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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廷的严正立场
说起中国与奥运会的结缘，人们自然会想到我国首次、也是唯一参加1932年夏季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刘长春，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然而，还在刘长春踏上洛杉矶奥运征途的同时，民国外交官王正廷的身影，就已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刘长春的此次成行，是由张学良私人出资，赞助刘等人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的，接着，王正廷利用自己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与教育家张伯苓等共同努力，在短短几天内向组委会办妥报名手续及签证等事项，包括指示中华体育协进会为刘长春等经上海乘船赴美前，在上海安排食宿及训练场地，使刘长春得以赴美参赛。刘当年从上海黄浦江畔乘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船，从中国赴美时，也正是王正廷向他庄严授旗送行的。那天是1932年7月8日上午。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新关码头欢聚着数千名前来欢送的人群。一会儿，中华体育协进会董事长王正廷偕夫人来到码头，向刘长春一行3人送行。庄严的授旗典礼在码头浮桥处举行。王正廷手执国旗和中华体育协进会会旗，神色凝重地对刘长春说，此次你代表中国运动员参加世界运动大会（即第十届奥运会——笔者），是开国以来第一次，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今天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向你授旗，愿你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中，使中国的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民众的眼前，是乃无上光荣也。
王正廷的这一番话，使刘长春大受鼓舞。从王正廷手中郑重接过旗帜后，刘长春言辞铿锵地答道，“我此次出席世界运动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
刘话音刚落，现场掌声雷动，人们发出一片欢呼。作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赴美确实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刘在洛杉矶奥运赛场上没取得什么成绩，但他的出现，毕竟昭示着中国在世界体坛上的亮相。
今天我们已知道，刘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奥运会，使心怀叵测的日本政府十分恼怒，因为日本政府本来是想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出席此次国际体育盛会的，但此举遭到了像王正廷这样一些中国官员的抵制，并且成功让刘代表中国政府运动员代表成行。所以刘在第十届奥运会上的亮相，不管他成绩如何，首先在体育政治上，就击败了日本政府的险恶企图。
可以说，我国体育运动一开始启动，王正廷就与之结缘了。1882年9月8日，王正廷出生于浙江奉化，小学、中学分别在宁波和上海就读。14岁考入天津北洋西学二等学堂。1907年春，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赴美就读，并于191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民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北洋政府内阁代理总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等职。王正廷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外交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就当了中国代表，1923年到1931年之间，曾经四次当过国民党外交部长，1936年至1939年当驻美大使。
