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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由长沙迁至昆明，正式合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久，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分别是三所大学的校长）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联大工作。但由于蒋、张二人在陪都重庆另有公职，很难对联大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故而昆明时期的联大，只好由梅贻琦一人领衔主持。从这时候起，梅贻琦成为了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者，一直持续到1946年北迁复校。
工作中的梅贻琦，始终兢兢业业，毫不懈怠，于战火纷飞中勉力维护联大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富生活情趣的人，比如他对酒的嗜爱。
嗜酒
在《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前言中，梅贻琦的公子梅祖彦先生这样写道：“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事实上，梅祖彦先生这样的说法相当含蓄，细读《日记》，会发现梅贻琦并不是儿子眼中的“喜欢喝酒”，而是嗜酒好饮。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其1941—1946年的日记中，仅明确写了自己喝酒的就有240多条，这还不算一些只记吃饭没写喝酒的日记。推测起来，以梅贻琦好饮善饮的性情，在这些觥筹交错宾主俱欢的饭局上，应该都少不了美酒的助兴。以此来说，虽则国难当头，但对于喝酒这件事情，梅校长可谓雷打不动，雅兴无减。
梅贻琦为何会如此好饮？笔者赞同梅祖彦先生的说法，即是出于当时社交的需要。主持联大工作期间，梅氏可谓日理万机，而最占用他时间的事情首推各种社交应酬。《日记》显示，不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或是抗战胜利后辗转南京、武汉、上海、北平等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登门来访者需要接待。联大时期的梅贻琦，身居要位，前来求其办事或寻求救济者络绎不绝，亦在情理之中。这些接待，不仅仅是简单的会客和谈话，还包括偶尔的陪饭或留饭，这时候酒便成了必备之需。如1946年2月23日，当晚先是会见一位杨老先生，后又会见郑婴，为了款待这位朋友，梅贻琦“略购冷荤与小酌，但益感室内冷寂耳”。
除了会客接待之外，应酬日常中的各种饭局，更是梅贻琦尤为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些饭局有的是同事同仁，有的是新雨故旧，还有的是社会贤达，更有当时迁移到昆明的各种机关领导、中央派来的随员、欧美国际人士等等，且几乎是酒不离口、逢饭必饮。如1946年5月7日至15日，几乎餐餐都是酒肉穿肠，醉意薰薰。5月7日中午，梅贻琦携夫人韩咏华等赴昆明士绅庾晋侯之约，“先饮云南土产米酒一种，尚好，继以升酒则殊烈，勉饮一大杯后未敢再进”，晚上又将庾氏赠送的一条活鱼烹好，“原约庾等再来家小酌”，看来中午没有尽兴，晚上还要接着喝，可惜左等右等，庾氏都没有来赴约，乃与章、李、叶等便饭”。8日，中午及晚饭都是赴约，虽然没有提及喝酒，但推测“小酌”的可能性极大。因该日晚上做东者为龙云长子龙纯武，陪坐者为“光旦夫妇、芝生夫妇、范秉哲夫妇”，这样的饭局，不喝酒简直不可想象。9日，中午云南“工商巨子”严燮成请客，男女宾主共摆了四桌，“菜馔甚丰盛”。晚上，辛亥元老、陆军上将黄毓成请客，“两桌，皆滇省耆宿”，席上又遇到庾晋侯，“又为强饮升酒一大杯，而继而又起者四五起，而既不可却，又不欲示弱，于是又三四杯矣”，棋逢对手，竟然在耆宿名流面前悍然斗起了酒……
