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证券市场只存在是否“管得好”的问题,绝不存在“管得太多”的问题
5月第二周,证券市场连续三起案件曝光:5月13日,前银河证券总裁肖时庆被正式批捕;同日,国金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109)宣布董事长雷波在接受调查;次日,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张野涉嫌“老鼠仓”被除名。
三起案件看似发生在不同的公司,且性质不同,但细辨事情本身,则均与监管责任关系重大,并再度唤起人们对“监管失察”与“监管俘获”的深度担忧。
据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披露,自2008年初至今年3月底,证监会已对68起内幕交易线索展开非正式调查,立案38起;对29起市场操纵线索展开非正式调查,立案15起。此外,证监会还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9起,包括上市公司类案件、内幕交易案件、操纵市场案等。这些数据显示,证券案件处理频度在提高,值得肯定。然而,更应当看到,一些冲击力强、性质严重的案件仍在发生,其查处或披露也相当迟缓,引起了市场的不满,影响了人们对于有效监管的信心。
新近三案就是实例。《财经网》一位读者在有关肖时庆报道的留言中说:“一个肖时庆,凭什么除了担任总裁,还担任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法人代表。腐败真是无所不坏。”察其选词用语,足见愤怒已极。其实,在押犯罪嫌疑人肖时庆虽任职银河证券,仍为证监会派出干部,且已经内定重返证监会,出任上市监管部副主任;接受调查的雷波则是证监会原副处长,其担纲的国金证券明显凭肖时庆相助,方成为券商借壳上市的首例。两人又都是前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亲信,在“王益经济案”中大有牵涉。两人犯案具备比较明显的“蛇鼠一家”特征,与市场关系重大,而监管部门至今未向公众交代基本情况,更从未主动公布相关事件进展。公众有理由质疑:证监会可曾有起码的检省?(参见本期“王益前秘书涉案”一文)
再如4月初曝光的融通基金“老鼠仓”案。调查初期进展神速,从4月9日媒体曝光到嫌疑人张野被撤销基金经理职务,仅用了五天。但是,监管层披露已是一个月后,案件被定性为“个人问题”,张野的名字也是在媒体的一再推动下才公之于众,与其相关的“老鼠仓”账号调查更是讳莫如深。(参见本期“融通‘硕鼠’谜团”一文)
此类事件同时发生,加之不少市场长期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长久悬置,难睹其貌,更难见其果,再度显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亟待强化,挑战相当严峻。
近年来,无论市场行情是“牛”是“熊”,都有一种强烈的利益主张,驱使监管层将指数“维稳”置于首位,“压倒一切”,似乎市场基本建设的其他诉求都不足道。正是以直接或间接的“维稳”为由,相当一部分投资者极为关心的大案要案都相继落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窠臼,与之相应的是市场对于监管层“打苍蝇不打老虎”“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讥评。
应当看到,以短期行为寻求“维稳”只会引致长期信心缺失。在证券市场上,任何原则和道理都不应大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宪章,因为惟此三者方为证券市场的立身之本。在“三公”原则中,最为首要的就是监管行为的公开性。如果对于各种案件的信息,只是挤牙膏般地被动释放,便失去了调查的主动性;不仅震慑不逞之徒的作用会“边际效用递减”,还会诱发市场对相关暗箱操作、利益关系网的种种猜测,最终影响监管公信力。在公开的基础上,监管层更应对包括监管官员在内的所有参与者一视同仁,对一切破坏规则的行为都不折不扣地惩处。
时近盛夏,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仍在肆虐。在痛苦的反思中,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已成全球共识。中国证券市场多年来常有“发展”与“规范”孰先孰后之争,担心“过度监管”影响指数稳定并累及市场发展的观点,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成为主流声音。
然而,要紧的是,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只存在是否“管得好”的问题,绝不存在“管得太多”的问题。成熟市场如美国者,尚且深受监管偏松之害;只有短短十余年历史、丑闻迭出的中国证券市场,自当整肃纲纪、绝不容奸——这是惟一的希望所在。■