王正廷与体育结缘，始于民国初，当时他与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先生一起发起组织了远东体育协会，决定每两年一次在东亚各国举办远东运动会，该运动会即是今天“亚运会”的前身。1913年，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体育赛即在远东运动会上。1924年8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此次会上，教育家张伯苓与王正廷被推选为会长，沈嗣良为总干事。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这个全国体育组织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从此中国便与国际奥委会建立起了正式关系。王正廷早年曾做过东京中国学生的青年会总干事。1896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协会时，王正廷被推选为董事。民国成立后，他当上众议院的副议长，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袁通缉，他遂从北方来到南方，在上海担任了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
1934年春，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力柴尔举行，当时居心叵测的日本企图导演所谓“满洲国体育协进会”向第十届远东体育运动会主席国菲律宾体育协进会提交“申请”，想入会并派运动员与会。王正廷更予此进行严正声明，坚决反对。见威胁不成，日本体协公然致函中国体协，责问为何拒绝伪满加入远东运动会。中国体协复函驳斥道：伪满系非法政权，这就是理由。3月13日，奉命来华的日本体协代表山本兴忠到上海古拔路（今富民路）直接找王正廷交涉。王正廷严正告之：“这一问题，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见在王正廷这里打不开缺口，山本便从上海直赴马尼拉，并把伪满体协代表也电召到菲律宾。此时已在北平的王正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伪组织参加问题，如我不予承认，决难成为事实。倘日（本）强其参加，我决退出，以示抵抗！”
5月12日，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如期开幕，中、日、菲律宾及印尼等新成员国家的共4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王正廷以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代表的身份，在开幕式上发言，他说道，“吾人在此同聚一堂，即为吾人重视国际运动之最佳证据。鄙人深信本会各会员国，此后仍将继续努力，拥护本会。”王正廷以自己的言和行，捍卫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尊严。
艰难成行奥运路
1948年7月，第十四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王正廷是总领队。由于政府一直没有对补助款额作出决定，为了及早想法，王正廷在11月召开体协理监事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经费筹措委员会，王正廷、孔祥熙、吴铁城、朱家骅、谷正纲、吴国桢、胡文虎七人被推选为委员。是年2月中旬，决定预算为美金15万元，由政府、社会人士、华侨三方面各筹5万元。2月18日，正式发出呈文。结果却杳无回音。张伯苓和王正廷多次催促行政院院长张群，而张一直对王正廷有所不满，直到张临下台前，于5月10日才批准50亿法币，折价美金2.5万元，才一半。而6月4日领到这笔款时，美金牌价已提高一倍，以致王正廷苦笑着说，“好比是代表团一人定做一双鞋子，鞋子做好后一穿，尺码一点不错，就是自己的脚板打了两个对折，看来是不能上路了。”当然，这路是一定要上的，只是仅以这点钱是走不成的。为了申请以批准时牌价兑换外汇，费了不少周折才总算同意。而中央银行坚持以国内牌价折合英镑付款，代表团又要吃亏1000多英镑（因为美元在伦敦的牌价较高）。后来总算解决于6月22日领到了这笔款。从申请到领到款经历了4个月，由王正廷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向国际奥委会争取增加一个中国委员名额的董守义奔走各衙门共41次，在南京和上海间跑了25次。那时的办事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在社会人士捐款这一头，也是经董守义多方努力，经由上海联华篮球队为组织者，公裕行的总经理钟玉亭愿意捐款，并于5月初，由他介绍顾乾麟、顾家振、王统元三人各捐法币20亿，一共80亿。但他们捐款后，提出要求，希望代表团能给他们名义随团出国，费用自理。代表团只得同意。遂聘钟玉亭为代表团顾问，其他3人为随员。由于当时伦敦粮食供应紧张，各国代表团须自备粮食和一部分副食品，再如运动员服装等，即以这部分款支付。
至于华侨方面的捐款，主要由胡文虎运作，胡则派其儿子出面，胡的目的是要为虎标永安堂做宣传。胡是“万金油”的老板，所以把他选为筹募委员会的委员。胡当时“养”着一支“星岛”足球队，他提出要在星岛队里选12个人进入代表团。而足球队只规定18人名额，如答应胡的要求，岂不变成星岛队包办了。后来还是由王正廷出面给胡打电报商量，胡才同意垫拨足球队出国费用，其子胡好当了代表团顾问。