通读《日记》，会发现有关梅贻琦喝酒的记载俯仰可拾，伴随了其主持联大工作之始终。在笔者看来，这么多的酒局中，固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缘于公务应酬，属于不可不喝之酒，但也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梅贻琦落拓豪爽、喜欢纵酒买醉的独特性格所致。
知酒
梅贻琦不仅好酒，从《日记》中多处记录来看，他还是一个资深饕客，就像我们今天点了外卖会刷评价一样，梅贻琦在日记中对自己每天吃过的酒饭几乎都会进行点评，俨然一位品酒大师或美食家。每次喝的酒好与不好，《日记》中多有记录，如“酒甚好”“酒尚好”“酒甚烈”“颇烈”等，而如果某次和朋友们吃饭，酒和饭食都比较好，他就会打好评，写上“酒肴颇好”“饮食甚欢”“酒则颇好”之类的评语;如果一般般，就会打中评，写上“尚可”“酒饭亦簡单可口”等;而如果酒也不好，菜也不好，那肯定就是差评，写上“酒菜皆不好”“惜虾不甚新鲜”“酒菜及同座皆无意味”“菜颇不佳，酒尚好”“菜甚多而不佳，酒亦劣”等。如1946年6月22日，梅贻琦与客人吃饭，喝到了假葡萄酒，“甚坏”，勉强只饮了两三杯。
更有趣的是，为了能喝得开心，在和一些关系比较好或者场合随意的饭局中，梅贻琦还会亲自携美酒而去，如1941年11月3日晚饭后见月色甚好，便“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闲谈”;1942年9月16日晚上，因近来学生注册问题甚多而约杨石先、李辑祥、沈履等人开会，“携威士忌一小瓶以飨诸君”，开会也不忘喝酒;1946年1月8日与众人相约去看茶花，结果迷了路，后转至一山坡草地上卧游，午后下山到友人家中包韭菜饺子吃，“携酒快饮，颇饶逸趣，韭菜包饺尤为适口，任性吞食，总在二三十之间矣”。
酒逢知己千杯少，在饭局中遇到了同样的酒中豪杰，喝得痛快，归来之后，梅贻琦便会在《日记》中记“畅快”“痛饮”“快饮”等语，或者干脆当场斗酒，毫不避让。又或者对座中善饮者时常流露出惺惺相惜之情，如1945年9月1日，大赞陈雪屏“颇善饮，共消十余斤，畅快之至”。在梅贻琦所有的酒友中，杨振声、陈雪屏可能是少数能与之一比高下的人，《日记》中多次记载他与杨、陈二君喝酒之事，且每次都尽兴而归，可谓真正的“酒肉知己”。
而如果座中无人善饮，或者没喝开心，则会流露出满满的遗憾。如1943年2月19日晚请客，“出李希尧所赠陈绍飨之，惜善饮者不多耳”，翌日，联大同事十七八人聚餐，“约余夫妇参加，颇欢洽，亦有酒兴不差者”，据此推测仍旧是没有喝开心。1944年7月23日晚，因吃饭的时候“又复落雨”，导致“诸人咸有戒心，未能畅饮”。1945年11月6日晚约卫、关、邱、袁诸将官及夫人便饭，“惜无人能饮者”。 酒量
酒在梅贻琦眼里，不仅仅是充塞口腹之欲，更可借以浇胸中块垒，遇到快意振奋之事，理所当然地要多喝几杯。如此嗜酒，都会喝些什么酒呢？和今天白酒大行其道的情况不同，在梅贻琦生活的1940年代，占据中国人酒桌的多是黄酒和配制酒，偶尔也会有白酒，但仍不常见。不过，从《日记》中来看，梅贻琦喝过的酒的品类较为繁杂，既有绍酒、玫瑰升、陈枣酒、青梅酒、枸杞酒这样的传统配制酒，也有威士忌、红白兰地、葡萄酒、干红、日本清酒、啤酒等这样的进口洋酒，还有云南当地的罗丝钉、大曲、米酒、升酒等，更有日后成为国酒之尊的茅台。从《日记》的记载来看，1940年代茅台酒还远未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中坚及上流社会中对酒类的选择，仍以传统配制酒或洋酒为主，虽则茅台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名扬中外。能喝到这么多不同的酒，主要原因是梅贻琦日常所接触的社会往来关系殊为复杂，既有联大同仁，也有一般市井友朋，还有达官显贵、外国人士等等，每一位不同的宾主，都让梅贻琦多了一番品味不同美酒的机会。
