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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百年潮》2009年第6期钱江写的《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以下简称“钱文”)之后，感触颇多。一方面，使我们对这段研究空白多少增加了一些了解，另一方面，仍觉得有些原因还是语焉不详，尚须进一步澄清。
关于《人民日报》的编辑差错
钱文说：《人民日报》刚进城不久，因战争年代养成的游击习气作风一时又改不掉，故报纸上编辑差错时有发生，连开国大典这样重大的报道，也出现了差错。毛主席对此很不满，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还说若再发生重大差错要开除党籍。不久之后的1950年1月，肩负着中央期待和出于加强领导班子力量目的的范长江，正式上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主管全面工作。
那么，范长江担任社长后，《人民日报》是不是差错就没有了呢?或者差错率大大降低了呢?钱文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不过，依我掌握的史料看，编辑差错似乎还是不少。当时主管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曾在这段时间，给范长江、邓拓、安岗等人写过不少改进工作的信件，有的批评非常细致，直到一个名词的准确程度。如，胡乔木曾于1951年3月4日致信《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指出一个标题错误之后，写道：“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胡乔木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又如，1951年9月18日，胡乔木专门对《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题为《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这篇讲话，一看便知针对性很强。胡乔木一方面肯定了《人民日报》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编辑方面的各种差错，提出要加强政治检查、资料检查和数字检查。可见，范长江上任后，《人民日报》的差错问题似乎还有不少。
从一些人的回忆录看，范长江对编辑差错之类的事情一向注意不够。如曾在范长江手下工作过的杜牧平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随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日子》，文中写道：
一天，司令部来电话通知范长江带上本月×日中央社的×号电报去见毛主席。
……范长江走进毛主席的窑洞，主席招呼他坐下后的第一句就问：“长江同志，你为什么要造谣呢?”范长江听了一愣，不知怎么回答，便说：“请主席批评。”毛主席拿出一份电头为“合众国际社纽约×日电”的电报稿给他说：“你看，这是不是合众社的电报?”范长江接过电报仔细看了报文后说：“好像是国民党的报道。”毛主席没说话。范长江又把带去的电报原稿和它一对，果然是中央社的。他忙说：“主席，我们错了。”毛主席严肃地对他说：“如果我党中央把国民党的报道当作美国的报道来批评，岂不让人家笑话吗?!”范长江回答说：“是啊，回去就查这件事，批评责任编辑。”毛主席又说：“为什么批评责任编辑，电报上不是明明写有‘范’字吗?”
范长江知道毛主席要他承担责任，便说：“我应当承担责任，作深刻检查。”毛主席说：“不用你检查，我也有责任。你们发生这类错误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我发现后未及时提醒你们，犯了自由主义，才造成今天又发生同样错误，我应该先作自我批评。”
当时范长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主要负责新闻通信联络工作。估计毛泽东批评范长江的那种失误，已经出现多次。依范长江的粗放性格，可能他不太在意细节处理。对一名普通记者而言，这只是一个小毛病；而对一位负责干部而言，恐怕就只能高要求了。对范长江来说，关键是他负责《人民日报》工作后，能不能继续克服这些弱点。
范长江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三反”、“五反”运动
范长江在1952年初春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主持“三反”、“五反”运动。为什么要调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在《流逝的岁月》一书中详细回顾了范长江主持“三反”、“五反”运动的整个过程。
李新认为，因为人民日报社内部对范长江有意见，“领导上怕反官僚主义反到他头上，为了保护他，便把他派来人大指导运动。这些情况，他本人是清楚的。所以他一到人大，对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特别积极”。如果李新的这段回忆是真实的，那么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高层是保护范长江的；二是范长江知道报社内部有人拱他。
从李新的叙述看，范长江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三反”、“五反”运动搞得相当不好，用今天的眼光看，也就是说搞了一些“左”的东西，伤害了一些同志。更多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倒是李新对范长江的一些评价值得人们注意。他写道：“范长江也是一位文化人，著名记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工作才能，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大官，在文教方面管很多事情，对自己毫不熟悉的事情，也发表‘高见’。”
在人民日报社，范长江是主政的；领导中国人民大学“三反”、“五反”运动，范长江还是主政的。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引起众多意见，上级部门及其领导不好判断；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又引起众多意见，上级部门及其领导恐怕心里就多少有些数了。这是否说明范长江的领导才干确实不行呢?当新闻记者和当新闻领导，完全是两回事。
真相尚须继续澄清
钱文披露了一些珍贵的史实，但究竟是何原因使范长江离开人民日报社，仍然语焉不详。说部门负责干部意见多，“语言激烈”，但究竟有哪些意见?不甚清楚。说范长江在编委会上作了两次检查，究竟检查了哪些问题?说邓拓也对范长江提了意见，“许多意见还很尖锐”，但究竟尖锐到什么程度?范长江与邓拓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事实真相不探明清楚，恐怕永远是一头雾水。
