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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峥嵘岁月。在中国新诗史上，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而在30年代中期蔚然成风的现代派诗歌，以它独特的贡献和作用，在新诗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以“雨巷诗人”饮誉诗坛的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的领袖人物。然而对其作品的评价，一向存在分歧，毁誉褒贬，几经沉浮。很长时间以来，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大都把他划在现实主义诗歌主流之外。对其作品，艺术评价较高，而对其思想内容，批评和非难颇多。甚至有人认为戴望舒的后期诗歌，在接近人民性上虽有一些亮色，但仍没有摆脱现代派抒写个人情绪的藩篱。这一论断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建设性的态度和动态的眼光去观照和把握诗人创作发展变化的轨迹。而不能囿于时代的偏见，以静止的观点，狭隘甚至片面地下结论。
戴望舒190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50年因哮喘病逝世于北平。大致说来，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可以抗日战争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如果说戴望舒前期诗歌创作是以现代派诗歌风貌为主要标志，反映了诗人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体悟，那么到他创作的后期，大部分诗歌内容，则反映了民族的不幸和苦难，具有凝重的历史感和深广的忧患意识。
诗人生前共出版过四部诗集：《我的记忆》（1929年）、《望舒草》（1933年）、《望舒诗稿》（1934年）、《灾难的岁月》（1948年）。前三部诗集均在抗战前期出版。
给诗人带来盛誉的前期诗作《雨巷》，写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白色恐怖弥漫中，诗人被迫隐居于上海松江乡下。在黑暗的重压下，诗人寻找不到正确方向，“哀怨又徬徨”，于是写下这首诗。对《雨巷》这首名作，过去不少人仅从诗艺的角度加以欣赏，而认为在思想内容上并无太多可取之处，这是颇可商榷的。象征派诗注重含蓄和暗示，《雨巷》在朦胧的意境中所透露出来的主观的“希望”流贯全诗，形成诗眼。诗一开头就点出“希望”：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渐渐地，那位“丁香姑娘”开始显现，她有丁香般的芬芳；她的眼神凄婉又迷茫，她像梦一样地一飘而过，消失在雨巷深处。梦幻中的姑娘消失了，但诗人最后仍执著地对她怀着期待：
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在大革命失败后，心情沮丧而孤寂，精神无所皈依，但他并没有失去对未来的热情，他把这种感情凝聚成诗行，塑造了与诗人结着同样愁怨的丁香姑娘的形象来表达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有人考证，这是一首爱情诗，诗人希望遇着一位“丁香一样的姑娘”。笔者认为这里既有爱情的影子，也有对人生理想的憧憬，即使说它是一首爱情诗，也无损于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美好的爱情和美好的生活理想都是美的事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向往升华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这是十分自然的。不管怎样，我们通过诗人塑造的美的形象，能够看到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诗人并没有躲进象牙之塔沉寂下去，而是在落寞中跳动着对美好未来的渴望。
在这个时期，戴望舒还写了《断指》、《村姑》、《祭日》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诗篇。在这些作品中，诗人的视野开阔了，诗情也厚重起来。
1930年，诗人还写了另一类讴歌社会理想的诗篇，表达了诗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们的小母亲》里，诗人竟把冰冷坚硬无生命的机械称作是“我们的小母亲”，对待工业文明的不同态度，这也是中国的现代派同西方现代派之间截然不同的地方。
从这些前期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现代派”诗人的戴望舒，他的作品也是异彩纷呈的，不能完全视之表现哀怨情愁、无病呻吟的作品，还应看到跳动着生命活力的侧面。
以抗日战争爆发为界，戴望舒的诗歌创作进入到第二个时期，也是他整个诗歌创作过程中最辉煌的时期。
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并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正如艾青所宣告的：“多少年日月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所有的爱国者都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战争使中国文学愈加渗入了忧患意识和民族特征。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关头，在中国诗坛上，现代派诗风几乎消失了。
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心灵独语被滚滚的时代洪流淹没。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徬徨与寻找家园的茫然情绪，再也无法引人共鸣，民族生存国家安危的现实向每位诗人逼近。戴望舒则彻底告别“雨巷”情绪，从“我的记忆”中走出，写下了与人民共悲欢，为民族而忧戚的悲壮诗篇。