另一代表团顾问、教育部的郝更生自告奋勇到南洋筹款，只是要求体协负担他往来差旅费。王正廷鉴于多方面因素考虑，觉得郝更生此行定会有收获，所以爽快答应。果然，郝不日回国，汇报说菲律宾华侨答应捐款3万美元，但条件是给对方一个名额参加代表团。他还在招待记者时宣布了此行募捐成绩。结果却是出行名额给了，对方答应的捐款却落了空。后来在伦敦，王正廷曾3次要郝去电菲律宾催款，竟连回电都没有。王正廷始终没弄清楚，问题究竟出在菲律宾华侨身上还是郝更生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侨方面，真正筹到一点款的是足球队。他们5月1日起到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巴城、仰光、加尔各答等地进行表演赛，同时筹款。到6月20日，一共进行了26场比赛，由于华侨同胞努力推销门票，所得收入不仅供给足球队路费，还有一部分缴团。
但仅有了这些钱，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接下来还有更为复杂的人事纠葛。当时有人怂恿体育界对代表团有意见的数十人向教育部联名告状，曰“世运代表团组织庞大，主持者徇情营私，巧立名目，位置私人”。教育部也不经调查，即依此下令要代表团解除“自费出国人员九人”的名额，并且通知外交部追回这9人的出国护照。
须知这9人都是由常务理事会通过，给予名义随团出国的。其中两名顾问即钟玉亭、胡文虎的儿子胡好。另外7人分别为秘书和随员。原是由于政府补助不足，不得不接受私人捐款才有此九人随行。如果吊销这些捐款人护照，他们很可能撤回捐款，整个代表团也就出不了国。正是在此棘手的情况下，王正廷出面了。
且说教育部给外交部关于追回九人出国护照的通知送达外交部护照科时，正好让董守义的一位熟人看到，于是，他暂时压下这个通知，赶紧让董守义想办法，他还提议非王正廷亲赴南京，似乎很难挽回。
据董守义《奥林匹克旧事》一文记述，王正廷知道这是郝更生使的“绊子”。缘于他对王当初推选孔祥熙而没有推荐郝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然而凑巧的是，此时郝也正好有求于王正廷。原来半年多前，英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奥运会开幕前举行的一个国际体育娱乐和体健会议，郝很想让教育部派他妻子当代表，借此让她到英国作一次公费旅游。但教育部不肯买单。此时王正廷答应郝，由他担保，郝妻出国费用由代表团负担，郝则负责撤销“控告”代表团的活动。这样双方“皆大欢喜”，经过一番周折，此事终告平息。
可是即使成行，作为总领队的王正廷依然处于随时可能面临的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之中。
负责到底
果然，代表团于7月15日到达伦敦时，手上外汇已花得差不多了，如果筹款接济不上，回国路费都会成问题。于是赶紧向国内打电报告急。教育部回电倒是很迅速，但大家看了却差点背过气去。只见复电曰：“政府不能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这一来，王正廷就犯上了心事。很显然，运动会一结束，如他们没钱买票回国，岂不就流落伦敦街头？
8月15日中午刚过，王正廷的秘书匆匆开车接董守义，说请董和他一起去一家俱乐部，因为王正廷和中国银行经理夏秉芳关系弄僵了。原来这天驻伦敦的大使郑天锡请王正廷在那家俱乐部吃饭，商讨代表团回国飞机票一事。王正廷想先由大使馆出面担保向中国银行借笔款把代表团送走，但是郑天锡和夏秉芳知道政府不会再拨款来，借款后这笔钱很可能就收不回来。这时候王正廷忽然有事要去一趟巴黎，郑天锡生怕他此一去不再回来，那么代表团回国一事，不是都推给他了吗？这可太棘手了。这样一来，郑天锡心里当然老大不快，而且还把这种不快挂到了脸上。
此时王正廷透露，事情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一方面足球队在印度尚有一笔门票收入即将汇来。再则，他说英国朋友也不会看他流落在此，他们也正在设法为他筹款，总之，代表团回国的机票总会有着落的。
夏秉芳觉得王正廷说这番话似乎是在讥讽他不肯伸援手，冲动之下，脱口说道，“王先生，你能捐到英国人的钱，我就给你下跪，给你叩头”。
说来也巧，这天恰巧就有英国朋友给王正廷捐了一笔款，支票就揣在王正廷身上，夏秉芳此言一出，王正廷气不打一处来，也是因为冲动，当即就从口袋里掏出这张支票，放在夏秉芳面前，让他当众下跪、叩头。这下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董守义在《奥林匹克旧事》中写道，“其实，王正廷是找这个机会向大使馆摊牌，一定得当场解决代表团的路费问题……。结果是大使馆同意作保，由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先发飞机票，王正廷守在伦敦，去电纽约找孔祥熙汇钱来解决这笔欠账。这样才算免了夏秉芳的一跪。后来我到了纽约，知道孔祥熙已汇了美金3000元给王正廷。这个数目还是不够的。据我知道，王正廷又向同去的随员顾乾麟借了美金500元，向王景春借了150英镑，把没有吃完的米卖给华侨饭馆得100英镑，其余除了足球队的门票收入和英国朋友所捐的钱之外，据说王正廷自己还掏了腰包，才算料理清楚，离开伦敦。”
