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一天，涪陵区大木乡。
　　绵绵细雨中，浓浓云雾萦绕在山间。
　　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辆汽车缓缓向乡场蠕动。
　　汽车上，大木乡政府新任乡长杨伟（现任乡党委书记）盯着车窗外，心里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他即将赴任的大木乡，距离涪陵城区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位于海拔1000-1700米的高山上。
　　因为山高路远、产业薄弱，当地群众饱受贫困之苦，全乡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在全区垫底。
　　锁定瓶颈
　　——精准识别贫困户，精确评定贫困村，根据不同贫困村的贫困程度和致贫特性，合理引导政策、项目、资金及技术等扶贫资源与之对接。
　　很久以前，杨伟就听说了大木乡的“穷名”。
　　因为穷，乡亲们天天吃洋芋、包谷，还经常吃不饱；村里姑娘只想嫁出去，村里汉子老讨不到媳妇，大木乡也成了“光棍”的聚集地。
　　因为穷，让当地人活得苦，也让人们心里来了气。
　　2006年，大木乡党委、政府立下誓言：一定要摘掉贫困帽！
　　在随后的日子里，当地在区委、区政府支持下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穷乡僻壤渐渐有了起色。
　　…………
　　在各种关于大木乡的回忆中，汽车慢慢驶入乡场。
　　当天晚些时候，杨伟进行了第一次实地调研。
　　顺着场镇仅600米长的主干道，他慢慢向前移动脚步。
　　不一会儿，他就穿过了场镇。
　　他苦笑着转过身，原路往回走，如此反复了三五次。
　　其间，伴随着脚步，他的脑子也一起动了起来。
　　“经过之前的持续用力，大木具有了一定的脱贫基础，却仍旧面临一些瓶颈。啃不下这些硬骨头，大木就不可能彻底消除贫困。”杨伟说。
　　第一个闪现于脑海的瓶颈，就是扶贫资源的优化精准配置问题。“每个贫困村都有个性，因为当地致贫原因、资源禀赋和脱贫潜力各异。正因为这些个性，针对贫困村的扶贫帮扶一定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必须量身定制、精准定位。”杨伟说。
　　如何“量身定制”？
　　在全市乃至全国，不少扶贫干部都在问。
　　2015年7月，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打响伊始，涪陵区扶贫办主任王兴勇率队来大木乡调研。
　　其间，杨伟和王兴勇聊到了瓶颈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目前，我们正在设计相关制度。”王兴勇说完，神秘一笑。
　　十来天后，杨伟听到了一个消息：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四定四评”扶贫工作法。
　　何谓“四定四评”？“即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组织建设四个方面，设定包含30项指标的100分制测评体系，按得分把全区63个贫困村分为重点贫困村（60分以下）、易返贫贫困村（60—84分）和稳定脱贫村（85分及以上）三类，以找准整村扶贫差距和制约瓶颈，分类制订帮扶措施，在保证每个村200万元市级财政扶贫资金的前提下，用区级财政配套资金和行业部门资金进行‘靶向瞄准，定点清除’，确保63个村如期实现脱贫销号。”涪陵区委书记秦敏说。
　　很快，大木乡的宣王、土井两个贫困村，被评定为“稳定脱贫村”。
　　突破瓶颈之后，一系列攻坚随即展开。
　　提升平台
　　——随着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改善，有相当一部分贫困户可以实现自主脱贫。因此，提升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平台，就是向彻底脱贫迈出的关键一步。
　　2016年3月29日下午，大木乡“避暑休闲一条街”。
　　街道上，游人熙熙攘攘。
　　欧式风情的农家乐里，张志远与妻子徐建梅迎來了一天里最忙的时间。
　　这天，他们要为两桌客人准备饭菜。
　　张志远取下一块风干的腊肉，放上案板。
　　一刀下去，刀锋上油光闪现。
　　这时，徐建梅把锅烧热，一勺清油倒下，一股蓝烟夹着菜籽香飘出。
　　一切准备妥当，她将腊肉与花菜先后下锅，迅速翻炒。
　　在“吱吱”声和浓香中，徐建梅不断加入调料，一道农家美味大功告成。
　　张志远手捧美味，送到食客面前。
　　食客大快朵颐，赞不绝口。
　　张志远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如今，通过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张志远一家到山下开办起农家乐，年收入突破20万元。
　　而在几年前，在高山上务农的张志远家，还穷得叮当响。
　　迫于无奈，张志远到大山外当起了汽车驾驶员。
　　很快，张志远就郁闷地发现，仅凭自己跑运输每个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要让家庭脱贫纯属杯水车薪。
　　在大木乃至整个涪陵，“张志远们”构成了贫困户群体的主力，他们既具有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也拥有完全的劳动能力甚至一定的技术能力，却因生活环境存在致贫短板，才迟迟不能摆脱贫困。