戴望舒后期诗作以《元日祝福》为起点和标志，开始进入“生命的春天”。
《元旦祝福》写于1939年元旦，作者以激昂的声音向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祝福，唱出了不可动摇的理想和信念：“血染的土地，焦烈的土地/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每一行诗都像一串高亢的音符，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诗人已突破了象征的晦涩和朦胧，格调明朗雄浑，呈现出与抗战前迥然不同的现实主义诗风。
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已把一位忧郁伤感的现实派诗人，磨炼成坚强不屈的现实主义诗人和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为人民呼喊，为祖国祝福。与前期创作相比，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已不是过去目光狭窄的自我，而是视域深广的“民族歌手”。作品的题材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题材已由感伤忧郁的个人情感生活，向火热的社会生活开掘，内容更加坚实丰厚。抒情个性转向冷峻峭拔。
如果说前期的戴望舒是一位现代派诗人，那么后期的戴望舒，则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当然戴望舒的现实主义除了具有那个时代典型性的东西外，还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同是反映抗日战争这一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我们可以把他和田间的诗作一下比较。
《坚壁》是田间写于1943年6月的抗战诗歌。被公认为是田间“街头诗”的压卷之作：
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
诗人首先给我们勾勒一副中国人民在民族敌人面前严守军事机密，面对面战斗宁死不屈的画面。语言浅显、形式简练，是愤怒的吼声，是战斗的召唤，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色彩和鼓动性。契诃夫说：“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仅要有真实性，还要有艺术性，现实主义并非不要艺术。戴望舒的后期诗歌特别是那些反映抗战生活的诗歌，也仍然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不但没有妨碍他作品的现实性和战斗性，相反更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更具耐读性，更具魅力。
社会在变，生活在变，诗人的创作也在变。前期的戴望舒是从初期象征派和新月派走向现代派诗坛的，又在欧美意象派和法国后期象征派影响下，以追求“艺术之崇高”和探讨“人性的深邃”为世人瞩目和肯定。后期的诗人已由诗的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在孜孜追求艺术真谛的同时，更自觉地立足于广阔的现实土壤，达到了诗歌艺术和现实生活内容的很好结合，在借鉴西方文学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因此，戴望舒后期的绝大多数诗歌，不仅不能被排除在现实主义诗歌主流之外，而且应是现实主义诗歌园地里独放异彩的艺术奇葩。
戴望舒190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50年因哮喘病逝世于北平。大致说来，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可以抗日战争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如果说戴望舒前期诗歌创作是以现代派诗歌风貌为主要标志，反映了诗人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体悟，那么到他创作的后期，大部分诗歌内容，则反映了民族的不幸和苦难，具有凝重的历史感和深广的忧患意识。
诗人生前共出版过四部诗集：《我的记忆》（1929年）、《望舒草》（1933年）、《望舒诗稿》（1934年）、《灾难的岁月》（1948年）。前三部诗集均在抗战前期出版。
给诗人带来盛誉的前期诗作《雨巷》，写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白色恐怖弥漫中，诗人被迫隐居于上海松江乡下。在黑暗的重压下，诗人寻找不到正确方向，“哀怨又徬徨”，于是写下这首诗。对《雨巷》这首名作，过去不少人仅从诗艺的角度加以欣赏，而认为在思想内容上并无太多可取之处，这是颇可商榷的。象征派诗注重含蓄和暗示，《雨巷》在朦胧的意境中所透露出来的主观的“希望”流贯全诗，形成诗眼。诗一开头就点出“希望”：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渐渐地，那位“丁香姑娘”开始显现，她有丁香般的芬芳；她的眼神凄婉又迷茫，她像梦一样地一飘而过，消失在雨巷深处。梦幻中的姑娘消失了，但诗人最后仍执著地对她怀着期待：
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在大革命失败后，心情沮丧而孤寂，精神无所皈依，但他并没有失去对未来的热情，他把这种感情凝聚成诗行，塑造了与诗人结着同样愁怨的丁香姑娘的形象来表达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有人考证，这是一首爱情诗，诗人希望遇着一位“丁香一样的姑娘”。笔者认为这里既有爱情的影子，也有对人生理想的憧憬，即使说它是一首爱情诗，也无损于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美好的爱情和美好的生活理想都是美的事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向往升华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这是十分自然的。不管怎样，我们通过诗人塑造的美的形象，能够看到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诗人并没有躲进象牙之塔沉寂下去，而是在落寞中跳动着对美好未来的渴望。