1948年，出生后即接受洗礼的王正廷，在内地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于1949年定居香港；1961年病逝，享年79岁。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巴黎举行第五十届年会，已是新中国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的董守义和荣高棠等前往参加。会议开始不久，董守义意外地发现，已经与台湾“体协”切断联系的王正廷突然出现在会议上。“休息期间，我和王正廷会见了。”董守义后来在《奥林匹克旧事续篇》一文中回忆道：“他（王正廷）先表示说，他已经是个74岁的老人了，本来是不打算来的。又说，我们国家闹成这个样子，很痛心，希望我找个时间和他谈谈。我问他在这次会上有什么提案。他摇头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下一天开会时，我又主动找王正廷谈话，把国内（大陆）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说：‘我们过去所梦想的，现在正在实现中，你不信，可以回国（大陆）看看。’他说：‘这些我也知道。’但是我约他到我旅馆来再谈谈时，他推托事情忙，不便约定。后来就一直没有见面。”
在这次会议上，当时不乏有人在国际势力操纵下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奥委会”。而王正廷自始至终没有以台湾代表身份说话，更没有对新中国有什么微词。两年后，他在索非亚国际奥委会第五十三届年会上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而应聘为名誉委员。据知，1952年王正廷开始撰写回忆录。有资料记载，王正廷回忆录约有25章，在他生前从未示人，王正廷逝世后，回忆录手稿由其夫人周淑英收藏，周去世后传诸长子恭琛；恭琛不幸于1971年病故，回忆录手稿再传之恭琛三弟恭瑞珍藏。为了确保回忆录手稿无虞，1981年4月，王氏家人商议后，决定将这份珍贵手稿捐赠给耶鲁大学收藏，耶鲁大学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接收仪式，并将手稿珍藏于东亚图书馆“王正廷室”内，并定该周为“王正廷周”，还组织了“王正廷与中国”专题报告会、王正廷生平史料陈列等活动。相信随着奥运会在中国的召开，尤其是王正廷回忆录一旦有望部分或全部向全世界读者陆续开放，人们一定会对王正廷，以及中国早期在奥运之路上的艰难跋涉，有更多的了解。■
编辑：盛汉卿
说起中国与奥运会的结缘，人们自然会想到我国首次、也是唯一参加1932年夏季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刘长春，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然而，还在刘长春踏上洛杉矶奥运征途的同时，民国外交官王正廷的身影，就已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刘长春的此次成行，是由张学良私人出资，赞助刘等人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的，接着，王正廷利用自己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与教育家张伯苓等共同努力，在短短几天内向组委会办妥报名手续及签证等事项，包括指示中华体育协进会为刘长春等经上海乘船赴美前，在上海安排食宿及训练场地，使刘长春得以赴美参赛。刘当年从上海黄浦江畔乘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船，从中国赴美时，也正是王正廷向他庄严授旗送行的。那天是1932年7月8日上午。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新关码头欢聚着数千名前来欢送的人群。一会儿，中华体育协进会董事长王正廷偕夫人来到码头，向刘长春一行3人送行。庄严的授旗典礼在码头浮桥处举行。王正廷手执国旗和中华体育协进会会旗，神色凝重地对刘长春说，此次你代表中国运动员参加世界运动大会（即第十届奥运会——笔者），是开国以来第一次，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今天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向你授旗，愿你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中，使中国的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民众的眼前，是乃无上光荣也。
王正廷的这一番话，使刘长春大受鼓舞。从王正廷手中郑重接过旗帜后，刘长春言辞铿锵地答道，“我此次出席世界运动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