如此嗜酒，有没有喝醉过呢？当然有。对梅贻琦来说，“微醉”“半醉”只能算是喝酒的常态，酩酊酣醉喝到呕吐则属于常态中的“高潮”。如1941年8月4日晚在刘太太家吃饭，不胜款待，牛饮一番，“饭后即呕吐上床”，罗常培也一同喝醉。所不同的是，罗吐了两次，而梅只吐了一次，酒醒后还代女主人打了一圈麻将，然后“在堂屋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者”。8月11日与张充和等十余人吃饭，“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杆送归”，害得张充和等放心不下，第二天专程来探望，所幸“尚无不适”。1946年6月17日自南京飞北平，当晚在全聚德宴请美国驻北平领事及其他客人，席上饮啤酒及绍酒，“外客皆甚满意”，十点多随陈雪屏、郑天挺等人至公寓，可能还有事要谈，结果到了室内，“就座竟即睡去”，又一次喝高了。一直睡到十二点多才醒来，“孟真（即傅斯年——笔者注）等尚在陪伴，甚歉愧”。
日日醒复醉，总也不是好事情，对此，梅贻琦也有过反思，如1945年10月14日饮“罗丝钉”酒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之后，梅贻琦自我反思道：“以后应力戒，少饮。”但那只是一时的情绪而已，嗜酒贪杯的梅校长，怎么能抵挡住美酒佳肴的诱惑呢。
雅好
梅贻琦虽然非常好酒，但酒并不是他唯一的快乐源泉，酒之外，梅贻琦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爱好”，比如看竹、观景等，共同编织着他的抗战生活。
看竹即打麻将，有关记载在《日记》中很多。如1941年1月5日，农历腊八，正逢梅贻琦生日，中午和晚上相继有人约饭祝寿，主要是联大的同仁，如蒋梦麟、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樊际昌、黄子坚、查良钊等。这一天，尽管响过防空警报，但大家过得相当放松，“一日与樊、饶、章、蒋太太等看竹廿余周”。不过，梅贻琦的牌技似乎一直都不是很好，常常胜少负多，如1941年1月5日“又负十余元”，3月6日“小负”;1945年3月22日“所负较上次为多矣”。1946年1月8日，午饭后看竹“获三千有零”，总算赢了一次，结果晚上手痒难耐，又与人竹战，终致“日间所赢，晚间尽输去矣”。
看竹纯属消遣，并不足以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真正能够让他内心得到一点慰藉的，是无论时局多乱工作多忙，梅贻琦都会停下脚步，放眼看看路上的风景，抬头望望夜空里的月亮，独自听听窗外的雨声，品味难得的人间清欢。1941年3月6日晚，梅贻琦自潘光旦家中归来，“于暮色苍茫中望见山下村落炊烟四起，颇饶意致”。3月22日，“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6月9日夜晚，雨势渐来，未久即睡在床上听窗外雨声，倍觉清快”。7月17日，因考察川大而住在峨眉山卧云庵，“夜半忽醒，见窗外月色正明，光辉入室，未起视，仍复睡去。4：50起床，天色微明，少顷见日出，于灰紫雾海中忽吐红轮一线，数分钟后已露四分之一，如一火轮立浮此雾海中，以后轮光渐大，立处渐远，至全轮现出，则光色由红而黄而白，而雾气消散，浮云隐现于山间天际，此时霞光尤为动人，独立户外，注视久之，惜无他人来与领略此美景也”。
除去上述之外，梅贻琦也喜欢花草植物、戏剧以及文学等，如1946年1月27日夜里，因贪看小说，“至五点看完始入睡”。这些都为我们“读懂”梅贻琦，提供了珍贵的脚本。
人品
《日记》中的梅贻琦，远远要比学术视野中的梅贻琦迷人得多，无论是他的嗜酒好饮，还是他的闲情逸致，看着都更近似于一个标准的小资小调文人形象，但在历史的风浪中，梅贻琦却被推到了联大校长的位置上。在这个舞台上，酒虽然照喝，牌虽然照打，但该做的事情却一样也没有落下，并且都做到了近乎极致。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日记》中，梅贻琦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短短十数言，却如千金一诺，成了其不可动摇的人生信念。此处仅略举一例，足能窥见梅贻琦作为一个杰出教育家的底色。