在这个时期，戴望舒还写了《断指》、《村姑》、《祭日》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诗篇。在这些作品中，诗人的视野开阔了，诗情也厚重起来。
1930年，诗人还写了另一类讴歌社会理想的诗篇，表达了诗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们的小母亲》里，诗人竟把冰冷坚硬无生命的机械称作是“我们的小母亲”，对待工业文明的不同态度，这也是中国的现代派同西方现代派之间截然不同的地方。
从这些前期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现代派”诗人的戴望舒，他的作品也是异彩纷呈的，不能完全视之表现哀怨情愁、无病呻吟的作品，还应看到跳动着生命活力的侧面。
以抗日战争爆发为界，戴望舒的诗歌创作进入到第二个时期，也是他整个诗歌创作过程中最辉煌的时期。
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并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正如艾青所宣告的：“多少年日月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所有的爱国者都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战争使中国文学愈加渗入了忧患意识和民族特征。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关头，在中国诗坛上，现代派诗风几乎消失了。
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心灵独语被滚滚的时代洪流淹没。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徬徨与寻找家园的茫然情绪，再也无法引人共鸣，民族生存国家安危的现实向每位诗人逼近。戴望舒则彻底告别“雨巷”情绪，从“我的记忆”中走出，写下了与人民共悲欢，为民族而忧戚的悲壮诗篇。
戴望舒后期诗作以《元日祝福》为起点和标志，开始进入“生命的春天”。
《元旦祝福》写于1939年元旦，作者以激昂的声音向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祝福，唱出了不可动摇的理想和信念：“血染的土地，焦烈的土地/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每一行诗都像一串高亢的音符，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诗人已突破了象征的晦涩和朦胧，格调明朗雄浑，呈现出与抗战前迥然不同的现实主义诗风。
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已把一位忧郁伤感的现实派诗人，磨炼成坚强不屈的现实主义诗人和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为人民呼喊，为祖国祝福。与前期创作相比，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已不是过去目光狭窄的自我，而是视域深广的“民族歌手”。作品的题材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题材已由感伤忧郁的个人情感生活，向火热的社会生活开掘，内容更加坚实丰厚。抒情个性转向冷峻峭拔。
如果说前期的戴望舒是一位现代派诗人，那么后期的戴望舒，则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当然戴望舒的现实主义除了具有那个时代典型性的东西外，还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同是反映抗日战争这一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我们可以把他和田间的诗作一下比较。
《坚壁》是田间写于1943年6月的抗战诗歌。被公认为是田间“街头诗”的压卷之作：
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
诗人首先给我们勾勒一副中国人民在民族敌人面前严守军事机密，面对面战斗宁死不屈的画面。语言浅显、形式简练，是愤怒的吼声，是战斗的召唤，具有很强的政治宣传色彩和鼓动性。契诃夫说：“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仅要有真实性，还要有艺术性，现实主义并非不要艺术。戴望舒的后期诗歌特别是那些反映抗战生活的诗歌，也仍然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不但没有妨碍他作品的现实性和战斗性，相反更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更具耐读性，更具魅力。
社会在变，生活在变，诗人的创作也在变。前期的戴望舒是从初期象征派和新月派走向现代派诗坛的，又在欧美意象派和法国后期象征派影响下，以追求“艺术之崇高”和探讨“人性的深邃”为世人瞩目和肯定。后期的诗人已由诗的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在孜孜追求艺术真谛的同时，更自觉地立足于广阔的现实土壤，达到了诗歌艺术和现实生活内容的很好结合，在借鉴西方文学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因此，戴望舒后期的绝大多数诗歌，不仅不能被排除在现实主义诗歌主流之外，而且应是现实主义诗歌园地里独放异彩的艺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