刘话音刚落，现场掌声雷动，人们发出一片欢呼。作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赴美确实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刘在洛杉矶奥运赛场上没取得什么成绩，但他的出现，毕竟昭示着中国在世界体坛上的亮相。
今天我们已知道，刘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奥运会，使心怀叵测的日本政府十分恼怒，因为日本政府本来是想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出席此次国际体育盛会的，但此举遭到了像王正廷这样一些中国官员的抵制，并且成功让刘代表中国政府运动员代表成行。所以刘在第十届奥运会上的亮相，不管他成绩如何，首先在体育政治上，就击败了日本政府的险恶企图。
可以说，我国体育运动一开始启动，王正廷就与之结缘了。1882年9月8日，王正廷出生于浙江奉化，小学、中学分别在宁波和上海就读。14岁考入天津北洋西学二等学堂。1907年春，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赴美就读，并于191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民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北洋政府内阁代理总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等职。王正廷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外交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就当了中国代表，1923年到1931年之间，曾经四次当过国民党外交部长，1936年至1939年当驻美大使。
王正廷与体育结缘，始于民国初，当时他与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先生一起发起组织了远东体育协会，决定每两年一次在东亚各国举办远东运动会，该运动会即是今天“亚运会”的前身。1913年，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体育赛即在远东运动会上。1924年8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此次会上，教育家张伯苓与王正廷被推选为会长，沈嗣良为总干事。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这个全国体育组织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从此中国便与国际奥委会建立起了正式关系。王正廷早年曾做过东京中国学生的青年会总干事。1896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协会时，王正廷被推选为董事。民国成立后，他当上众议院的副议长，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袁通缉，他遂从北方来到南方，在上海担任了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
1934年春，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力柴尔举行，当时居心叵测的日本企图导演所谓“满洲国体育协进会”向第十届远东体育运动会主席国菲律宾体育协进会提交“申请”，想入会并派运动员与会。王正廷更予此进行严正声明，坚决反对。见威胁不成，日本体协公然致函中国体协，责问为何拒绝伪满加入远东运动会。中国体协复函驳斥道：伪满系非法政权，这就是理由。3月13日，奉命来华的日本体协代表山本兴忠到上海古拔路（今富民路）直接找王正廷交涉。王正廷严正告之：“这一问题，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见在王正廷这里打不开缺口，山本便从上海直赴马尼拉，并把伪满体协代表也电召到菲律宾。此时已在北平的王正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伪组织参加问题，如我不予承认，决难成为事实。倘日（本）强其参加，我决退出，以示抵抗！”
5月12日，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如期开幕，中、日、菲律宾及印尼等新成员国家的共4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王正廷以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代表的身份，在开幕式上发言，他说道，“吾人在此同聚一堂，即为吾人重视国际运动之最佳证据。鄙人深信本会各会员国，此后仍将继续努力，拥护本会。”王正廷以自己的言和行，捍卫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尊严。
艰难成行奥运路
