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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张贤亮《绿化树》在新语境下的重新阅读，对作品中“归来者”的文学神话进行了解构，分析了作者在创作中由于个体的辩白与出逃而造成的心灵破碎的矛盾冲突，以及其在作品中体现的基于新启蒙立场进行社会介入的文学置换。
[关键词]知识者 神话 新启蒙 宣言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阿·托尔斯泰
十年之后，再度打开《绿化树》这部作品，我的脑海里还能清晰的闪现出这样的一些关键词：饥饿苦难、精神超越、灵魂拷问……尤其是那句“超越自己吧”成为这部体现新启蒙思想作品所留给我的标志性记忆!而再一个十年的阅读，我被那段历史的记忆与记忆中的历史所呈现的纠葛再度吸引，也许在“痛”中的思考与磨练还在被我们继续。
一、“归来者”个体神话的塑造
进入近代中国，知识者群体一直是作为社会的中心在承启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全新的时代更是激起知识者的政治意识的高扬与自觉，而张贤亮的出身，祖父“从满清、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四人帮’及‘四人帮’之后。历朝历代都风光”的家族记忆使得在他的身上与作品中体现着较强的自我表现欲求。在22年“改造。生涯结束后的重新“归来”。那种知识者的反思、内省意识以及混杂着回归中心的急切诉求借以记忆中的苦难历史在《绿化树》的相互纠葛使得阅读者常常不由自主地被作者引入一个“真实”的神话表述的世界，而在这个神话世界中，作者或是叙述人却又难以掩盖那心灵深处的破碎与矛盾。
(一)崇高的“时代羔羊”
《绿化树》这部作品，最为明显的道德感召力量体现在知识者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作者及其笔下的章永磷是共和国历史中极“左”的文化政策影响下的苦难形象的一个缩影。张贤亮因发表《大风歌》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送入劳教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释放，押送到另一农场当工人。1963年被划为‘现行反革命’。法院判管制三年。但在‘社教运动’中又押送到劳改农场劳改。1968年释放后，旋即被‘文革’专政，关押到1969年。1970年又遇‘一打三反’运动，抓起来投放在监狱，1973年再次被释放。1979年9月彻底平反”。这种个人与民族混杂在一起的困难经历却被张贤亮所诗化，在这里也许作者并不是要进行简单的控诉而是要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合理的构设。在《绿化树》中，他借章永璞的思考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这样认识，心里就好受一点。并且还有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我个人并没有错，但我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就像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命运就在这里。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这样就使其将自己的命运之艰与所谓的“罪恶”都归于自己的出身。在强调“无罪囚徒”的身份下，那清教徒般的精神斗士形象则显得格外的高大。可在这种试图体现崇高的高大中却在这种一味的表白中消解了个人忏悔或自我救赎的力度与深度。利用视觉误差。用自制的容器多获得100 cc的食物而体现所谓的知识的力量，设置运算逻辑的圈套欺骗朴拙的老乡而毫无愧疚。他在“赢得了生存的胜利，却难免要付出心理变形的代价。这不是那种不自觉地智力退出，而是有意为之的道德松弛，不是丧失人的自觉。而是放弃人的自持”。对于这种心理的变形以及变形带来的痛苦。在张贤亮的笔下也是有所体现，小说中的章永璞清醒感到自己的堕落，“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只是，为了塑造崇高完整的神话羔羊。也是在回避自己的内心冲突，张贤亮并没有去揭示心理变形的原因而是进行着一种自我的辩白。试图使这种心理的变形显示出现实生命的合理性。
(二)超越他者的自我迷梦
《绿化树》中章永璞形象的是在一系列他者形象的映衬以及对这些形象的超越下完成的，“优越感”是章永璞经常得以自慰的情感体验。对于“营业部主任”等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的超越。来体现作为思考者的精神优越，而作为超越对象则主要体现在对海喜喜和马缨花两个形象上。
章永璞所谓的自我改造的目标就是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筋肉劳动者”，可是他却将筋肉劳动者的典型海喜喜作为自己存在的对立的他者进行设置。通过对他的超越来实现对知识者存在合理性的质感表述。在小说的开始，海喜喜对章永璞表现出的漠视就使得主人公感到“微微的屈辱”：当自己指挥着海喜喜给马缨花打炕的成功。则使章永璞感到自己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满足，这时的海喜喜还是作为与知识者形象相比照的对象来处理的：但当这个知识者形象在那个“筋肉劳动者”的光环中感到自己是“那么懦怯。那么孱弱，那么委靡，象个干瘪的臭虫”时。“我暗暗把海喜喜当成了我竞争的对手”，在通过解决两人冲突所表现的以暴抗暴。用暴力维护自己尊严方式彻底实现了对海喜喜所谓的超越。超越的外在结果是完全赢得了马缨花的爱情，成为了“咱们的人”。