抗战胜利之后，联大管理层积极筹备北迁复校，但受内战阴云、经济雪崩等因素影响，联大学潮频起。到了1946年6月，形势已经非常不乐观，一边是教授和学生在积极酝酿大规模的游行集会，另一边是国民政府密切盯防局面，时刻准备以铁腕对付之。梅贻琦警觉地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集合联大管理层多方周旋，勠力维护联大利益，尽可能地保护教授与学生。6月25日，梅贻琦飞抵武汉，面见蒋介石，谈话半小时。蒋对何时复校十分关心，梅答复当在双十节前尽力开学。蒋又问下半年联大工作如何开展，梅贻琦听出了话外之音，睿智地回答道：
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派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仁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
蒋介石对联大的动向顯然十分关切，并可能早就部署了干预方案。他之所以如此询问梅贻琦，其实是在试探梅，但梅的回答却没有附和蒋的意图，而是不卑不亢地指出当前联大的工作重心及应对策略：“自相规劝纠正”，并不希望国民政府有所介入。这时候，朱经农（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在一旁插话，挑明了蒋的关切乃是“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朱进而建议联大应当改选院系主任，负责者须是“稳健分子”。这番话，很显然是在传递蒋介石的意图。但是，梅贻琦仍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原则：
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谓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
朱经农和蒋介石听了这番话后态度如何呢？《日记》载：“对方似颇颔首”，“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
联大之所以为联大，“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切真相，在梅贻琦与蒋介石的这次谈话中，都能够找到答案。
（作者系文史学者）
工作中的梅贻琦，始终兢兢业业，毫不懈怠，于战火纷飞中勉力维护联大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富生活情趣的人，比如他对酒的嗜爱。
嗜酒
在《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前言中，梅贻琦的公子梅祖彦先生这样写道：“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事实上，梅祖彦先生这样的说法相当含蓄，细读《日记》，会发现梅贻琦并不是儿子眼中的“喜欢喝酒”，而是嗜酒好饮。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其1941—1946年的日记中，仅明确写了自己喝酒的就有240多条，这还不算一些只记吃饭没写喝酒的日记。推测起来，以梅贻琦好饮善饮的性情，在这些觥筹交错宾主俱欢的饭局上，应该都少不了美酒的助兴。以此来说，虽则国难当头，但对于喝酒这件事情，梅校长可谓雷打不动，雅兴无减。
梅贻琦为何会如此好饮？笔者赞同梅祖彦先生的说法，即是出于当时社交的需要。主持联大工作期间，梅氏可谓日理万机，而最占用他时间的事情首推各种社交应酬。《日记》显示，不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或是抗战胜利后辗转南京、武汉、上海、北平等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登门来访者需要接待。联大时期的梅贻琦，身居要位，前来求其办事或寻求救济者络绎不绝，亦在情理之中。这些接待，不仅仅是简单的会客和谈话，还包括偶尔的陪饭或留饭，这时候酒便成了必备之需。如1946年2月23日，当晚先是会见一位杨老先生，后又会见郑婴，为了款待这位朋友，梅贻琦“略购冷荤与小酌，但益感室内冷寂耳”。