1948年7月，第十四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王正廷是总领队。由于政府一直没有对补助款额作出决定，为了及早想法，王正廷在11月召开体协理监事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经费筹措委员会，王正廷、孔祥熙、吴铁城、朱家骅、谷正纲、吴国桢、胡文虎七人被推选为委员。是年2月中旬，决定预算为美金15万元，由政府、社会人士、华侨三方面各筹5万元。2月18日，正式发出呈文。结果却杳无回音。张伯苓和王正廷多次催促行政院院长张群，而张一直对王正廷有所不满，直到张临下台前，于5月10日才批准50亿法币，折价美金2.5万元，才一半。而6月4日领到这笔款时，美金牌价已提高一倍，以致王正廷苦笑着说，“好比是代表团一人定做一双鞋子，鞋子做好后一穿，尺码一点不错，就是自己的脚板打了两个对折，看来是不能上路了。”当然，这路是一定要上的，只是仅以这点钱是走不成的。为了申请以批准时牌价兑换外汇，费了不少周折才总算同意。而中央银行坚持以国内牌价折合英镑付款，代表团又要吃亏1000多英镑（因为美元在伦敦的牌价较高）。后来总算解决于6月22日领到了这笔款。从申请到领到款经历了4个月，由王正廷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向国际奥委会争取增加一个中国委员名额的董守义奔走各衙门共41次，在南京和上海间跑了25次。那时的办事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在社会人士捐款这一头，也是经董守义多方努力，经由上海联华篮球队为组织者，公裕行的总经理钟玉亭愿意捐款，并于5月初，由他介绍顾乾麟、顾家振、王统元三人各捐法币20亿，一共80亿。但他们捐款后，提出要求，希望代表团能给他们名义随团出国，费用自理。代表团只得同意。遂聘钟玉亭为代表团顾问，其他3人为随员。由于当时伦敦粮食供应紧张，各国代表团须自备粮食和一部分副食品，再如运动员服装等，即以这部分款支付。
至于华侨方面的捐款，主要由胡文虎运作，胡则派其儿子出面，胡的目的是要为虎标永安堂做宣传。胡是“万金油”的老板，所以把他选为筹募委员会的委员。胡当时“养”着一支“星岛”足球队，他提出要在星岛队里选12个人进入代表团。而足球队只规定18人名额，如答应胡的要求，岂不变成星岛队包办了。后来还是由王正廷出面给胡打电报商量，胡才同意垫拨足球队出国费用，其子胡好当了代表团顾问。
另一代表团顾问、教育部的郝更生自告奋勇到南洋筹款，只是要求体协负担他往来差旅费。王正廷鉴于多方面因素考虑，觉得郝更生此行定会有收获，所以爽快答应。果然，郝不日回国，汇报说菲律宾华侨答应捐款3万美元，但条件是给对方一个名额参加代表团。他还在招待记者时宣布了此行募捐成绩。结果却是出行名额给了，对方答应的捐款却落了空。后来在伦敦，王正廷曾3次要郝去电菲律宾催款，竟连回电都没有。王正廷始终没弄清楚，问题究竟出在菲律宾华侨身上还是郝更生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侨方面，真正筹到一点款的是足球队。他们5月1日起到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巴城、仰光、加尔各答等地进行表演赛，同时筹款。到6月20日，一共进行了26场比赛，由于华侨同胞努力推销门票，所得收入不仅供给足球队路费，还有一部分缴团。
但仅有了这些钱，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接下来还有更为复杂的人事纠葛。当时有人怂恿体育界对代表团有意见的数十人向教育部联名告状，曰“世运代表团组织庞大，主持者徇情营私，巧立名目，位置私人”。教育部也不经调查，即依此下令要代表团解除“自费出国人员九人”的名额，并且通知外交部追回这9人的出国护照。
须知这9人都是由常务理事会通过，给予名义随团出国的。其中两名顾问即钟玉亭、胡文虎的儿子胡好。另外7人分别为秘书和随员。原是由于政府补助不足，不得不接受私人捐款才有此九人随行。如果吊销这些捐款人护照，他们很可能撤回捐款，整个代表团也就出不了国。正是在此棘手的情况下，王正廷出面了。
且说教育部给外交部关于追回九人出国护照的通知送达外交部护照科时，正好让董守义的一位熟人看到，于是，他暂时压下这个通知，赶紧让董守义想办法，他还提议非王正廷亲赴南京，似乎很难挽回。
据董守义《奥林匹克旧事》一文记述，王正廷知道这是郝更生使的“绊子”。缘于他对王当初推选孔祥熙而没有推荐郝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然而凑巧的是，此时郝也正好有求于王正廷。原来半年多前，英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奥运会开幕前举行的一个国际体育娱乐和体健会议，郝很想让教育部派他妻子当代表，借此让她到英国作一次公费旅游。但教育部不肯买单。此时王正廷答应郝，由他担保，郝妻出国费用由代表团负担，郝则负责撤销“控告”代表团的活动。这样双方“皆大欢喜”，经过一番周折，此事终告平息。
可是即使成行，作为总领队的王正廷依然处于随时可能面临的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之中。
