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渺如烟海的作品中，女性历来是政治的或男人的牺牲品。王琦瑶40年的繁华梦，便是一部《长恨歌》。王安忆的《长恨歌》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相隔1000多年，红颜多薄命却依然难逃男权主义悲剧的诅咒。时移势易，王琦瑶的悲剧还是消费主义的造化的产物。
王琦瑶生长在上海的平平常常的弄堂里，她的美不是做出来的，不是陈列在橱窗里供人欣赏品头论足的虚无的、浮燥的美，却难逃成为话题的命运。“沪上小姐”这种选美仪式也是消费主义和男权文化双重制约下的产物。正是她的可供消费的美使她一步步地走向“自古红颜”的共同命运。不知道是年少无知还是对于物质的追求，18岁的王琦瑶成了李主任的宠妾。虽然不光彩，但这让王琦瑶的一生开始走向传奇。这与杨玉环的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22岁的杨玉环“处心积虑”地得到了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殊荣，而与她演对手戏的就是她56岁的公公李隆基。18岁的王琦瑶，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在那里度过了她浮华的“金丝雀”生活。王对于李主任是爱也好，是对于虚华的追求也罢。总之，她对于自己的美是尽了责任的，是要她的美交给像李主任这种有名有利的、对她又是疼爱的男人。所以她一直以来经营的美，便在19岁的时候交给了李主任。“它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利，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这是不加思索，毋庸置疑的归宿。”这就是女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或许是爱情的，或许是身心的。张扬了女性对于欲望的诉求，她不再是被男权文化塑造的圣母、烈女。这表现40年代的女性仍然作为消费品，可以任意出让自己的美丽，甚至爱情。也是40年代的上海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缩影。
王琦瑶为她的美丽坚持到底的负责，因为她是美的，是比美还要美的。而这种美是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是一种为了信仰而不懈的坚持。如果不是对她美的负责的坚持，王琦瑶或许已经成了上海弄堂里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主妇，和程先生过着平淡的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照相机前摆着不同的造型，成为一张张照片上的活物。正是这种“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的坚持，时代看到了王的美，也正是这美，断送了她的生命。女人不放弃自己的美丽，就只能让渡自己的青春，消费主义文化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只能通过出让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社会分工一直将女性置于男性之下，因而可以说消费主义是男权文化的产物，也是男权文化的题中之义。古代的妓女便是男权社会中，出让自己的青春、美丽甚至才能，供有钱的男性消费，养活自己和家人。
王琦瑶一生有四段爱情，然而她的爱情同人生一样，都是悲剧。自古以来，在爱情悲剧里扮演主角的永远都是女人，不会是男人。因为男人是勇敢的、刚毅的，是不容易受伤的，这自然是男权主义的想法。历来文学作品爱情的受害者之所以是女性，那是因为男性为了维护其利益，保全其人格，给人们塑造一种男性刚强的形象。通过在作品和社会舆论中打造一种形象，男性于爱情上的受伤理由永远都是客观的：女人水性杨花，红颜祸水，外界社会不允许，等等——总不会是主观原因。几千年来，男性作家笔下从来没有谁反省过主观原因。大概是男性作家内心本身就很自卑，所以在写爱情的失败时就把原因毫不负责的转嫁到女人身上。中国女性爱情失败了几千年，受伤了几千年，“五四“以来得到明显的改观，直至二十世纪80年代女性作家那里女性的爱情烦恼、痛苦再一次得到书写。程先生的出现是王琦瑶乃至历史长河中女性命运改观的信号。这也许就是社会的一些改变，也是写作的一种转变。女人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刚毅，男人更可以脆弱。如果程先生不脆弱，如果他果断，王琦瑶在18岁的时候也许就已经成了他的人了。男性不再是历史长河中伟岸的士大夫，不再是文革时期的高大全，他在时代浪潮中，也可以脆弱、犹豫，甚至可以萎顿。
情殇让王琦瑶的一生具有传奇意味，但这传奇的后面蕴涵着王琦瑶很多的无奈。究其一生，唯有用悲情来概括。与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中蓉子是不一样的，蓉子是同时与很多男人在约会而且表现的很自然很随意，似乎每一个男人都是她唯一爱的人。但是她却没有对谁有特别的感情，她是从自己出发的，是体己的。此中的“我”深刻地意识到男性“究竟是个消遣品吧！”遇到此类的女子，男子的心中感受到“回来时，用我二十岁的年轻的整个心悲哀着。”几千年来，男性在女性面前第一次低下了他高傲的常胜将军的头。可是，王琦瑶没有那么体己，她选择了作爱情的牺牲品。她完全可以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甚至将几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然而她没有。“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的笔下，关怀女性的重要方式是打倒男性，但实际上更加激化了男女之间的对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却看到男性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支撑的疲惫，她强调用女性的坚韧和以她们为主体的安稳的世俗生活，使其与男性世界形成互补，构成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1]
王琦瑶的繁华梦如同上海人的怀旧梦飘零在时代的大潮中，有人用“女性角逐男权主流的败北和怀旧情调的内涵”[2]来论证这个梦的悲剧性以及这个梦所包含的怀旧情调的意蕴。王琦瑶的梦是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女性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追逐爱情，追逐自由而破碎的泡影。王琦瑶的悲剧是消费主义和男权主义双重文化所致，她的死具有丰富的意蕴。她之被劫杀，是消费主义文化无法扼制的投影。
参考文献：
[1] 杨莉.评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悲剧性[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5（5）.
