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江津区仁沱场位于古老的僰溪河畔，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码头场镇，早在汉代这里就没津渡，通舟楫。清代《江津县志》记载篇日：“僰溪口溯流十五里曰仁沱场，相传昔汉武帝通西南夷节使唐蒙取道于此，至今渡江遗迹尚在。”
　　这个场镇现在属江津区支坪镇。在场镇上口的田坝子居民组，一片古老的建筑中藏匿着一处非常特殊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黑瓦灰砖，木窗木檩，砖木结构，一楼一底。现在这个建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地方开始朽烂，墙基长满野草。斑驳的墙体无声地记载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这栋普通的建筑，便是土地革命时期江津唯一的苏维埃政权所在地。
　　1930年7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四川地下党行动委员会批准，决定在四川省江津、合川两县发动士兵起义和农民暴动。当时江津县城国民党驻军二十四军第一师秘密建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团营也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副师长兼旅长张清平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中共有一个构想：江津、合川两地起义后，分别成立江津苏维埃政府、合川苏维埃政府，同时江津起义军成立红七军、合川起义军成立红五军。红七军、红五军分别沿长江和嘉陵江打到重庆，两军在重庆会合后，沿长江直下，再同鄂西特委联合进攻武汉，从而实现“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革命局面。
　　8月26日，四川省行委决定派项鼎和于渊到江津领导起义，8月28日，四川行委负责人罗世文在重庆通远门外嘉尔登茶社秘密召见项鼎和于渊，向他俩交代任务。随后项、于二人便向江津进发。当晚宿白市驿，次日早起，于晌午抵达江津，入住外号贺乌棒的袍哥大爷家。项鼎在这里会晤了江津驻军党的负责人李克俊后，午饭后乘木船过江，当日傍晚在德感坝秘密举行包括江津地方党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起义事项。成立了包括项鼎、于渊、李克俊、龚慰农、曹泽芝等在内的行动委员会，决定于9月5日在江津起义。
　　为配合起义，江津行委决定先期成立一个苏维埃政权。行委研究后认为，位于僰溪河畔的仁沱场农会工作抓得不错，又有地下党支部，群众基础较好，且处于长江、僰溪河的交界处附近，地理位置上有优势，于是决定在这里成立“仁沱苏维埃人民政府”。
　　8月29日，张清平派出受我党控制的一个武装班，沿长江下游进入僰溪河，开到了离江津县不远的仁沱场，全缴乡公所团丁的枪支。这天正好是仁沱赶场，武装班将赶场群众召集到一个大坝里开会，宣布成立仁沱苏维埃人民政府，由江津张清平部枪械修理所一名上海籍军械师钟某担任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钟主席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由于是上海口音，群众都说是“嘰里昂当”的，很难听懂。
　　仁沱苏维埃人民政府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建农会武装，以支援9月5日的江津起义。仁沱苏维埃政府农会武装计划9月4日从仁沱场出发，前往江津县城，配合9月5日城里的起义，做到里应外合。
　　9月1日，由于一个小变故，起义行委临时决定将原定的9月5日起义提前到9月3日。由于起义准备极不充分，加上指挥不当，部署模糊，起义的士兵和群众虽经5个多小时的激战，最终以牺牲200多名进步士兵为代价而失败。一些地方地下党员和军队中的党员被捕。没有被捕的同志立即疏散出江津，江津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仁沱苏维埃人民政府此前正准备组织农会武装于9月4日进城支援江津“九五”起义，实施里应外合，没有想到起义提前至9月3日晚进行。9月4日早上，苏维埃人民政府农会武装中的“线人”暗报起义提前进行并失败的消息后，苏维埃人民政府全体工作人员非常震惊，于是停止进城。钟主席立即召集会议，急议疏散办法。苏维埃人民政府机关党员和农会十部急用两条木船将大家送到僰溪口下游，实施分散隐蔽。成立仅几天的仁沱苏维埃人民政府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这个“左”倾冒险主义的教训被写进重庆和江津的地方党史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仁沱苏维埃人民政府机关房屋作为国有资产，交綦江航运公司仁沱船舶站作办公用房，后来由于綦江航运公司改制，仁沱船舶站解体，房屋卖给当地百姓，成为民居。后因年久失修，损坏严重。从2009年开始至2011年，全国开展了革命遗址普查工作，该处被列入革命遗址，进入名录。江津仁沱古镇里的“苏维埃”遗址，现已成为当地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