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的大小姐，当地有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有过一段包办婚姻，因与丈夫全无感情，貌合神离。她不能忍受，于是背井离乡，只身跑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就读，并开始参加中国革命运动。
　　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性情温和，在师生中声望很高。他的第一段婚姻只持续了7个月，妻子就因肺结核去世。那天，他穿着一袭丧服，胸前系着白花走进教室，一脸的颓丧与哀伤。讲台下，她望着他孤独落寞的身影，心隐隐地痛。
　　她第一次听他的课，就对他有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她说：“选择了一条道路，就是选择了一种人生。遇见他，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她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他常常带着她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配合默契，并介绍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朝夕相处下，她对他的崇敬渐渐转化为炽热的爱情，他对她也生出了好感。在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他们因觉悟而革命，因革命而相爱，因相爱而勇敢，因勇敢而从容。
　　终于在一个秋风送爽的午后，在上海大桥边，她向他道出了心中的情愫。面对江水，她问道：“那个人，他知道我喜欢他吗？”他点点头。“那他也爱我吗？”她又问。他说：“他不配，他没你想得那么好。”江风胡乱地吹着，她用手一遍遍盘理着被吹散的头发。他忽然伸出手，轻抚她的头发，“乱，并不影响美丽。”四目相对，柔情似水。
　　他们终于决定一起面对爱情。他陪她回到萧山老家，她与丈夫商谈离婚。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三个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持续几天几夜后，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她与丈夫离婚启事，二是他们结婚启事，三是前任丈夫与现任丈夫结为好友的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擅长治印的他，亲自雕刻了一方以他俩名字命名的印章，留作纪念。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他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宇送给她。这—爱情信物，在后来的岁月里，伴随她度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婚后，他们并没能享受多少甜蜜幸福的日子，便一同投身于革命事业中。那是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他被派到了武汉，她继续留在上海。分隔两地，饱受相思之苦，书信成了他们互相倾诉互相慰藉的良药。久别重逢的一刻，第一次看见他穿上军装，是满心的欢喜和安慰。
　　1928年，他前往莫斯科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她随后跟他一起。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
　　1935年，他在向香港转移途中，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并被押解到长汀。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下，他全然不为所动。他说：“我没办法接受你们的有条件生存，我相信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我的妻子，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性地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的耻辱和痛苦。”在罗汉岭，他选择一处草坡坐下，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自此，她用余下的时间怀念、铭记他，直到生命的终结。曾有人问她，为何他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他对我更好了。”
　　1955年，经过20多年的努力寻找，他的骸骨终于在福建长汀被找到了。她紧紧地握住他衣服上残留的一颗纽扣，回忆与泪水交织在一起。
　　他是瞿秋白，她是杨之华。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花开并蒂，两生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