如果说海喜喜形象的设置还存在一定逻辑的内在合理性，那么马缨花形象设置则表现出知识者权力幻像借助情感实现的自我迷梦。马缨花的对章永璞爱的施与缺乏应有的逻辑的合理性，简单的崇文的心理不仅无力体现这爱的现实性，反而凸现了知识者中心意识所臆造的痕迹。是马缨花在饥饿年代给了章永璞饱的感受、家的感觉，“我清楚认识到了，我表面上看来像个苦修苦练的托钵僧。骨子里却是贵公子落魄时所表现出来的依赖性”。可“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的喊声刚刚滑过耳际，那被重新获得活力所释放出的灵魂又将这个无私女性所体现的美丽、善良、纯真与粗俗相连，甚至对“美国饭店”的称谓产生了强烈的道德反感。“总使我联想到杜牧、柳永一类仕途失意而寄迹青楼的‘风流韵事”，加之知识者的强烈的优越感使他的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感到劳动者和我有差距，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们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并由此开始了对马缨花情感的背叛。在这里，为维护知识者神话的完整性，作者安排这个“梦中洛神”的形象最后从故事里消失……而在《土牢情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男主人公对待女性形象的强烈的功利色彩以及对其自私残忍的处置态度则显得更为明显了。这种视女性为他者构成其超越的对象或载体，更加显示出作者或是叙述人那从地狱带来的鬼气难以正视、难以洗刷。自我崇高的标杆使知识者神话走 向了一种虚妄。那破碎的灵魂也许只有在死亡中才能获得些许安宁。
二、启蒙者个体意志的表达
(一)政治意图的文学体现
在这部表述知识者苦难历程的作品中，主人公高喊着超越自我。强调着知识者的自省意识，可小说中却难见章永璞自我的真实超越。作品借1962年前后的低标准作为苦难背景，调动了阅读者的历史记忆。在完型心理的作用下，被阅读者填补了那超越的精神历程，除了超越主题之外，作为新启蒙思想的表述者，作品中也体现着作者在启蒙初期的个人意志的某种表达，在《绿化树》中。这种声音是大胆的也是谨慎的。作为回归者，是回归主流话语，在这里张贤亮不仅要作为“五四”启蒙话语的承继者，那种浪漫而强烈的政治热情，又使他要成为政治话语主动地契合者。“文革”结束后。他大喊“老夫要出山了!”1979年他以直接控诉林彪、“四人帮”的《四封信》重新走向文坛。之后的《四十三次快车》又是直接描绘“四五”天安门事件……而这种与政治话语的主动契合在《绿化树》中并不是停滞于观念或口号中，而是通过文本的修辞来实现的。一方面。饥饿背景下，“食色，性也”的个人生存困境、生存欲求的直观描绘。宣告文学作品回归到“人”本身，知识者内省与反思的主体意识宣布自己作为“五四”启蒙的传统承继者的思想立场：另一方面。宏大话语叙事策略的成功延续，国家民族命运的个体思考，公共事务的热心参与，又使得作品在高扬的浪漫主义情调下、泛政治化的社会心理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在这部作品中新启蒙的立场与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一种有效的共谋，这两者的有力结合不仅使作品所造成的阅读事件迅速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热衷的流行，而强烈的社会效应背后。又体现着作品对于阅读者以及知识者群体做出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规训。“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这种对国家整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会个体自我价值的重新确立的结合应该说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在80年代政治依然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时，张贤亮高喊“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那么这种文学规训的有效性、改革实施的原动力，在《绿化树》中体现为政治权力的认可与获取上。小说的结尾部分写到的“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以及“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都表现出作者急于踏上政治的“红地毯”以进行自我实现的迫切心理。
(二)《资本论》的符号与现实的意向