对迫使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社的那些意见和问题，我认为无非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昨天看是对的，今天看仍然是对的；昨天看是错的，今天看仍然是错的。二是昨天看是对的，今天看是错的；昨天看是错的，今天看是对的。三是昨天看对错分不清，今天看对错还是分不清，只好留待明天再看。虽然我们现在不清楚究竟有哪些意见和问题，但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社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新闻。每个重大新闻的发生，必定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如果现在仍然不便讲明理由，我们心里的疑问只好继续存放。
钱文提到胡乔木曾派黎澍到人民日报社调查。由此，我们得知，黎澍是当年知晓事情本末的重要知情者。改革开放初期，作为20世纪40年代曾在国际新闻社与范长江共事过的黎澍写了一篇题为《胡愈之、范长江和国新社》的回忆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辑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8辑)上。黎澍在文中提到范长江的“旅途通讯”，他写道：范长江“在三十年代中期任天津《大公报》记者，赴西北采访，发表的通讯不仅为读者讲解战争态势，兼及当地历史情况，依据采访所得，对政治动向加以推测，使读者感觉对了解时局有帮助。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举国震动。但是由于事出非常，交通阻隔，真相不明。正在返时，长江改变装束，进入西安，首先从这里发出报告实地见闻的一系列电报和通讯。他报道了新闻，同时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西安事变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陕北。他又到陕北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经历过长征的红军中的著名英雄人物，是第一个访问陕北并作了详细报道，宣传了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中国记者。”黎澍的这段评价，历史分寸感极强，把握也极准。其一，他没有说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如何如何，只说“为读者讲解战争态势”；其二，他也没提范长江西北采访目的之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问题，而是说“对政治动向加以推测，使读者感觉对了解时局有帮助”；其三，他认为是西安事变的报道，成就了范长江：“他报道了新闻，同时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其四，他认为范长江是“第一个访问陕北并作了详细报道，宣传了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中国记者”，专门指出是“中国记者”，主要是以示区别于在范长江之前进入陕北红区的斯诺。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忆类似这样历史人物的文章，一般都是充满溢美之词，说好不说坏，说好也是尽量往上拔，但黎澍依然保持头脑冷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公允的评价，实属不易，实在难得!
黎澍最后还写道：“范长江，在我看来，他甚至没有认识到他的才能究竟何在，以及如何利用大有可为的时机，在适当岗位上充分加以发挥。后又遭逢文化大革命，玉石俱焚，非常人所能理解。长江早年工作顺利，阅世未深，更难理解。几经捶楚，竟至死非其所。回首往事，百感交集。”一般人们对范长江解放后离开新闻战线而深感惋惜，而黎澍反倒认为范长江没有认清自己的才能所在以及如何发挥好自己的才能，颇让人玩味。
我相信，黎澍这篇回忆文章，对研究和评价范长江这位历史人物，将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 文世芳)
关于《人民日报》的编辑差错
钱文说：《人民日报》刚进城不久，因战争年代养成的游击习气作风一时又改不掉，故报纸上编辑差错时有发生，连开国大典这样重大的报道，也出现了差错。毛主席对此很不满，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还说若再发生重大差错要开除党籍。不久之后的1950年1月，肩负着中央期待和出于加强领导班子力量目的的范长江，正式上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主管全面工作。
那么，范长江担任社长后，《人民日报》是不是差错就没有了呢?或者差错率大大降低了呢?钱文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不过，依我掌握的史料看，编辑差错似乎还是不少。当时主管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曾在这段时间，给范长江、邓拓、安岗等人写过不少改进工作的信件，有的批评非常细致，直到一个名词的准确程度。如，胡乔木曾于1951年3月4日致信《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指出一个标题错误之后，写道：“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胡乔木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又如，1951年9月18日，胡乔木专门对《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题为《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这篇讲话，一看便知针对性很强。胡乔木一方面肯定了《人民日报》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编辑方面的各种差错，提出要加强政治检查、资料检查和数字检查。可见，范长江上任后，《人民日报》的差错问题似乎还有不少。
从一些人的回忆录看，范长江对编辑差错之类的事情一向注意不够。如曾在范长江手下工作过的杜牧平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随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日子》，文中写道：
一天，司令部来电话通知范长江带上本月×日中央社的×号电报去见毛主席。
……范长江走进毛主席的窑洞，主席招呼他坐下后的第一句就问：“长江同志，你为什么要造谣呢?”范长江听了一愣，不知怎么回答，便说：“请主席批评。”毛主席拿出一份电头为“合众国际社纽约×日电”的电报稿给他说：“你看，这是不是合众社的电报?”范长江接过电报仔细看了报文后说：“好像是国民党的报道。”毛主席没说话。范长江又把带去的电报原稿和它一对，果然是中央社的。他忙说：“主席，我们错了。”毛主席严肃地对他说：“如果我党中央把国民党的报道当作美国的报道来批评，岂不让人家笑话吗?!”范长江回答说：“是啊，回去就查这件事，批评责任编辑。”毛主席又说：“为什么批评责任编辑，电报上不是明明写有‘范’字吗?”
