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研究里，城市是最有包容性、多样性、参与性的表达场所。因为有大量的移民，大家觉得城市是超越单一地域的特殊空间。
　　城市里的认同常常与你跟谁说、在什么情境下说有关系。比如你和一个纽约人对话，你会说我是上海人、北京人，但在另一个程度上，你也会说，我是中国人。这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因为文化和地方性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关键在于，我们能够找到比较多样性的认同，来描述我们的状态，而非单一化的标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数个认同。所以，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城市的描述，是打开多样性的重要方式。
　　社会变迁里的城市精神
　　城市要有一些自己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不只是限于在建筑层面，而且还得有精神。我想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担忧，就是中国过去20年的城市化进程很高。现在国家又提出进一步的城镇化，吸引更多人口到城市，最大的担心就是城市建设的速度过快，造成千城一面。中国的县级城市规模放到欧洲，已经能算大城市了，但几乎都千篇一律。
　　在这样的悲观情绪中，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有差异的。不同的城市在怎样处理自己地方文化的方式上不一样。我去过杭州，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它现在面临着游客过分旅游的危险，但是我认为总体看来，比北方城市好。我的老家在扬州，在过去20年也是变化巨大，但在保存旧城、恢复原址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比很多地区都要好。
　　另一方面，我们讲到城市，会讲到交通、住房、商厦，但城市化还面临着无形的问题。前年，我参加了民族大学的学生答辩，当时有个年轻的学生做的是迁徙到广东的彝族人的生活。我后来就跟着一个团队去大凉山做过考察，去看少数民族到不同地区之后怎么生活。我还参加过一个拉面经济讨论会。我们常看到拉面馆，但不知道背后的拉面文化。兰州拉面的经营人基本不是兰州人，很多是青海人，他们有不成文的习俗——500米内不能见到第二个拉面馆，为了避免饱和。后来他们迁徙到了城市，空间不一样了，有了更多客人，他们就缩短到了200米。在距离和人口、需求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社群，这就导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费孝通先生就是研究社群的。社群过去是以村庄、地域为中心的，而且与宗族关系、邻里关系密切联系。但是进入到新的城市空间后，原有的社群关系就被彻底地改变了。我在北京已经生活30年了，说到家乡，我不会说北京，还得是扬州，但真要我回家乡生活，我大概也不会。北京已经成为最适合我居住的地方了，虽然我对北京并不像对家乡那样，抱有强烈的认同感。
　　事实上，在今天的流动性城市里，恰恰是像我这样的人群，是最多的。
　　今天我们说的global city，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但不见得要对这里有那么强的地方情结。我的朋友贝淡宁写了九个城市，他把北京定义成一个政治之城。的确，1980年代，很多人坐车经过天安门，内心都有特别的自豪感，现在却不一样了。人群不一样了，认同自然也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无形的文化，不是靠高楼大厦，而是靠人。
　　很多人虽然在大城市工作，但还保留着一定家乡的纽带。到了新城市之后，他们重建了自己的社群，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纽带，不像村庄，但也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城市的空间叙述中，其实有方方面面，不限于只是一点。
　　地方放权与历史区分
　　前阵子凤凰古城收门票的新闻炒得很火，其实安徽黄山脚下的宏村早就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这个和政治结构有关系。随着中国的改革，有个地方放权的过程，地方的权利越来越大，我用个词，叫做政府公司化，政府逐渐成了一个经营化的构造，市长不是市长，而是这家公司的CEO了。这也是在城市建造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变成最终以增值、资本扩张为前提和目标。所以，看起来是保护，但使得真正的文化被资本的力量完全控制，这是一大问题。
　　另外一点，我觉得城市可以做一些历史区分。
　　城市的不同是从历史中产生的。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城邦国家时期，无论在希腊，还是在中国的周代，城市和城市之间不是天然和平的，是要打架的。意大利如果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还是城邦林立的国家的话，城市之间可能不会和平相处。新的更大的共同体出现，导致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变异。这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个变化。
　　现在说的主要都市，除了北京，其他都是19世纪之后产生的。19世纪的纽约、伦敦、巴黎是我们今天想象城市的主要依据和研究对象。本雅明做巴黎的研究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和过去不一样。我不是要美化19世纪，那个时候也有贫民区、阶级分化等，但是以本雅明了解的巴黎来看，开放性很高。今天，21世纪的城市，看起来边界完全消失，但是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好说了。
　　乡村是慢慢渗透到城市中去的。城乡之间如果完全没有了乡土，那么城市之间到底能不能形成看不见的社群？以前乡土性在城市有绵延，认同感好找，但如果乡土性被彻底驱逐，那么认同感还能成立吗？我们说乡土性，并不完全说的是住在乡村，而是以一种乡土性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城市中，到底还能扮演多大的角色。从这点来看，我有担忧。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过快，而且城市对于乡村的优越性太高了。乡村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于城市，于是过去的绵延就没有了。我觉得我的老家扬州的绵延性还有，城市走不了多远就有比较发达的乡村地区，所以乡村文化可以逐步渗透到城市里面去。但是在高度发达、完全孤立化的城市里，会带来异化的问题。
　　城市选择与个人命运
　　对于一个城市的选择，与文化有关，同时也与人对自己命运的理解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很难分割。
　　我认识一个犹太的音乐家，是德国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他原来是爱乐乐团的工会主席，长期和奥地利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合作。1929年，德国的排犹情绪很严重，他跟随父母从柏林迁居到上海一个犹太人的聚居地。在中国战乱的情况下，他从4岁开始学习小提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们举家到了内蒙古、哈尔滨。期间，这个朋友发现了文化的多样性。战争结束后，他在西伯利亚待了好多年。之后他回到东北，再移民到以色列。当时以色列的爱乐不准演奏德国音乐，禁止演奏贝多芬、莫扎特。你想，一个音乐家不准弹奏这些大家的作品，怎么受得了！
　　之前说的是城市的冲突，接下来就要说到父子之间的文化冲突了。他的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复国主义者，而他不接受。后来他再次选择了离开，到了芝加哥，参加了当地的爱乐乐团。但是，他没有绿卡，生活困难，只有靠卖鞋子谋生。这就是另外一个城市和国家关联的封闭性，比如绿卡制度。没有工作权，你到了一个国家之后，带来的巨大困境让你难以支持。几年后，没有办法，他又回到了战后的柏林。所有人都对他很好奇，作为一个犹太人，居然回到了柏林。他强调柏林是他生长的地方，他是德国人也是犹太人。他的经验当中，产生了和城市、国家有关的特殊的紧张，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取向，坚决反对一切排斥性认同。战后，他努力劝说柏林爱乐乐团去以色列演出，并劝说以色列政府同意。经过数十年，柏林爱乐终于去了特拉维夫演奏。还有一个小插曲，卡拉扬在战争中和纳粹有点关系，拒绝了这次演出。这就是文化在一个地方和超越疆界的城市产生关系，很有意思。
　　本雅明为什么要研究19世纪的巴黎？因为那时候正是欧洲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候，战争、排犹，整个政治环境很悲惨。所幸，巴黎有一个拱廊，那个拱廊代表了19世纪历史伸展出来的城市精神，甚至超越了纳粹统治带来可能性的代表。它让那些流浪者在那里生活。这个拱廊，就是一只19世纪伸展到未来的胳膊，在那里，我们思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