《资本论》是《绿化树》也是张贤亮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符号，在这部小说中，它成为引领知识者前行的精神象征，也是作为主人公反省、超越的精神动力源泉，还与《圣经》、《古兰经》、《浮士德》等共同构筑了主人公精神世界的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作者政治参与激情在经济领域个人宣言的置换表现。作为章永璞精神指针的《资本论》，在《绿化树》中并没有被他连续、认真的阅读。那个大学讲师将它送给章永璞的时候，是作为强烈的政治符号来体现的，试图借助它来反思。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第一次的阅读《资本论》使自己的罪源于自己的出身的判断得以成立。再次的阅读，是在二十多天后。被马缨花拒绝了情欲的要求下的自我平衡的追寻……这样的设置，使得《资本论》这个精神的指针更具有符号的功能，而对于《资本论》内容的阐释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在张贤亮的笔下显示出他早期对商品经济的某种隐讳的倡导与主张。主人公在困惑、虔敬的心情阅读《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解读商品向货币的转化、马克思的资本家与工资劳工者的关系的变形图景的呈现以及“在书本上。货币的形式已发展到了世界货币，‘还原为贵金属原来的条块形态’，而在此时此地，土豆和黄萝卜，黄萝卜和浪琴表还做着以物易物的交换，货币作为价值记号是极不可靠的……”所体现的现实的经济矛盾。如果说这时对商品经济的表述还是谨慎的，那么在张贤亮以后的文字里。这种观念的表述则越来越清晰大胆。在发表于1985年《收获》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主人公直接引述“列宁说。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愚蠢。那就是自杀”。借与马克思的对话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出了这样的评价。现在，你们的生产务已经被阉割了。连再生产的能力也没有了。它一直在靠嘴对嘴的人工呼吸来勉强维持”。而到了1986年，张贤亮的经济观念的表述就更为明确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在这种线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张贤亮在文本中对马列著作的引述不仅有其精神符号的价值功能，也有试图借以商品经济观念的表述来实现政治权力置换的痕迹。
阿·托尔斯泰对于知识者转变的“苦难历程”的文学描述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那么精当，张贤亮在进行观念阐释或是终极思考时所表现的思维深刻与面对自己内心的闪烁矛盾使得《绿化树》文学神话显得有些破碎虚妄，在记忆的碎片中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激情的宣言。今天的人们不用再担心被政治的风暴牵动自己那痛的神经，但商品大潮在社会与思想的影响使得知识者群体再度被他者的力量挤向了边缘，今天的我们又常常进行着某种历史的回视，反省、思考那纠葛于历史与记忆间的真实，毕竟“审美回忆的终极使命不是以历史代替现实。让人长久地生存于已逝的历史之中，而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成功地建立起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防止每一个时代的审美创造者因为捍卫自身的独特价值而使精神的历史出现断裂”。
[关键词]知识者 神话 新启蒙 宣言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阿·托尔斯泰
十年之后，再度打开《绿化树》这部作品，我的脑海里还能清晰的闪现出这样的一些关键词：饥饿苦难、精神超越、灵魂拷问……尤其是那句“超越自己吧”成为这部体现新启蒙思想作品所留给我的标志性记忆!而再一个十年的阅读，我被那段历史的记忆与记忆中的历史所呈现的纠葛再度吸引，也许在“痛”中的思考与磨练还在被我们继续。
一、“归来者”个体神话的塑造
进入近代中国，知识者群体一直是作为社会的中心在承启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全新的时代更是激起知识者的政治意识的高扬与自觉，而张贤亮的出身，祖父“从满清、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四人帮’及‘四人帮’之后。历朝历代都风光”的家族记忆使得在他的身上与作品中体现着较强的自我表现欲求。在22年“改造。生涯结束后的重新“归来”。那种知识者的反思、内省意识以及混杂着回归中心的急切诉求借以记忆中的苦难历史在《绿化树》的相互纠葛使得阅读者常常不由自主地被作者引入一个“真实”的神话表述的世界，而在这个神话世界中，作者或是叙述人却又难以掩盖那心灵深处的破碎与矛盾。
(一)崇高的“时代羔羊”
《绿化树》这部作品，最为明显的道德感召力量体现在知识者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作者及其笔下的章永磷是共和国历史中极“左”的文化政策影响下的苦难形象的一个缩影。张贤亮因发表《大风歌》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送入劳教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释放，押送到另一农场当工人。1963年被划为‘现行反革命’。法院判管制三年。但在‘社教运动’中又押送到劳改农场劳改。1968年释放后，旋即被‘文革’专政，关押到1969年。1970年又遇‘一打三反’运动，抓起来投放在监狱，1973年再次被释放。1979年9月彻底平反”。这种个人与民族混杂在一起的困难经历却被张贤亮所诗化，在这里也许作者并不是要进行简单的控诉而是要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合理的构设。在《绿化树》中，他借章永璞的思考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这样认识，心里就好受一点。