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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和弟子赵烈文有一部《能静居日记》，不仅记录了当时大量重要人物与著名历史事件，而且记录了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大量私下谈话。通过他们的交谈，不仅可以走进曾国藩的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窥探和触摸他的内心世界，更可以认识和了解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曾国藩，是了解曾国藩和他那个时代的绝好信息，其他任何材料包括曾国藩家书和日记都无法替代。
他们具体谈了什么呢？因《能静居日记》篇幅实在太多，内容实在太丰富，断难一一介绍，所以只能做个大致归类，并择其要者而言之。本文辑录的，主要是他们两人谈论学问文章方面的内容。
一、著书立说必须“采铜于山”
不管做学问，还是写文章，曾国藩有一个显明观点，就是必须坚持原创精神。文章写不出新意，不如不写；做学问没有自己的观点，不如不做，否则会把自己降格为抄写员，而成不了学者和作家。另外曾国藩还认为，著书立说都由点滴积累而成，没有丰厚积累，最终不能成为大家。这些都是千古至论。
怎么才能坚持原创精神呢？赵烈文做了很好的补充。他认为，写文章也好，做学问也好，都必须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要像顾炎武先生那样“采铜于山”。所谓“采铜于山”，就是写书也像铸钱一样，必须亲自到野外把铜矿石采回来提炼原料，而不能买旧钱当废铜铸钱。买旧钱当废铜铸出来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了，岂不两失？《日知录》就是顾炎武“采铜于山”铸造的杰作。正因如此，所以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部书还在不断重印，而那些买旧钱翻铸的粗恶东西早就被历史淘汰了。
原 文
下午谒帅久谭，帅方患喉疾……
今日帅言：“学问之道，必当心有所得，著书之法，必当未经人道。近世儒者，掇食陈文，复无分别条理，是抄胥耳，不如饱食高卧之为愈矣。”此言即亭林先生所云采铜于山之说。——同治元年二月四日《能静居日记》
涤师来久谭，言：“古均（古同‘韵’）之说，亭林先生首创，而字之音读一一印证，后人虽加至十三、十七、十九、二十一部，不为无见，然总不能出其范围。譬广厦已成，徒就其中分隔间架，不足以云缔构明矣。”论至公允。
又言：“著书须成片段，否则一知半解，终不能为大成。然说经又只能就己见之奇创者存之，若章解句说，必蹈前人牙慧，是抄胥耳。”
又言：“朱子大儒，然未必能做事。”
余言：“朱子系立言之人。立言、立功本是二辙，兼之者鲜。故其身虽不用，而至明祖其说即大行，以迄本朝典章制度，莫不原本朱子。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斯即王佐才也。”
余又言：“士生二、三千年后，去古太远，中间作者不可胜数，往往得一创说，而阅古人文集，辄已先道。故虽亭林先生自言采铜于山，尚不能十成把稳，况余人乎？”——同治六年五月四日《能静居日记》
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同治六年五月六日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赵烈文向他请教《仪礼》中为什么多有觐飨之仪，曾国藩马上老实承认自己解释不了。
其实要回答赵烈文的疑问并不难。
作为主要记载士大夫之间礼仪的《仪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的一本汇集，由于出书时间早（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它成书于秦统一六国之前，但赵烈文看到的是黄刻宋本《仪礼》——笔者注），在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又非常多，久而久之，在某个版本中间杂着一些君臣之间的礼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曾国藩就是要实打实地回答说不知道，绝不不懂装懂、误人误己，真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令人肃然起敬。
在这天的闲谈中，曾国藩还对魏源的著作主动加以评论。他认为魏著《诗古微》和《书古微》都不完美，写得最好的是《圣武记》，文集最差。
但赵烈文没有接过这一话头。当天的谈话于是戛然而止。
是赵烈文没有读过魏源的著作不敢置喙，还是对曾国藩的评论不予认同，但又不好驳老师的面子？
后一点显然不是赵氏风格，完全可以排除。
笔者认真查阅《能静居日记》后，证实笔者的判断果然不谬。
在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日的日记里，赵烈文虽曾将《诗古微》列为待访书目，但此后并没有阅读方面的记录；《书古微》和《魏源文集》更是没有出现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只读过魏源的《圣武记》和《古微堂诗》，时间分别是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六日和光绪二年（1876）七月二十一日。他对《古微堂诗》评价极高，称之为“有韵之文，非复诗格。历境虽多，而以奇肆为擅长，射可穿札，力能屈铁，从来骚坛无此龙象。”读《圣武记》时，赵烈文做了约五百字读书笔记，也是比较欣赏的。
两人对《圣武记》的看法既然一样，曾国藩提到的魏氏其他几种著作赵烈文又没有读过，他当然不会接话了。这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表现吧！
笔者言犹未尽，还想说几句不算题外的题外话。
作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因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便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许多人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和《书古微》两书中，他不仅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而且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他还觉得古文《尚书》是否存在都值得大大怀疑，“六经”更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魏源摆脱“章解句说”而直求经文，并以微言大义为经术政事理论张本的治学方式，按理说与前文写到的曾氏观点不谋而合，曾国藩怎么会觉得魏氏的《诗古微》和《书古微》都不完美呢？因笔者学识有限，所以不得而知。
但曾国藩充分肯定魏氏的《圣武记》一书，笔者就能完全理解。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痛心疾首的魏源希望统治者能够励精图治，同时也是为了振奋人心，鼓舞国人抗击强敌的士气，于是发愤撰写了《圣武记》一书并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通过叙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来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进行对照，用意可谓相当良苦。对这样的感愤时事又不乏实用之作，讲究实用又具有强烈报国情怀的曾国藩当然欣赏有加了。
