战时音乐教育思想兼及音乐创作与历史地位之比较的”的《民族精神境界之升华》；有采用历史长视角通过“‘编者按’作为音乐批评之存在方式”的《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像刘再生教授其他许多著述一样，这些论文既注重理论与议题，也不忘叙事，所以读者在感受到文中所蕴含的理论深度时，也不会产生任何干涩感。
作为以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历史公案》书中的论文处处折射出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研究视角的独特。首先看得到的一种创新就是将以前的研究范式作了一个很好的转移。以往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虽不乏微观的、专题性研究（如张静蔚先生关于学堂乐歌、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李树化的研究；陈聆群先生关于太平天国史事、洋务人士与西方音乐和曾志忞的探讨；以及廖辅叔、钱仁康、韩国鐄先生的众多的文章），但总体上是以“宏大叙事”为主。而刘先生的论文，在体例上，以“微观历史”为主。用刘先生自己的话说，他遵循的是黄翔鹏先生所提倡的“宏观的史、论研究必须与微观的艺术分析密切结合”的方法（第266页）。所以他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一文中，既有对传教士在中国早期音乐教育上所做贡献的客观论述，又有对“登州文会馆”学生习作的音乐学分析。在《歌剧〈秋子〉文本分析及其他》一文中，既有《秋子》在中国歌剧史上历史地位的评价，又有详尽的版本考证和音乐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因是较早正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音乐教育的文章之一，所以还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功用。在该文于2006年在《音乐研究》上发表之前，国内学界很少有正面评价传教士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事功的文章。刘奇《李提摩太夫妇与〈小诗谱〉》（《音乐研究》1988年第1期）、伍雍谊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第七章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刘再生先生虽是音乐学界的宿儒，但其研究取向之独特和论述方法之新颖却并不输当今以方法论为口头禅的年轻学者。相反，因为他有坚实的史料功夫和宽宏的视野，他能见别人所不见，能对容易忽略的层面和角度，做很好的分析和讨论。以《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一文为例，这里作者把目光聚焦于一般学者所不见的“编者按”（包括评论员文章或编辑部附言），以1928年10月《音乐杂志》的“国立音乐院来稿‘编者志’”、1958年第12期《人民音乐》评论员文章、1986年6月《人民音乐》刊头语“致读者”、1991年第10期《人民音乐》“编者按”、1995年第9期《人民音乐》“编者按”、2009年第1期《音乐研究》“编者附言”为个案，通过分析时代背景及点评来凸显“编者按”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所具有的“导向作用”。由于这些“编者按”具有“创造力”或“破坏力”，所以通过这些“风向标”来观测中国音乐批评界八十余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就不能不说是作者“匠心独具”。
《历史公案》中的论文有很强的倾向性，那就是为无声者代言，为受压制者争取“话语权”。刘先生在《历史公案》的〈后记〉中，对该文集中所含文论的缘由、方法途径与目的有如下的提示：“近代音乐历史上曾经有一批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或遭迫害、或被批判、或被边缘化的爱国音乐家，但是，恰恰是他们对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以大量确凿的翔实的史料，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实事求是地为之‘正名’，还以历史本来面貌”（第266页）。在谈到廖辅叔《乐苑谈往》时，刘先生又再一次强调该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以大量确凿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一向被史学界贬为‘学院派’的音乐家群体，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爱国意识，他们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有哪些欢乐与痛苦，他们对近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第65页）。《历史公案》中数篇为萧友梅、程懋筠、李华萱、陈田鹤等这些人物代言的论文，既可以说是刘先生不肯曲学阿世，也可说代表了刘先生为“重写音乐史”所做的具体努力。虽然他对“重写音乐史”这一提法并不十分赞同（第60页），但刘先生也和“重写音乐史”的倡导者们一样，认为学界应力图摆脱长期以来，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救亡派”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主体与中心”，“忽视、淡化”甚至是“批判”其他音乐家的成绩与业绩的史学思维模式（第64页）。谈论20世纪中国音乐，程懋筠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题目。刘先生之所以在《历史公案》中数次论及程懋筠，其原因就在于此。可喜的是，程懋筠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功过已引起学界的注意，特别是抗战时期程氏在江西省开展音乐活动的事功，已成为博士研究生论题（详见林媛2009年5月提交给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研究，1933—1946》）。 《历史公案》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史料的注重。年轻的学者，论多于史，肯在史料上下功夫的不多。而刘再生、孙继南、张静蔚、陈聆群等这些功力深厚的老先生却对原始资料极为注重。