范长江知道毛主席要他承担责任，便说：“我应当承担责任，作深刻检查。”毛主席说：“不用你检查，我也有责任。你们发生这类错误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我发现后未及时提醒你们，犯了自由主义，才造成今天又发生同样错误，我应该先作自我批评。”
当时范长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主要负责新闻通信联络工作。估计毛泽东批评范长江的那种失误，已经出现多次。依范长江的粗放性格，可能他不太在意细节处理。对一名普通记者而言，这只是一个小毛病；而对一位负责干部而言，恐怕就只能高要求了。对范长江来说，关键是他负责《人民日报》工作后，能不能继续克服这些弱点。
范长江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三反”、“五反”运动
范长江在1952年初春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主持“三反”、“五反”运动。为什么要调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在《流逝的岁月》一书中详细回顾了范长江主持“三反”、“五反”运动的整个过程。
李新认为，因为人民日报社内部对范长江有意见，“领导上怕反官僚主义反到他头上，为了保护他，便把他派来人大指导运动。这些情况，他本人是清楚的。所以他一到人大，对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特别积极”。如果李新的这段回忆是真实的，那么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高层是保护范长江的；二是范长江知道报社内部有人拱他。
从李新的叙述看，范长江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三反”、“五反”运动搞得相当不好，用今天的眼光看，也就是说搞了一些“左”的东西，伤害了一些同志。更多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倒是李新对范长江的一些评价值得人们注意。他写道：“范长江也是一位文化人，著名记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工作才能，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大官，在文教方面管很多事情，对自己毫不熟悉的事情，也发表‘高见’。”
在人民日报社，范长江是主政的；领导中国人民大学“三反”、“五反”运动，范长江还是主政的。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引起众多意见，上级部门及其领导不好判断；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又引起众多意见，上级部门及其领导恐怕心里就多少有些数了。这是否说明范长江的领导才干确实不行呢?当新闻记者和当新闻领导，完全是两回事。
真相尚须继续澄清
钱文披露了一些珍贵的史实，但究竟是何原因使范长江离开人民日报社，仍然语焉不详。说部门负责干部意见多，“语言激烈”，但究竟有哪些意见?不甚清楚。说范长江在编委会上作了两次检查，究竟检查了哪些问题?说邓拓也对范长江提了意见，“许多意见还很尖锐”，但究竟尖锐到什么程度?范长江与邓拓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事实真相不探明清楚，恐怕永远是一头雾水。
对迫使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社的那些意见和问题，我认为无非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昨天看是对的，今天看仍然是对的；昨天看是错的，今天看仍然是错的。二是昨天看是对的，今天看是错的；昨天看是错的，今天看是对的。三是昨天看对错分不清，今天看对错还是分不清，只好留待明天再看。虽然我们现在不清楚究竟有哪些意见和问题，但范长江被调离人民日报社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新闻。每个重大新闻的发生，必定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如果现在仍然不便讲明理由，我们心里的疑问只好继续存放。
钱文提到胡乔木曾派黎澍到人民日报社调查。由此，我们得知，黎澍是当年知晓事情本末的重要知情者。改革开放初期，作为20世纪40年代曾在国际新闻社与范长江共事过的黎澍写了一篇题为《胡愈之、范长江和国新社》的回忆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辑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8辑)上。黎澍在文中提到范长江的“旅途通讯”，他写道：范长江“在三十年代中期任天津《大公报》记者，赴西北采访，发表的通讯不仅为读者讲解战争态势，兼及当地历史情况，依据采访所得，对政治动向加以推测，使读者感觉对了解时局有帮助。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举国震动。但是由于事出非常，交通阻隔，真相不明。正在返时，长江改变装束，进入西安，首先从这里发出报告实地见闻的一系列电报和通讯。他报道了新闻，同时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西安事变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陕北。他又到陕北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经历过长征的红军中的著名英雄人物，是第一个访问陕北并作了详细报道，宣传了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中国记者。”黎澍的这段评价，历史分寸感极强，把握也极准。其一，他没有说范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如何如何，只说“为读者讲解战争态势”；其二，他也没提范长江西北采访目的之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问题，而是说“对政治动向加以推测，使读者感觉对了解时局有帮助”；其三，他认为是西安事变的报道，成就了范长江：“他报道了新闻，同时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其四，他认为范长江是“第一个访问陕北并作了详细报道，宣传了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中国记者”，专门指出是“中国记者”，主要是以示区别于在范长江之前进入陕北红区的斯诺。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忆类似这样历史人物的文章，一般都是充满溢美之词，说好不说坏，说好也是尽量往上拔，但黎澍依然保持头脑冷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公允的评价，实属不易，实在难得!
黎澍最后还写道：“范长江，在我看来，他甚至没有认识到他的才能究竟何在，以及如何利用大有可为的时机，在适当岗位上充分加以发挥。后又遭逢文化大革命，玉石俱焚，非常人所能理解。长江早年工作顺利，阅世未深，更难理解。几经捶楚，竟至死非其所。回首往事，百感交集。”一般人们对范长江解放后离开新闻战线而深感惋惜，而黎澍反倒认为范长江没有认清自己的才能所在以及如何发挥好自己的才能，颇让人玩味。
我相信，黎澍这篇回忆文章，对研究和评价范长江这位历史人物，将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