　　如何助他们一臂之力？“部分高山上的贫困户，搬下来参与产业发展，自然就脱贫了；村里没通公路的贫困户，等公路修通了，农产品能买到山外了，也就能脱贫了。因此，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就能帮助很大一部分人脱贫。”王兴勇说。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大木乡展开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攻坚战。“我们的主战场是依托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持续动员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搬下山，再借助相关产业项目实现自主脱贫。”杨伟说。
　　在这场攻坚战中，张志远全家来到山下，住进了“避暑休闲一条街”。
　　凭借当地发展迅猛的旅游业，他家很快脱了贫。
　　企民抱团
　　——推动产业扶贫项目、龙头企业和致富大户与贫困群众深度融合，将务工、土地流转或农产品营销等单一增收模式拓展为“工资性收入 资产性收入 农产品营销收入……”的复合增收模式。 　　2016年3月29日上午，涪陵区大木乡。
　　春光从云层里钻出，穿过大木花谷景区的翠绿林隙，在石子路上留下斑驳影像。
　　蜿蜒曲折的石子路两侧，千亩花海绚丽怒放。
　　一阵风起，花海涟漪荡漾。
　　涟漪间，当地农户吴治明正俯身照料花田。
　　忙了一会，吴治明伸直腰杆，望着满目花海出了神。
　　如今，他把土地流转给景区，又到景区里当起了养花工人，还享受到了景区门票分红。
　　而在前些年，这样的日子对吴治明和乡亲们来说，还是天方夜谭。
　　以前，老吴一家祖祖辈辈都在种包谷、洋芋，收入低，还不稳定。
　　就在这时，老吴遇到了一个“贵人”。
　　约莫45岁的夏雨，曾经营过一家花草营销公司。
　　第一次创业成功后，她看上了大木的生态环境。
　　“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发展花卉旅游。”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到大木进行二次创业。
　　很快，在区委、区政府引导下，夏雨成立了重庆天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入驻大木打造“大木花谷”。
　　对这次创业，夏雨有两大目标。
　　“一是凭借大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打造领衔全国的花木生态旅游景区；二是通过探索复合型助农增收模式，打造当地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稳定增收机制。”夏雨说。
　　如何实现“复合增收”？
　　入驻之初，夏雨进行了土地流转，也雇佣了不少村民务工。同时，大木花谷还探索了一条和当地群众深度融合的蹊径——动员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以土地入股，成为大木花谷景区股东，以享受景区门票收入催生的分红。
　　这样，一个“土地流转租金 务工收入 景区门票分红”的复合增收模式诞生了。
　　2015年，通过这个增收模式，吴治明和老伴收入近9万元，成功脱了贫。
　　长效托底
　　——对于残疾人、慢性病人、农村老人等无劳动力或弱劳动力群体，常规脱贫模式很难奏效。因此，必须整合政策和产业扶贫资源，对这部分人群进行长效托底。
　　2016年3月29日晚，大木乡宣王村，一个四口之家的院子里，鸡舍灯光明亮。
　　村民陈国林推开鸡舍，一片“叽叽喳喳”声音传出。
　　鸡舍里，近40只小鸡正仰着头，用侧眼盯着陈国林。
　　见陈国林去舀玉米面，小鸡们叫得更大声了。
　　这时，只见陈国林用拇指抠着装满玉米面的瓷盆，抖着手腕，迅速划过食槽。
　　玉米面均匀地泻下。
　　“多吃点，长快点。” 陳国林望着小鸡，嘴里嘟囔着。
　　忙活完毕，陈国林来到客厅坐下。
　　但他刚吸进一口气，一股力量就从腹中顶上嗓子，咳嗽起来。
　　“这该死的肺病！”陈国林皱了皱眉。
　　如今，因身患肺病，陈国林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他家也被认定为扶贫兜底户——其父亲年迈，一双儿女尚幼。
　　在大木乡，像这样的贫困户有26户。
　　“为帮助这部分群众脱贫，我们按照区委、区政府的部署，打捆使用医保、社保、低保等保障政策，对他们进行托底；同时又引入一些投入劳动力较低的项目，帮助他们持续增收。”杨伟说。
　　2015年，陈国林被认定为扶贫兜底户。
　　很快，乡干部给他送来了作为扶贫项目的土鸡苗。
　　2015年底，通过养鸡、低保补助、土地流转等收入，陈国林家庭年收入达到15775元，成功脱贫。
　　而对“陈国林们”而言，摘了贫困帽仅仅是稳定脱贫的开始。
　　“针对贫困户返贫问题，区委、区政府设计了相关帮扶政策三年不动摇、对口扶贫资源三年不脱钩的长效稳定机制。”杨伟说。
　　至此，在区委、区政府引导下，大木乡打通了从贫困识别、基础建设、产业融合到政策兜底的全链条扶贫体系。
　　2016年初，涪陵区接受了扶贫脱困验收，顺利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和全区其他乡镇一起，曾有涪陵“第一穷乡”之称的大木乡，实现了当年立下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