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虎通》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如何批判古人，二是如何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任何历史现象，都有当时的情境背景。批评一种思想，如果不是尽可能还原当时情境，仅仅依据逻辑进行演绎推理，很有可能会陷入“理性的自负”而不自知。对《白虎通》的批判，往往会有这种偏颇。常见的说法，是指斥它的谶纬神学和抨击它的三纲五常。这种批判似乎完全在理，有的逻辑还十分严密，但不见得对学术有益。恰恰相反，这种批判往往会阻碍学术的深化。
　　例如，在现代背景下，人们已经彻底放弃了古代婚嫁礼仪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提起包办婚姻，多视其为“封建遗毒”。加上现代对婚姻自主的宣传，很少有人考虑父母包办在古代条件下还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白虎通 · 嫁娶》恰恰强调婚姻不能自主。“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如果今人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情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道理所在。古代尽管有“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婚龄规定，但实际婚龄要小得多。从零散的记载来看，春秋到秦汉，十二三岁至十五六岁结婚的例子比比皆是。越王勾践为了复仇灭吴，男二十、女十七以上不嫁娶者，罪其父母。这个例子说明，男三十、女二十的婚龄，很可能是官府强制结婚的年龄上限。汉惠帝六年诏令规定，女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罚款五算，也可以作为官府强制结婚的证据之一。一直到唐代开元年间，还有男十五、女十二以上得嫁娶的诏令，可见古代婚龄之低。即便撇开古今生活条件、交往便利程度等等因素不谈，仅仅从年龄而言，十几岁的小孩，有可能婚姻自主吗？因而，《白虎通》以及其他古代典籍中规定的“父母之命”，是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的，所谓的“远耻防淫佚”，不过是强化其正当理由的道德标榜而已。同理，《白虎通》三纲六纪的等级秩序规定，显然在古代社会中有它的道理。
　　由此及彼，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特别提防这种以今度古现象。曾经有一位研究晋商的学者，用了很大篇幅批评晋商东家资本的无限责任制，认为这种无限责任制抑制了投资冲动，阻碍了工商发展。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在今天有限责任制的立场上说话，而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境。如果对晋商当时的情境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假如当时有个“天才”发明出有限责任商号，那他根本无法经营，只会死得更快。这种观点的时空错乱，需要学界儆戒。对《白虎通》的神学宗教思想，也当作如是观。不能忽视的是，《白虎通》正是以神的名义，强化其价值观的权威性。
　　《白虎通》中反映出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今天在管理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白虎通》的诞生，就是理论上的学术争鸣与实践上的皇帝裁决二者配合而完成的。二者的矛盾在于：皇帝的裁决权威不容质疑，而儒学的自主探索不能打压。一种思想，作为学术呈现给社会的时候，必须是活的，可以经过不断否定、证伪而发展。而这种思想作为行为准则的时候，必须是死的，不能变动不已，否则就无法操作。即便是从事管理实务的人员，借胡适的话来说，思考时，必须“在无疑处有疑”，而在行动时，必须“在有疑处无疑”。行动时，如果有疑虑，就要千方百计强化信心。唐宣宗时，朝廷欲征讨党羌。宣宗为了坚定下属信心，面对百步外的一株竹子，称：“我今射此竹，卜其济否。”一箭射去，正把竹子劈为两半，左右山呼，贺于马前，不到一月，果然平定了连年的羌乱（《唐语林》卷四）。更明显的是宋代的狄青，讨伐广源蛮族反叛时，面对部下的疑虑，他考虑到“南俗尚鬼”，到号称灵验的庙中祷告，并撒出一把铜钱，声称如果可胜，所有铜钱正面向上，实际上这些铜钱两面都是正面（《三十六计》）。从实践角度看，这样做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十分必要。现实的管理中，没有坚定的信念，任何战略都难以实施。然而，对学术研究来说，这种不疑，会阻断辨析，排斥追问，打压反思，从而使理论变成教条。所以，白虎观会议创立的政学合流方式，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权力阻断学术探索，学术削弱官方权威的局面。对这一难题，尚需进行专门研究。
　　总而言之，《白虎通》建立了汉代的礼法体系，礼来自儒，法来自帝。这一礼法体系的形成，依赖于皇权与学术的合力。在这种合力下，政治儒学呈现出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靠拢、思想学说向意识形态倾斜的趋势。然而，政学合流带来的儒学标准化和思想多元化的冲突，学术质疑和实务坚信的矛盾，学术研究的发散和操作指南的集中、即丛林状态和单一植被的生存竞争，一直存在于此后的帝国政治之中。汉章帝委派曹褒制礼的失败，就是《白虎通》内在纠结的反映。但是，这种礼法体系的宪章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影响了两千年的国家治理格局。汉代以后，经过不断调整演变，这一礼法体系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直到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以后，礼法体系才被政法体系所替代。然而，《白虎通》所代表的时代虽然消亡，由礼法到政法的内在逻辑依然隐约可见，很有可能已经沉淀在无意识的文化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