他们具体谈了什么呢？因《能静居日记》篇幅实在太多，内容实在太丰富，断难一一介绍，所以只能做个大致归类，并择其要者而言之。本文辑录的，主要是他们两人谈论学问文章方面的内容。
一、著书立说必须“采铜于山”
不管做学问，还是写文章，曾国藩有一个显明观点，就是必须坚持原创精神。文章写不出新意，不如不写；做学问没有自己的观点，不如不做，否则会把自己降格为抄写员，而成不了学者和作家。另外曾国藩还认为，著书立说都由点滴积累而成，没有丰厚积累，最终不能成为大家。这些都是千古至论。
怎么才能坚持原创精神呢？赵烈文做了很好的补充。他认为，写文章也好，做学问也好，都必须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要像顾炎武先生那样“采铜于山”。所谓“采铜于山”，就是写书也像铸钱一样，必须亲自到野外把铜矿石采回来提炼原料，而不能买旧钱当废铜铸钱。买旧钱当废铜铸出来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了，岂不两失？《日知录》就是顾炎武“采铜于山”铸造的杰作。正因如此，所以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部书还在不断重印，而那些买旧钱翻铸的粗恶东西早就被历史淘汰了。
原 文
下午谒帅久谭，帅方患喉疾……
今日帅言：“学问之道，必当心有所得，著书之法，必当未经人道。近世儒者，掇食陈文，复无分别条理，是抄胥耳，不如饱食高卧之为愈矣。”此言即亭林先生所云采铜于山之说。——同治元年二月四日《能静居日记》
涤师来久谭，言：“古均（古同‘韵’）之说，亭林先生首创，而字之音读一一印证，后人虽加至十三、十七、十九、二十一部，不为无见，然总不能出其范围。譬广厦已成，徒就其中分隔间架，不足以云缔构明矣。”论至公允。
又言：“著书须成片段，否则一知半解，终不能为大成。然说经又只能就己见之奇创者存之，若章解句说，必蹈前人牙慧，是抄胥耳。”
又言：“朱子大儒，然未必能做事。”
余言：“朱子系立言之人。立言、立功本是二辙，兼之者鲜。故其身虽不用，而至明祖其说即大行，以迄本朝典章制度，莫不原本朱子。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斯即王佐才也。”
余又言：“士生二、三千年后，去古太远，中间作者不可胜数，往往得一创说，而阅古人文集，辄已先道。故虽亭林先生自言采铜于山，尚不能十成把稳，况余人乎？”——同治六年五月四日《能静居日记》
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同治六年五月六日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赵烈文向他请教《仪礼》中为什么多有觐飨之仪，曾国藩马上老实承认自己解释不了。
其实要回答赵烈文的疑问并不难。
作为主要记载士大夫之间礼仪的《仪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的一本汇集，由于出书时间早（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它成书于秦统一六国之前，但赵烈文看到的是黄刻宋本《仪礼》——笔者注），在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又非常多，久而久之，在某个版本中间杂着一些君臣之间的礼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曾国藩就是要实打实地回答说不知道，绝不不懂装懂、误人误己，真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令人肃然起敬。
在这天的闲谈中，曾国藩还对魏源的著作主动加以评论。他认为魏著《诗古微》和《书古微》都不完美，写得最好的是《圣武记》，文集最差。
但赵烈文没有接过这一话头。当天的谈话于是戛然而止。
是赵烈文没有读过魏源的著作不敢置喙，还是对曾国藩的评论不予认同，但又不好驳老师的面子？
后一点显然不是赵氏风格，完全可以排除。
笔者认真查阅《能静居日记》后，证实笔者的判断果然不谬。
在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日的日记里，赵烈文虽曾将《诗古微》列为待访书目，但此后并没有阅读方面的记录；《书古微》和《魏源文集》更是没有出现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只读过魏源的《圣武记》和《古微堂诗》，时间分别是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六日和光绪二年（1876）七月二十一日。他对《古微堂诗》评价极高，称之为“有韵之文，非复诗格。历境虽多，而以奇肆为擅长，射可穿札，力能屈铁，从来骚坛无此龙象。”读《圣武记》时，赵烈文做了约五百字读书笔记，也是比较欣赏的。
两人对《圣武记》的看法既然一样，曾国藩提到的魏氏其他几种著作赵烈文又没有读过，他当然不会接话了。这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表现吧！
笔者言犹未尽，还想说几句不算题外的题外话。
作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因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便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许多人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和《书古微》两书中，他不仅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而且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他还觉得古文《尚书》是否存在都值得大大怀疑，“六经”更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魏源摆脱“章解句说”而直求经文，并以微言大义为经术政事理论张本的治学方式，按理说与前文写到的曾氏观点不谋而合，曾国藩怎么会觉得魏氏的《诗古微》和《书古微》都不完美呢？因笔者学识有限，所以不得而知。
但曾国藩充分肯定魏氏的《圣武记》一书，笔者就能完全理解。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痛心疾首的魏源希望统治者能够励精图治，同时也是为了振奋人心，鼓舞国人抗击强敌的士气，于是发愤撰写了《圣武记》一书并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通过叙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来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进行对照，用意可谓相当良苦。对这样的感愤时事又不乏实用之作，讲究实用又具有强烈报国情怀的曾国藩当然欣赏有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