（作者简介：赖雅琴（1988-），江西省赣州市人，女，汉族，西南大学文学院2010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学。）
王琦瑶生长在上海的平平常常的弄堂里，她的美不是做出来的，不是陈列在橱窗里供人欣赏品头论足的虚无的、浮燥的美，却难逃成为话题的命运。“沪上小姐”这种选美仪式也是消费主义和男权文化双重制约下的产物。正是她的可供消费的美使她一步步地走向“自古红颜”的共同命运。不知道是年少无知还是对于物质的追求，18岁的王琦瑶成了李主任的宠妾。虽然不光彩，但这让王琦瑶的一生开始走向传奇。这与杨玉环的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22岁的杨玉环“处心积虑”地得到了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殊荣，而与她演对手戏的就是她56岁的公公李隆基。18岁的王琦瑶，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在那里度过了她浮华的“金丝雀”生活。王对于李主任是爱也好，是对于虚华的追求也罢。总之，她对于自己的美是尽了责任的，是要她的美交给像李主任这种有名有利的、对她又是疼爱的男人。所以她一直以来经营的美，便在19岁的时候交给了李主任。“它觉得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利，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这是不加思索，毋庸置疑的归宿。”这就是女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或许是爱情的，或许是身心的。张扬了女性对于欲望的诉求，她不再是被男权文化塑造的圣母、烈女。这表现40年代的女性仍然作为消费品，可以任意出让自己的美丽，甚至爱情。也是40年代的上海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影响的缩影。
王琦瑶为她的美丽坚持到底的负责，因为她是美的，是比美还要美的。而这种美是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是一种为了信仰而不懈的坚持。如果不是对她美的负责的坚持，王琦瑶或许已经成了上海弄堂里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主妇，和程先生过着平淡的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照相机前摆着不同的造型，成为一张张照片上的活物。正是这种“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的坚持，时代看到了王的美，也正是这美，断送了她的生命。女人不放弃自己的美丽，就只能让渡自己的青春，消费主义文化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只能通过出让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社会分工一直将女性置于男性之下，因而可以说消费主义是男权文化的产物，也是男权文化的题中之义。古代的妓女便是男权社会中，出让自己的青春、美丽甚至才能，供有钱的男性消费，养活自己和家人。
王琦瑶一生有四段爱情，然而她的爱情同人生一样，都是悲剧。自古以来，在爱情悲剧里扮演主角的永远都是女人，不会是男人。因为男人是勇敢的、刚毅的，是不容易受伤的，这自然是男权主义的想法。历来文学作品爱情的受害者之所以是女性，那是因为男性为了维护其利益，保全其人格，给人们塑造一种男性刚强的形象。通过在作品和社会舆论中打造一种形象，男性于爱情上的受伤理由永远都是客观的：女人水性杨花，红颜祸水，外界社会不允许，等等——总不会是主观原因。几千年来，男性作家笔下从来没有谁反省过主观原因。大概是男性作家内心本身就很自卑，所以在写爱情的失败时就把原因毫不负责的转嫁到女人身上。中国女性爱情失败了几千年，受伤了几千年，“五四“以来得到明显的改观，直至二十世纪80年代女性作家那里女性的爱情烦恼、痛苦再一次得到书写。程先生的出现是王琦瑶乃至历史长河中女性命运改观的信号。这也许就是社会的一些改变，也是写作的一种转变。女人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刚毅，男人更可以脆弱。如果程先生不脆弱，如果他果断，王琦瑶在18岁的时候也许就已经成了他的人了。男性不再是历史长河中伟岸的士大夫，不再是文革时期的高大全，他在时代浪潮中，也可以脆弱、犹豫，甚至可以萎顿。
情殇让王琦瑶的一生具有传奇意味，但这传奇的后面蕴涵着王琦瑶很多的无奈。究其一生，唯有用悲情来概括。与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中蓉子是不一样的，蓉子是同时与很多男人在约会而且表现的很自然很随意，似乎每一个男人都是她唯一爱的人。但是她却没有对谁有特别的感情，她是从自己出发的，是体己的。此中的“我”深刻地意识到男性“究竟是个消遣品吧！”遇到此类的女子，男子的心中感受到“回来时，用我二十岁的年轻的整个心悲哀着。”几千年来，男性在女性面前第一次低下了他高傲的常胜将军的头。可是，王琦瑶没有那么体己，她选择了作爱情的牺牲品。她完全可以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甚至将几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然而她没有。“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的笔下，关怀女性的重要方式是打倒男性，但实际上更加激化了男女之间的对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却看到男性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支撑的疲惫，她强调用女性的坚韧和以她们为主体的安稳的世俗生活，使其与男性世界形成互补，构成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1]
王琦瑶的繁华梦如同上海人的怀旧梦飘零在时代的大潮中，有人用“女性角逐男权主流的败北和怀旧情调的内涵”[2]来论证这个梦的悲剧性以及这个梦所包含的怀旧情调的意蕴。王琦瑶的梦是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女性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追逐爱情，追逐自由而破碎的泡影。王琦瑶的悲剧是消费主义和男权主义双重文化所致，她的死具有丰富的意蕴。她之被劫杀，是消费主义文化无法扼制的投影。
参考文献：
[1] 杨莉.评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悲剧性[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5（5）.
（作者简介：赖雅琴（1988-），江西省赣州市人，女，汉族，西南大学文学院2010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