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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娱乐和消遣的需要，明清时代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的旺盛期，长短篇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些通俗小说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有教育作用、娱乐作用以及揭露社会黑暗、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小说；作用
随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都市的兴起和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这些新兴的市民阶层有他们的娱乐需求，通俗小说和戏曲迎合了市民阶层的要求，因而小说创作队伍日渐扩大，书商为牟利起见也大量刻印通俗小说，此外，小说的社会作用成为一些有见识的文人研究的问题，不少文人竭力推崇小说，认为小说的社会功用十分强大，通俗小说呈现了一种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明清小说在当时的教育作用
在明清之前，小说一向为正统文人所轻视，小说的作用也颇有争议。明初《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认为小说创作有“劝善惩恶，哀穷悼屈”的教育作用。他的说法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明清时代肯定小说的社会功用的观点大大占了上风。
明清时代提倡小说的教育功用的文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明朝蒋大器托名庸愚子在《三國志通俗演义序》中说：“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蒋大器在这里充分强调了小说的教育作用，他在文中说明了但凡人们读书看到古人忠孝的地方，便想到自己的是不是忠孝，所谓“见善思齐，见不善思避”。小说的教育作用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体现。而且不光是思想上要受到教育，更是要在行动上有所体现，即要思古人之善行，起而效仿施行，这才是小说真正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也认为小说的劝惩作用能成风化之美：“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这里说明了小说使善良的人知道勉励，使有缺点的人惭愧害怕，以便翻然改悔，一起向善，“共成风化之美”。
清代人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谈到小说的功用，认为小说的意义很大，好的小说具有“正人心，厚风俗”的社会功用：“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
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也谈到了小说的教育作用，尤其是针对“忠孝节义”这些道德观念，在小说中进行道德教育比任何繁琐的说教都来得直接和有意义：“《聊斋》……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更是推崇小说的教化功用，他在《醒世恒言序》谈中到自己编写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时的感受时说：“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小说本来就是为下层劳苦大众所欣赏所接受，下层民众没有接受上流教育的机会，也不能研究经史诗文，他们只有通过通俗小说的阅读和传播来接受传统道德教育，因而小说具有辅助经史不足的作用。下层民众无疑与正统文学无缘，但是可以通过通俗小说来反映这个阶层的喜好和审美。他们也可以将下层民众作为小说人物写进去，从而通过人们对这些人们的评价来规范自己的道德，小说之警戒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此。
二、小说的娱乐作用
小说的娱乐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明清之前，文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文学样式是诗词文的话，那么明清小说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文学体裁。这固然与明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与明清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分不开。明清的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工商业发达，面对这么庞大的市民队伍，通俗小说对他们的娱乐作用是任何其他文学样式无法替代的。明清小说理论界对此有着明确的肯定的认识。戏曲大家汤显祖在《点校虞初志序》中说：“然则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汤显祖为认为小说对人们没有害处，既无害于经史，又无害于涵养性情。如果说汤显祖还只是从无害的角度允许小说的存在。那么，冯梦龙则不光倡导小说的教育作用，而且直言小说游戏之笔的娱乐作用可以感动读者，使他们获得美感享受，从而获得教益。他说：“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冯梦龙文中的“说话人”即讲故事者，也就是说书艺术表演者，他们当场将小说内容表演给观众看，能让观众随着他所表演的过程或喜或悲，或惊或叹，他们把小说中的情感于传染给观众，观众为其所描述的人物或情节所感动，引起效法、钦佩、敬爱、怜悯、憎恨诸感情，同时净化自己，使人格得以升华，由怯懦变得勇敢，由吝啬变得慷慨。小说将教育与娱乐的功用结合在一起，既能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又能带给人娱乐，寓教化于形象之中，借形象以感染人。
明清时代的市民阅读小说的目的，通常多是为了消遣、娱乐、休息，而小说也正有娱目快心，适情养性的功用。市民阶层的百姓在闲暇时看小说，是因为它通俗浅显，阅读不费心力，且有娱目适情功效。
明清小说理论家对小说的娱乐功用是认识得很清楚的，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用素以威严刚正不苟言笑的包公作比喻，来形容这种娱乐作用的影响力：“《镜花缘》一书……即饮程乡千里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
三、揭露黑暗、反映现实
明清时代还出现一批才子佳人的通俗小说，这类悲欢离合的通俗小说的爱情故事，能够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因为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有一个创作模式，即才子佳人们的爱情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们的爱情无一例外的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坎坷和磨难，这些磨难有的来自朝廷官吏，如《玉娇梨》中的杨御史、《定情人》的屠驸马；有的来自地方官员，如《赛红丝》中的袁通判；甚至还有地方的豪强恶霸，如《飞花咏》中的盗贼宋脱天等等。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及封建官场的复杂斗争，反映出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