《历史公案》中所讨论的王光祈1927年致李华萱的五封书信不仅为学界研究王光祈在留德期间与中国音乐界的联系提供了佐证，也为学界日后追寻王光祈为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所做的具体工作提供了研究线索。同样，刘先生通过李华萱后人得到的李氏从未刊行过的《音乐奇零》及目前已难以见到的《俗曲集》和《皮黄曲谱》，无疑为学界研究我国20世纪20年代西潮席卷之下中国音乐研究及出版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实证。刘先生对史料的注重，从其对歌剧《秋子》三种文本的考证和其对陈田鹤歌剧《荆轲》手稿本的考古式的挖掘，看得最为清楚。在刘先生看来：“我国音乐界的文本意识相当薄弱。尤其是作曲家的手稿往往不被社会重视。……中国近代作曲家原始手稿则多淹没无闻，或在社会动荡岁月难以保存；或为后世子孙不识，弃之若敝屣；或作档案材料之于橱柜，难见天日”（第83页）。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刘先生才写下了论《秋子》的歌剧文本、《荆轲》手稿本的论文。也正是有了这样对史实的追求，刘先生才将杨荫浏先生1980年10月28日的一次谈话“花费整整三个月时间将录音盘上的讲话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并把按照谈话的几个中心内容重新组织成文，发表在《音乐研究》”上，最后还“把谈话录音制成光盘附赠读者”（第266—267页）。这样的做法，在我国音乐学界还很少见到。刘先生能见别人所不见，能惜人之不惜，又一次得以证明。
在书写方法上，《历史公案》也与一般枯燥的学术著作不同，优美典雅的语言外，还常夹杂一些作者的感性之言，这也是刘先生的著述都很畅销的原因之一（如《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在2006年修订版之前已重印10次，修订版到2012年3月已印刷6次）。刘靖之在一篇书评中曾注意到刘先生“标题别致、资料翔实、论述中肯”的特点。他说《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的》“90个专题有90个标题，既别致又切题”④。《历史公案》中所收的论文也具有同样的特点，除《歌剧〈秋子〉文本分析及其他》和《杨荫浏关于音乐问题的一次谈话》两篇文章只有主题目外，其余24篇均有副标题。主标题如果不是直接引用诗句（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浓妆淡抹总相宜”等），就是采用诗一般的语言（如“红梅花开 香飘天涯”、“巴蜀神韵 天府名家”、“新作迭出 百舸争流”等）。刘先生的著述无论是论事、述学或随笔都极其注重文采，讲求文体结构的精密与语言表达的干练。刘先生的文笔除清朗、精劲、畅达外，有时还不免有浪漫性的情感性的语言。这样的行文方式，虽然可能会使习惯读学术论文的人略感不安，但有其能激发读者共鸣的长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夸赞蔡梦《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一书能“以多维学术视角研究和解读李焕之的音乐人生”（第216页） “是一部踏实的学术著作”（第221页）的同时，也不忘指出作者“文笔通顺、朴实，尚缺写作文采，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更具震撼力的思想表述”的缺憾（第221页）。不过，笔者不敢完全苟同刘先生的这一看法。作为平心静气讨论学问的“述学之文”毕竟有别于文学创作，与褒贬时事的“论事之文”也有不同。笔者还是喜欢用平和、不加入情感因素的语言，有一说一。钱穆虽强调“鄙意论学文字极宜著意修饰”，但也肯定胡适行文的“清朗”、“精劲”、“无芜词”⑤。当然，乐评、札记和会议发言又另当别论。
若说本书有何可以更加完善之处，笔者所见有二：一是由于此书是以已发表的文章为基础汇集而成，编者在编辑时似乎对所收论文的总体安排也缺乏缜密的思考，因而在总体上缺乏连贯性；二是有些论文的题目有些喧宾夺主，如《〈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李华萱〈音乐奇零〉一书初探》。不过这也只是小疵，当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胡适文存》时，就是不讲文章体式，只是简单的结集。周氏兄弟也采用过这种将不同体式的文章混编的出版形式。鲁迅在《二心集》中，甚至连朋友间的通信也编了进去。⑥
《历史公案》印刷精美，封面设计别致。从总体上来讲，该文集的编辑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除了极少数错字外（如第10页脚注④将齐毓怡写成齐毓诒，第37页将文会馆教师后成为校长的美国传教士赫士Watson M. Hayes 写成Watsonm Hayes等），错误极少。当然这是与刘先生自己所花费的心血（“在整理文集过程中，笔者是将原始文稿和发表文稿逐字对照”）（第267页）分不开的。《历史公案》一书为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者所必备，也应为许多近代文化研究学者所参考学习。
①郭树群《读刘再生的鼎新力作〈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兼评“中国现代音乐史学转型”理论的创建》，《音乐研究》2010年第4期；王爱国《专题阐释 旁征博引——评刘再生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交响》2010年第2期；常江涛《海纳百川史论交融——评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兼谈重写音乐史》，《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年第1期；司冰琳《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刘再生文论著述折射学术之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年第4期。
②④刘靖之《刘再生的“一家之言”——〈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读后〉》，《音乐艺术》2010年第2期，第133页。
③其中，《音乐研究》7篇（有一篇发表于2003年），《人民音乐》11篇，《中国音乐学》2篇，《音乐艺术》2篇，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篇，《中央音乐学院内部资料文集》1篇。
⑤转引自陈平原《″精心结构″与“明白清楚”——胡适述学文体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8期，第154页。
⑥同⑤，第156—157页。
宫宏宇 新西兰国立UNITEC 理工学院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