负责到底
果然，代表团于7月15日到达伦敦时，手上外汇已花得差不多了，如果筹款接济不上，回国路费都会成问题。于是赶紧向国内打电报告急。教育部回电倒是很迅速，但大家看了却差点背过气去。只见复电曰：“政府不能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这一来，王正廷就犯上了心事。很显然，运动会一结束，如他们没钱买票回国，岂不就流落伦敦街头？
8月15日中午刚过，王正廷的秘书匆匆开车接董守义，说请董和他一起去一家俱乐部，因为王正廷和中国银行经理夏秉芳关系弄僵了。原来这天驻伦敦的大使郑天锡请王正廷在那家俱乐部吃饭，商讨代表团回国飞机票一事。王正廷想先由大使馆出面担保向中国银行借笔款把代表团送走，但是郑天锡和夏秉芳知道政府不会再拨款来，借款后这笔钱很可能就收不回来。这时候王正廷忽然有事要去一趟巴黎，郑天锡生怕他此一去不再回来，那么代表团回国一事，不是都推给他了吗？这可太棘手了。这样一来，郑天锡心里当然老大不快，而且还把这种不快挂到了脸上。
此时王正廷透露，事情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一方面足球队在印度尚有一笔门票收入即将汇来。再则，他说英国朋友也不会看他流落在此，他们也正在设法为他筹款，总之，代表团回国的机票总会有着落的。
夏秉芳觉得王正廷说这番话似乎是在讥讽他不肯伸援手，冲动之下，脱口说道，“王先生，你能捐到英国人的钱，我就给你下跪，给你叩头”。
说来也巧，这天恰巧就有英国朋友给王正廷捐了一笔款，支票就揣在王正廷身上，夏秉芳此言一出，王正廷气不打一处来，也是因为冲动，当即就从口袋里掏出这张支票，放在夏秉芳面前，让他当众下跪、叩头。这下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董守义在《奥林匹克旧事》中写道，“其实，王正廷是找这个机会向大使馆摊牌，一定得当场解决代表团的路费问题……。结果是大使馆同意作保，由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先发飞机票，王正廷守在伦敦，去电纽约找孔祥熙汇钱来解决这笔欠账。这样才算免了夏秉芳的一跪。后来我到了纽约，知道孔祥熙已汇了美金3000元给王正廷。这个数目还是不够的。据我知道，王正廷又向同去的随员顾乾麟借了美金500元，向王景春借了150英镑，把没有吃完的米卖给华侨饭馆得100英镑，其余除了足球队的门票收入和英国朋友所捐的钱之外，据说王正廷自己还掏了腰包，才算料理清楚，离开伦敦。”
1948年，出生后即接受洗礼的王正廷，在内地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于1949年定居香港；1961年病逝，享年79岁。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巴黎举行第五十届年会，已是新中国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的董守义和荣高棠等前往参加。会议开始不久，董守义意外地发现，已经与台湾“体协”切断联系的王正廷突然出现在会议上。“休息期间，我和王正廷会见了。”董守义后来在《奥林匹克旧事续篇》一文中回忆道：“他（王正廷）先表示说，他已经是个74岁的老人了，本来是不打算来的。又说，我们国家闹成这个样子，很痛心，希望我找个时间和他谈谈。我问他在这次会上有什么提案。他摇头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下一天开会时，我又主动找王正廷谈话，把国内（大陆）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说：‘我们过去所梦想的，现在正在实现中，你不信，可以回国（大陆）看看。’他说：‘这些我也知道。’但是我约他到我旅馆来再谈谈时，他推托事情忙，不便约定。后来就一直没有见面。”
在这次会议上，当时不乏有人在国际势力操纵下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奥委会”。而王正廷自始至终没有以台湾代表身份说话，更没有对新中国有什么微词。两年后，他在索非亚国际奥委会第五十三届年会上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而应聘为名誉委员。据知，1952年王正廷开始撰写回忆录。有资料记载，王正廷回忆录约有25章，在他生前从未示人，王正廷逝世后，回忆录手稿由其夫人周淑英收藏，周去世后传诸长子恭琛；恭琛不幸于1971年病故，回忆录手稿再传之恭琛三弟恭瑞珍藏。为了确保回忆录手稿无虞，1981年4月，王氏家人商议后，决定将这份珍贵手稿捐赠给耶鲁大学收藏，耶鲁大学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接收仪式，并将手稿珍藏于东亚图书馆“王正廷室”内，并定该周为“王正廷周”，还组织了“王正廷与中国”专题报告会、王正廷生平史料陈列等活动。相信随着奥运会在中国的召开，尤其是王正廷回忆录一旦有望部分或全部向全世界读者陆续开放，人们一定会对王正廷，以及中国早期在奥运之路上的艰难跋涉，有更多的了解。■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