除了会客接待之外，应酬日常中的各种饭局，更是梅贻琦尤为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些饭局有的是同事同仁，有的是新雨故旧，还有的是社会贤达，更有当时迁移到昆明的各种机关领导、中央派来的随员、欧美国际人士等等，且几乎是酒不离口、逢饭必饮。如1946年5月7日至15日，几乎餐餐都是酒肉穿肠，醉意薰薰。5月7日中午，梅贻琦携夫人韩咏华等赴昆明士绅庾晋侯之约，“先饮云南土产米酒一种，尚好，继以升酒则殊烈，勉饮一大杯后未敢再进”，晚上又将庾氏赠送的一条活鱼烹好，“原约庾等再来家小酌”，看来中午没有尽兴，晚上还要接着喝，可惜左等右等，庾氏都没有来赴约，乃与章、李、叶等便饭”。8日，中午及晚饭都是赴约，虽然没有提及喝酒，但推测“小酌”的可能性极大。因该日晚上做东者为龙云长子龙纯武，陪坐者为“光旦夫妇、芝生夫妇、范秉哲夫妇”，这样的饭局，不喝酒简直不可想象。9日，中午云南“工商巨子”严燮成请客，男女宾主共摆了四桌，“菜馔甚丰盛”。晚上，辛亥元老、陆军上将黄毓成请客，“两桌，皆滇省耆宿”，席上又遇到庾晋侯，“又为强饮升酒一大杯，而继而又起者四五起，而既不可却，又不欲示弱，于是又三四杯矣”，棋逢对手，竟然在耆宿名流面前悍然斗起了酒……
通读《日记》，会发现有关梅贻琦喝酒的记载俯仰可拾，伴随了其主持联大工作之始终。在笔者看来，这么多的酒局中，固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缘于公务应酬，属于不可不喝之酒，但也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梅贻琦落拓豪爽、喜欢纵酒买醉的独特性格所致。
知酒
梅贻琦不仅好酒，从《日记》中多处记录来看，他还是一个资深饕客，就像我们今天点了外卖会刷评价一样，梅贻琦在日记中对自己每天吃过的酒饭几乎都会进行点评，俨然一位品酒大师或美食家。每次喝的酒好与不好，《日记》中多有记录，如“酒甚好”“酒尚好”“酒甚烈”“颇烈”等，而如果某次和朋友们吃饭，酒和饭食都比较好，他就会打好评，写上“酒肴颇好”“饮食甚欢”“酒则颇好”之类的评语;如果一般般，就会打中评，写上“尚可”“酒饭亦簡单可口”等;而如果酒也不好，菜也不好，那肯定就是差评，写上“酒菜皆不好”“惜虾不甚新鲜”“酒菜及同座皆无意味”“菜颇不佳，酒尚好”“菜甚多而不佳，酒亦劣”等。如1946年6月22日，梅贻琦与客人吃饭，喝到了假葡萄酒，“甚坏”，勉强只饮了两三杯。
更有趣的是，为了能喝得开心，在和一些关系比较好或者场合随意的饭局中，梅贻琦还会亲自携美酒而去，如1941年11月3日晚饭后见月色甚好，便“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闲谈”;1942年9月16日晚上，因近来学生注册问题甚多而约杨石先、李辑祥、沈履等人开会，“携威士忌一小瓶以飨诸君”，开会也不忘喝酒;1946年1月8日与众人相约去看茶花，结果迷了路，后转至一山坡草地上卧游，午后下山到友人家中包韭菜饺子吃，“携酒快饮，颇饶逸趣，韭菜包饺尤为适口，任性吞食，总在二三十之间矣”。
酒逢知己千杯少，在饭局中遇到了同样的酒中豪杰，喝得痛快，归来之后，梅贻琦便会在《日记》中记“畅快”“痛饮”“快饮”等语，或者干脆当场斗酒，毫不避让。又或者对座中善饮者时常流露出惺惺相惜之情，如1945年9月1日，大赞陈雪屏“颇善饮，共消十余斤，畅快之至”。在梅贻琦所有的酒友中，杨振声、陈雪屏可能是少数能与之一比高下的人，《日记》中多次记载他与杨、陈二君喝酒之事，且每次都尽兴而归，可谓真正的“酒肉知己”。
而如果座中无人善饮，或者没喝开心，则会流露出满满的遗憾。如1943年2月19日晚请客，“出李希尧所赠陈绍飨之，惜善饮者不多耳”，翌日，联大同事十七八人聚餐，“约余夫妇参加，颇欢洽，亦有酒兴不差者”，据此推测仍旧是没有喝开心。1944年7月23日晚，因吃饭的时候“又复落雨”，导致“诸人咸有戒心，未能畅饮”。1945年11月6日晚约卫、关、邱、袁诸将官及夫人便饭，“惜无人能饮者”。 酒量