并且还有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我个人并没有错，但我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就像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命运就在这里。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这样就使其将自己的命运之艰与所谓的“罪恶”都归于自己的出身。在强调“无罪囚徒”的身份下，那清教徒般的精神斗士形象则显得格外的高大。可在这种试图体现崇高的高大中却在这种一味的表白中消解了个人忏悔或自我救赎的力度与深度。利用视觉误差。用自制的容器多获得100 cc的食物而体现所谓的知识的力量，设置运算逻辑的圈套欺骗朴拙的老乡而毫无愧疚。他在“赢得了生存的胜利，却难免要付出心理变形的代价。这不是那种不自觉地智力退出，而是有意为之的道德松弛，不是丧失人的自觉。而是放弃人的自持”。对于这种心理的变形以及变形带来的痛苦。在张贤亮的笔下也是有所体现，小说中的章永璞清醒感到自己的堕落，“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只是，为了塑造崇高完整的神话羔羊。也是在回避自己的内心冲突，张贤亮并没有去揭示心理变形的原因而是进行着一种自我的辩白。试图使这种心理的变形显示出现实生命的合理性。
(二)超越他者的自我迷梦
《绿化树》中章永璞形象的是在一系列他者形象的映衬以及对这些形象的超越下完成的，“优越感”是章永璞经常得以自慰的情感体验。对于“营业部主任”等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的超越。来体现作为思考者的精神优越，而作为超越对象则主要体现在对海喜喜和马缨花两个形象上。
章永璞所谓的自我改造的目标就是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筋肉劳动者”，可是他却将筋肉劳动者的典型海喜喜作为自己存在的对立的他者进行设置。通过对他的超越来实现对知识者存在合理性的质感表述。在小说的开始，海喜喜对章永璞表现出的漠视就使得主人公感到“微微的屈辱”：当自己指挥着海喜喜给马缨花打炕的成功。则使章永璞感到自己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满足，这时的海喜喜还是作为与知识者形象相比照的对象来处理的：但当这个知识者形象在那个“筋肉劳动者”的光环中感到自己是“那么懦怯。那么孱弱，那么委靡，象个干瘪的臭虫”时。“我暗暗把海喜喜当成了我竞争的对手”，在通过解决两人冲突所表现的以暴抗暴。用暴力维护自己尊严方式彻底实现了对海喜喜所谓的超越。超越的外在结果是完全赢得了马缨花的爱情，成为了“咱们的人”。
如果说海喜喜形象的设置还存在一定逻辑的内在合理性，那么马缨花形象设置则表现出知识者权力幻像借助情感实现的自我迷梦。马缨花的对章永璞爱的施与缺乏应有的逻辑的合理性，简单的崇文的心理不仅无力体现这爱的现实性，反而凸现了知识者中心意识所臆造的痕迹。是马缨花在饥饿年代给了章永璞饱的感受、家的感觉，“我清楚认识到了，我表面上看来像个苦修苦练的托钵僧。骨子里却是贵公子落魄时所表现出来的依赖性”。可“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的喊声刚刚滑过耳际，那被重新获得活力所释放出的灵魂又将这个无私女性所体现的美丽、善良、纯真与粗俗相连，甚至对“美国饭店”的称谓产生了强烈的道德反感。“总使我联想到杜牧、柳永一类仕途失意而寄迹青楼的‘风流韵事”，加之知识者的强烈的优越感使他的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感到劳动者和我有差距，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们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并由此开始了对马缨花情感的背叛。在这里，为维护知识者神话的完整性，作者安排这个“梦中洛神”的形象最后从故事里消失……而在《土牢情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男主人公对待女性形象的强烈的功利色彩以及对其自私残忍的处置态度则显得更为明显了。这种视女性为他者构成其超越的对象或载体，更加显示出作者或是叙述人那从地狱带来的鬼气难以正视、难以洗刷。自我崇高的标杆使知识者神话走 向了一种虚妄。那破碎的灵魂也许只有在死亡中才能获得些许安宁。
二、启蒙者个体意志的表达
(一)政治意图的文学体现
在这部表述知识者苦难历程的作品中，主人公高喊着超越自我。强调着知识者的自省意识，可小说中却难见章永璞自我的真实超越。作品借1962年前后的低标准作为苦难背景，调动了阅读者的历史记忆。在完型心理的作用下，被阅读者填补了那超越的精神历程，除了超越主题之外，作为新启蒙思想的表述者，作品中也体现着作者在启蒙初期的个人意志的某种表达，在《绿化树》中。这种声音是大胆的也是谨慎的。作为回归者，是回归主流话语，在这里张贤亮不仅要作为“五四”启蒙话语的承继者，那种浪漫而强烈的政治热情，又使他要成为政治话语主动地契合者。“文革”结束后。他大喊“老夫要出山了!”1979年他以直接控诉林彪、“四人帮”的《四封信》重新走向文坛。之后的《四十三次快车》又是直接描绘“四五”天安门事件……而这种与政治话语的主动契合在《绿化树》中并不是停滞于观念或口号中，而是通过文本的修辞来实现的。一方面。饥饿背景下，“食色，性也”的个人生存困境、生存欲求的直观描绘。宣告文学作品回归到“人”本身，知识者内省与反思的主体意识宣布自己作为“五四”启蒙的传统承继者的思想立场：另一方面。