【参考文献】
[1]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篇）[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明清；小说；作用
随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都市的兴起和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这些新兴的市民阶层有他们的娱乐需求，通俗小说和戏曲迎合了市民阶层的要求，因而小说创作队伍日渐扩大，书商为牟利起见也大量刻印通俗小说，此外，小说的社会作用成为一些有见识的文人研究的问题，不少文人竭力推崇小说，认为小说的社会功用十分强大，通俗小说呈现了一种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明清小说在当时的教育作用
在明清之前，小说一向为正统文人所轻视，小说的作用也颇有争议。明初《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认为小说创作有“劝善惩恶，哀穷悼屈”的教育作用。他的说法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明清时代肯定小说的社会功用的观点大大占了上风。
明清时代提倡小说的教育功用的文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明朝蒋大器托名庸愚子在《三國志通俗演义序》中说：“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蒋大器在这里充分强调了小说的教育作用，他在文中说明了但凡人们读书看到古人忠孝的地方，便想到自己的是不是忠孝，所谓“见善思齐，见不善思避”。小说的教育作用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体现。而且不光是思想上要受到教育，更是要在行动上有所体现，即要思古人之善行，起而效仿施行，这才是小说真正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也认为小说的劝惩作用能成风化之美：“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这里说明了小说使善良的人知道勉励，使有缺点的人惭愧害怕，以便翻然改悔，一起向善，“共成风化之美”。
清代人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谈到小说的功用，认为小说的意义很大，好的小说具有“正人心，厚风俗”的社会功用：“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
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也谈到了小说的教育作用，尤其是针对“忠孝节义”这些道德观念，在小说中进行道德教育比任何繁琐的说教都来得直接和有意义：“《聊斋》……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更是推崇小说的教化功用，他在《醒世恒言序》谈中到自己编写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时的感受时说：“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小说本来就是为下层劳苦大众所欣赏所接受，下层民众没有接受上流教育的机会，也不能研究经史诗文，他们只有通过通俗小说的阅读和传播来接受传统道德教育，因而小说具有辅助经史不足的作用。下层民众无疑与正统文学无缘，但是可以通过通俗小说来反映这个阶层的喜好和审美。他们也可以将下层民众作为小说人物写进去，从而通过人们对这些人们的评价来规范自己的道德，小说之警戒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此。
二、小说的娱乐作用
小说的娱乐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明清之前，文坛上占据正统地位的文学样式是诗词文的话，那么明清小说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文学体裁。这固然与明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与明清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分不开。明清的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工商业发达，面对这么庞大的市民队伍，通俗小说对他们的娱乐作用是任何其他文学样式无法替代的。明清小说理论界对此有着明确的肯定的认识。戏曲大家汤显祖在《点校虞初志序》中说：“然则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汤显祖为认为小说对人们没有害处，既无害于经史，又无害于涵养性情。如果说汤显祖还只是从无害的角度允许小说的存在。那么，冯梦龙则不光倡导小说的教育作用，而且直言小说游戏之笔的娱乐作用可以感动读者，使他们获得美感享受，从而获得教益。他说：“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冯梦龙文中的“说话人”即讲故事者，也就是说书艺术表演者，他们当场将小说内容表演给观众看，能让观众随着他所表演的过程或喜或悲，或惊或叹，他们把小说中的情感于传染给观众，观众为其所描述的人物或情节所感动，引起效法、钦佩、敬爱、怜悯、憎恨诸感情，同时净化自己，使人格得以升华，由怯懦变得勇敢，由吝啬变得慷慨。小说将教育与娱乐的功用结合在一起，既能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又能带给人娱乐，寓教化于形象之中，借形象以感染人。
明清时代的市民阅读小说的目的，通常多是为了消遣、娱乐、休息，而小说也正有娱目快心，适情养性的功用。市民阶层的百姓在闲暇时看小说，是因为它通俗浅显，阅读不费心力，且有娱目适情功效。
明清小说理论家对小说的娱乐功用是认识得很清楚的，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用素以威严刚正不苟言笑的包公作比喻，来形容这种娱乐作用的影响力：“《镜花缘》一书……即饮程乡千里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
三、揭露黑暗、反映现实
明清时代还出现一批才子佳人的通俗小说，这类悲欢离合的通俗小说的爱情故事，能够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因为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有一个创作模式，即才子佳人们的爱情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们的爱情无一例外的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坎坷和磨难，这些磨难有的来自朝廷官吏，如《玉娇梨》中的杨御史、《定情人》的屠驸马；有的来自地方官员，如《赛红丝》中的袁通判；甚至还有地方的豪强恶霸，如《飞花咏》中的盗贼宋脱天等等。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及封建官场的复杂斗争，反映出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
【参考文献】
[1]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篇）[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