酒在梅贻琦眼里，不仅仅是充塞口腹之欲，更可借以浇胸中块垒，遇到快意振奋之事，理所当然地要多喝几杯。如此嗜酒，都会喝些什么酒呢？和今天白酒大行其道的情况不同，在梅贻琦生活的1940年代，占据中国人酒桌的多是黄酒和配制酒，偶尔也会有白酒，但仍不常见。不过，从《日记》中来看，梅贻琦喝过的酒的品类较为繁杂，既有绍酒、玫瑰升、陈枣酒、青梅酒、枸杞酒这样的传统配制酒，也有威士忌、红白兰地、葡萄酒、干红、日本清酒、啤酒等这样的进口洋酒，还有云南当地的罗丝钉、大曲、米酒、升酒等，更有日后成为国酒之尊的茅台。从《日记》的记载来看，1940年代茅台酒还远未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中坚及上流社会中对酒类的选择，仍以传统配制酒或洋酒为主，虽则茅台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名扬中外。能喝到这么多不同的酒，主要原因是梅贻琦日常所接触的社会往来关系殊为复杂，既有联大同仁，也有一般市井友朋，还有达官显贵、外国人士等等，每一位不同的宾主，都让梅贻琦多了一番品味不同美酒的机会。
如此嗜酒，有没有喝醉过呢？当然有。对梅贻琦来说，“微醉”“半醉”只能算是喝酒的常态，酩酊酣醉喝到呕吐则属于常态中的“高潮”。如1941年8月4日晚在刘太太家吃饭，不胜款待，牛饮一番，“饭后即呕吐上床”，罗常培也一同喝醉。所不同的是，罗吐了两次，而梅只吐了一次，酒醒后还代女主人打了一圈麻将，然后“在堂屋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者”。8月11日与张充和等十余人吃饭，“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杆送归”，害得张充和等放心不下，第二天专程来探望，所幸“尚无不适”。1946年6月17日自南京飞北平，当晚在全聚德宴请美国驻北平领事及其他客人，席上饮啤酒及绍酒，“外客皆甚满意”，十点多随陈雪屏、郑天挺等人至公寓，可能还有事要谈，结果到了室内，“就座竟即睡去”，又一次喝高了。一直睡到十二点多才醒来，“孟真（即傅斯年——笔者注）等尚在陪伴，甚歉愧”。
日日醒复醉，总也不是好事情，对此，梅贻琦也有过反思，如1945年10月14日饮“罗丝钉”酒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之后，梅贻琦自我反思道：“以后应力戒，少饮。”但那只是一时的情绪而已，嗜酒贪杯的梅校长，怎么能抵挡住美酒佳肴的诱惑呢。
雅好
梅贻琦虽然非常好酒，但酒并不是他唯一的快乐源泉，酒之外，梅贻琦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爱好”，比如看竹、观景等，共同编织着他的抗战生活。
看竹即打麻将，有关记载在《日记》中很多。如1941年1月5日，农历腊八，正逢梅贻琦生日，中午和晚上相继有人约饭祝寿，主要是联大的同仁，如蒋梦麟、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樊际昌、黄子坚、查良钊等。这一天，尽管响过防空警报，但大家过得相当放松，“一日与樊、饶、章、蒋太太等看竹廿余周”。不过，梅贻琦的牌技似乎一直都不是很好，常常胜少负多，如1941年1月5日“又负十余元”，3月6日“小负”;1945年3月22日“所负较上次为多矣”。1946年1月8日，午饭后看竹“获三千有零”，总算赢了一次，结果晚上手痒难耐，又与人竹战，终致“日间所赢，晚间尽输去矣”。