宏大话语叙事策略的成功延续，国家民族命运的个体思考，公共事务的热心参与，又使得作品在高扬的浪漫主义情调下、泛政治化的社会心理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在这部作品中新启蒙的立场与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一种有效的共谋，这两者的有力结合不仅使作品所造成的阅读事件迅速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热衷的流行，而强烈的社会效应背后。又体现着作品对于阅读者以及知识者群体做出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规训。“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这种对国家整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会个体自我价值的重新确立的结合应该说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在80年代政治依然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时，张贤亮高喊“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那么这种文学规训的有效性、改革实施的原动力，在《绿化树》中体现为政治权力的认可与获取上。小说的结尾部分写到的“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以及“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都表现出作者急于踏上政治的“红地毯”以进行自我实现的迫切心理。
(二)《资本论》的符号与现实的意向
《资本论》是《绿化树》也是张贤亮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符号，在这部小说中，它成为引领知识者前行的精神象征，也是作为主人公反省、超越的精神动力源泉，还与《圣经》、《古兰经》、《浮士德》等共同构筑了主人公精神世界的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作者政治参与激情在经济领域个人宣言的置换表现。作为章永璞精神指针的《资本论》，在《绿化树》中并没有被他连续、认真的阅读。那个大学讲师将它送给章永璞的时候，是作为强烈的政治符号来体现的，试图借助它来反思。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第一次的阅读《资本论》使自己的罪源于自己的出身的判断得以成立。再次的阅读，是在二十多天后。被马缨花拒绝了情欲的要求下的自我平衡的追寻……这样的设置，使得《资本论》这个精神的指针更具有符号的功能，而对于《资本论》内容的阐释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在张贤亮的笔下显示出他早期对商品经济的某种隐讳的倡导与主张。主人公在困惑、虔敬的心情阅读《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解读商品向货币的转化、马克思的资本家与工资劳工者的关系的变形图景的呈现以及“在书本上。货币的形式已发展到了世界货币，‘还原为贵金属原来的条块形态’，而在此时此地，土豆和黄萝卜，黄萝卜和浪琴表还做着以物易物的交换，货币作为价值记号是极不可靠的……”所体现的现实的经济矛盾。如果说这时对商品经济的表述还是谨慎的，那么在张贤亮以后的文字里。这种观念的表述则越来越清晰大胆。在发表于1985年《收获》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主人公直接引述“列宁说。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愚蠢。那就是自杀”。借与马克思的对话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出了这样的评价。现在，你们的生产务已经被阉割了。连再生产的能力也没有了。它一直在靠嘴对嘴的人工呼吸来勉强维持”。而到了1986年，张贤亮的经济观念的表述就更为明确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在这种线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张贤亮在文本中对马列著作的引述不仅有其精神符号的价值功能，也有试图借以商品经济观念的表述来实现政治权力置换的痕迹。
阿·托尔斯泰对于知识者转变的“苦难历程”的文学描述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那么精当，张贤亮在进行观念阐释或是终极思考时所表现的思维深刻与面对自己内心的闪烁矛盾使得《绿化树》文学神话显得有些破碎虚妄，在记忆的碎片中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激情的宣言。今天的人们不用再担心被政治的风暴牵动自己那痛的神经，但商品大潮在社会与思想的影响使得知识者群体再度被他者的力量挤向了边缘，今天的我们又常常进行着某种历史的回视，反省、思考那纠葛于历史与记忆间的真实，毕竟“审美回忆的终极使命不是以历史代替现实。让人长久地生存于已逝的历史之中，而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成功地建立起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防止每一个时代的审美创造者因为捍卫自身的独特价值而使精神的历史出现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