(本文刊于05月25日出版的2009年第11期《财经》杂志)
5月第二周,证券市场连续三起案件曝光:5月13日,前银河证券总裁肖时庆被正式批捕;同日,国金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109)宣布董事长雷波在接受调查;次日,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张野涉嫌“老鼠仓”被除名。
三起案件看似发生在不同的公司,且性质不同,但细辨事情本身,则均与监管责任关系重大,并再度唤起人们对“监管失察”与“监管俘获”的深度担忧。
据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披露,自2008年初至今年3月底,证监会已对68起内幕交易线索展开非正式调查,立案38起;对29起市场操纵线索展开非正式调查,立案15起。此外,证监会还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9起,包括上市公司类案件、内幕交易案件、操纵市场案等。这些数据显示,证券案件处理频度在提高,值得肯定。然而,更应当看到,一些冲击力强、性质严重的案件仍在发生,其查处或披露也相当迟缓,引起了市场的不满,影响了人们对于有效监管的信心。
新近三案就是实例。《财经网》一位读者在有关肖时庆报道的留言中说:“一个肖时庆,凭什么除了担任总裁,还担任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法人代表。腐败真是无所不坏。”察其选词用语,足见愤怒已极。其实,在押犯罪嫌疑人肖时庆虽任职银河证券,仍为证监会派出干部,且已经内定重返证监会,出任上市监管部副主任;接受调查的雷波则是证监会原副处长,其担纲的国金证券明显凭肖时庆相助,方成为券商借壳上市的首例。两人又都是前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亲信,在“王益经济案”中大有牵涉。两人犯案具备比较明显的“蛇鼠一家”特征,与市场关系重大,而监管部门至今未向公众交代基本情况,更从未主动公布相关事件进展。公众有理由质疑:证监会可曾有起码的检省?(参见本期“王益前秘书涉案”一文)
再如4月初曝光的融通基金“老鼠仓”案。调查初期进展神速,从4月9日媒体曝光到嫌疑人张野被撤销基金经理职务,仅用了五天。但是,监管层披露已是一个月后,案件被定性为“个人问题”,张野的名字也是在媒体的一再推动下才公之于众,与其相关的“老鼠仓”账号调查更是讳莫如深。(参见本期“融通‘硕鼠’谜团”一文)
此类事件同时发生,加之不少市场长期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长久悬置,难睹其貌,更难见其果,再度显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亟待强化,挑战相当严峻。
近年来,无论市场行情是“牛”是“熊”,都有一种强烈的利益主张,驱使监管层将指数“维稳”置于首位,“压倒一切”,似乎市场基本建设的其他诉求都不足道。正是以直接或间接的“维稳”为由,相当一部分投资者极为关心的大案要案都相继落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窠臼,与之相应的是市场对于监管层“打苍蝇不打老虎”“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讥评。
应当看到,以短期行为寻求“维稳”只会引致长期信心缺失。在证券市场上,任何原则和道理都不应大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宪章,因为惟此三者方为证券市场的立身之本。在“三公”原则中,最为首要的就是监管行为的公开性。如果对于各种案件的信息,只是挤牙膏般地被动释放,便失去了调查的主动性;不仅震慑不逞之徒的作用会“边际效用递减”,还会诱发市场对相关暗箱操作、利益关系网的种种猜测,最终影响监管公信力。在公开的基础上,监管层更应对包括监管官员在内的所有参与者一视同仁,对一切破坏规则的行为都不折不扣地惩处。
时近盛夏,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仍在肆虐。在痛苦的反思中,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已成全球共识。中国证券市场多年来常有“发展”与“规范”孰先孰后之争,担心“过度监管”影响指数稳定并累及市场发展的观点,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成为主流声音。
然而,要紧的是,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只存在是否“管得好”的问题,绝不存在“管得太多”的问题。成熟市场如美国者,尚且深受监管偏松之害;只有短短十余年历史、丑闻迭出的中国证券市场,自当整肃纲纪、绝不容奸——这是惟一的希望所在。■
(本文刊于05月25日出版的2009年第11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