看竹纯属消遣，并不足以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真正能够让他内心得到一点慰藉的，是无论时局多乱工作多忙，梅贻琦都会停下脚步，放眼看看路上的风景，抬头望望夜空里的月亮，独自听听窗外的雨声，品味难得的人间清欢。1941年3月6日晚，梅贻琦自潘光旦家中归来，“于暮色苍茫中望见山下村落炊烟四起，颇饶意致”。3月22日，“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6月9日夜晚，雨势渐来，未久即睡在床上听窗外雨声，倍觉清快”。7月17日，因考察川大而住在峨眉山卧云庵，“夜半忽醒，见窗外月色正明，光辉入室，未起视，仍复睡去。4：50起床，天色微明，少顷见日出，于灰紫雾海中忽吐红轮一线，数分钟后已露四分之一，如一火轮立浮此雾海中，以后轮光渐大，立处渐远，至全轮现出，则光色由红而黄而白，而雾气消散，浮云隐现于山间天际，此时霞光尤为动人，独立户外，注视久之，惜无他人来与领略此美景也”。
除去上述之外，梅贻琦也喜欢花草植物、戏剧以及文学等，如1946年1月27日夜里，因贪看小说，“至五点看完始入睡”。这些都为我们“读懂”梅贻琦，提供了珍贵的脚本。
人品
《日记》中的梅贻琦，远远要比学术视野中的梅贻琦迷人得多，无论是他的嗜酒好饮，还是他的闲情逸致，看着都更近似于一个标准的小资小调文人形象，但在历史的风浪中，梅贻琦却被推到了联大校长的位置上。在这个舞台上，酒虽然照喝，牌虽然照打，但该做的事情却一样也没有落下，并且都做到了近乎极致。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日记》中，梅贻琦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短短十数言，却如千金一诺，成了其不可动摇的人生信念。此处仅略举一例，足能窥见梅贻琦作为一个杰出教育家的底色。
抗战胜利之后，联大管理层积极筹备北迁复校，但受内战阴云、经济雪崩等因素影响，联大学潮频起。到了1946年6月，形势已经非常不乐观，一边是教授和学生在积极酝酿大规模的游行集会，另一边是国民政府密切盯防局面，时刻准备以铁腕对付之。梅贻琦警觉地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集合联大管理层多方周旋，勠力维护联大利益，尽可能地保护教授与学生。6月25日，梅贻琦飞抵武汉，面见蒋介石，谈话半小时。蒋对何时复校十分关心，梅答复当在双十节前尽力开学。蒋又问下半年联大工作如何开展，梅贻琦听出了话外之音，睿智地回答道：
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派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仁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
蒋介石对联大的动向顯然十分关切，并可能早就部署了干预方案。他之所以如此询问梅贻琦，其实是在试探梅，但梅的回答却没有附和蒋的意图，而是不卑不亢地指出当前联大的工作重心及应对策略：“自相规劝纠正”，并不希望国民政府有所介入。这时候，朱经农（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在一旁插话，挑明了蒋的关切乃是“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朱进而建议联大应当改选院系主任，负责者须是“稳健分子”。这番话，很显然是在传递蒋介石的意图。但是，梅贻琦仍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原则：
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谓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
朱经农和蒋介石听了这番话后态度如何呢？《日记》载：“对方似颇颔首”，“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
联大之所以为联大，“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切真相，在梅贻琦与蒋介石的这次谈话中，都能够找到答案。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