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开那条老街已有些日子了，城市和岁月的变迁已让我对那里没了多少印象。但是，街边那一把红红的晴雨伞，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时常想起那条街来。
　　那把伞看上去很普通，与街边那一溜撑开的大伞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伞的主人有些特别，他们是一男一女两个聋哑人。
　　夏日，当山城灼热的阳光烤得公路冒油，迎面扑来的热浪让人们不得不把自己龟缩在封闭的空调室里享受清凉的时候，两个聋哑人则在伞下等待着生意，任汗水在脸上流淌。
　　当冬日的寒风让街上行走的人们不得不把脸紧缩在衣领中，疾步赶回家享受天伦之乐时，那把红伞下，两个人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男的一边不停地用他那双粗糙的手使劲搓揉着女的的双手，用一点微不足道的热量去温暖对方，一边用企盼的目光盯着街上疾步走过的人们，希望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意。
　　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会颤抖，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凄和难过，总把眼光盯在那伞下的一对苦命人身上，脚步便放得很慢，很轻。有时也会不经意地走上去，隔着一段距离站上一会，然后再默默地走开，生怕惊扰了他们的梦。
　　对那伞，我是熟悉的，对伞下的人，我也是熟悉的。
　　男的姓姜，快进一个甲子年龄。他个子不高，稀稀拉拉的头发黑白相间，额头上刀刻似的皱纹，古铜色的脸上加上深陷在眼眶里那双失神的眼睛，看上去显得特别清瘦和苍老。
　　女的姓章，四十来岁，背有些弯曲。由于她高度近视，带一副啤酒瓶底式的近视眼镜，走起路来就显得有些飘飘然然。
　　他们有个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
　　以前，老姜在一家建筑队做泥工，人极老实，做起活来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他的手艺不错，还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质检员，可这些还是没让他逃脱下岗的命运，他是第一个被裁下来的。尽管他哇哇大叫，眼睛睁得鼓鼓的，手式比划得让经理目瞪口呆，这都无济于事，只好丢工具走人。下岗后，他擦过皮鞋，后来又去当“棒棒”，可他那手舞足蹈的讲价方式，在还未讲明意图之前，身边的业务早就被抢走了。
　　女的下岗更早，是因她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
　　
　　二
　　
　　这一对夫妻下岗后，经济更加拮据，日子过得更加窘迫，靠双方兄弟姊妹资助度日，但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儿子在一天天长大，今后读书还要花钱，两夫妻都有病，遇到生病住院又怎么办？何况兄弟姊妹经济都不宽裕，下的下岗，退的退休，还都有一家人，就算念在手足同胞的情份上又能坚持多久？
　　在女哑吧母亲的倡议和兄弟姊妹的帮助下，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店”。
　　说是“店”，其实是用一点旧木料拼凑起来的售货柜，卖些香烟、小食品、饮料之类。货柜上，一把红红的大伞罩着，为他们遮挡烈日和风雨。于是，那把红伞和伞下两个无语的人，便成了这条老街上的一道风景。
　　那“店”的位置是靠近渝黔公路边一家私人饭馆门口。为取得这“店”的经营权，他们与饭馆老板商定，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帮饭馆生火，白天还得帮忙干一些理菜之类的杂活，要不然老板就不让他们在此摆摊。
　　有了这个“店”，一家三口的生活基本上有了点起色。那怕一天几元、十几元的收入，也足以让他们高兴，因这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收入啊。
　　第一个月盘点下来，女哑吧用赚的钱给男哑吧织了一件毛衣，把她的关爱无声地织进了衣服中。
　　第二个月，他们给儿子买了一件外衣，儿子是他们的希望，应让他穿得体面一点。
　　两个人中，女哑吧的文化要高一些，在聋哑学校读了九年书。因此进货都由她决定，进什么，不进什么全在她心中。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练摊后，那女哑吧对一些商品的销路情况较为熟悉，也学会了与批发商讨价还价，有的物品进货价格总比别人要低一点，那怕是几分钱。大凡在她经常进货的批发商那儿，都念她是一个残废人，每次进货也不多，给人比的手式又不太懂，便懒得和她计较几分钱，权当做一点善事。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会施善，她也曾遭人算计过，不过要是在她知道后，在第二次进货时，非同老板干上一架，理由还蛮多的，搞得那老板非常难堪，只好补上原来的价差。
　　在越来越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各种竞争手段花样百出，制假、贩假、卖假屡见不鲜，禁而不绝。被制假、卖假巨额利润所惑，一些人便不惜铤而走险，欺骗消费者。
　　在无数次的进货中，那女哑吧也摸到了一些售假门路，别看她听不见，没有语言，可心中的小九九算盘则拨得哗哗直响。
　　和一些批发商熟了之后，他们也想弄一点假烟卖，因为一条假香烟的利润要高出好几十元。在小心翼翼卖出一条假烟后，第二次进货时就拿了十余条假烟，做着如能卖出去，利润就是好几百元的梦。
　　殊不知没隔几天就遇上大检查，街边那些经营户对检查的人早就认识，老远看见他们进了一家店铺，就赶紧把自己的假烟藏了起来，只有那哑吧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检查人员来到摊位前才醒悟过来。这批假烟被查了出来，除全部没收外，并要处以十倍的罚款，还要把她带走。她死死按住货柜，啊啊啊地指着其它摊户，那意思是他们都在卖，为什么不去抓他们。许多围观的人都同情女哑吧，帮着他们求情，弄得那些检查人员无奈之下，只把那十余条假烟没收了。
　　
　　三
　　
　　因假烟损失了近千元，无疑给这个家来了个釜底抽薪，靠数月积攒起来的一点积蓄，眨眼功夫就泡了汤。那几天女哑吧闷闷不乐，像生了一场大病。可那摊还得照常出，餐馆的火还得照常生，因为生活还得继续过。可更糟的是紧接着男哑吧守摊的一天又收到了两张一百元的假币。刚损失近千元，现在又收二百元的假币，真是雪上加霜，这彻底击溃了他们的精神防线，两个哑吧生平第一次打了架。
　　那天傍晚，女哑吧去了她大哥家。
　　她对大哥的情感是最深的。小的时候,大哥没少背她、疼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未，听说通过针灸能使聋哑人开口说话，大哥每天就背着她从江南到市区一家医院进行针灸。十几岁的大哥像父母一般呵护着她，有时偷偷省下坐车的钱给她买上一支冰棍或一根棒棒糖。一旦走累了，大哥就把她放在背上背着走。大哥背上的汗珠在她记忆里是那样晶莹剔透，滚圆滚圆的，还有一点咸味。冬天，她爬在大哥的背上，大哥的背是那样暖和。在她上学后，刚工作的大哥总会抽出时间来学校看她，周未，大哥还会接她一同回家……
　　大哥是她倾吐心中郁闷的唯一对象。
　　在大哥家里，大哥用笔和她交谈，告诉她“做人要诚实，办事要奉公守法，卖假本是一个错误，没收应该，没罚款是幸运。”女哑吧强调其他人都在卖，为啥不收他们的？大哥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这是一个教训，今后做生意千万不能乱来。”大哥告诉她，“他打人不对，家还要回，毕竟是夫妻，要多想对方的好处。”一直到很晚，她在才大哥的护送下回家。
　　先前在这摊位购物的顾客很多人都念在他们是残废人的份上来照顾他们，现在听说他们是在卖假货，都不愿再照顾他们了。那一个月，他们的营业额下降了许多。两个哑吧那仅存的一点笑容，还能开点玩笑的手式，则一扫而光。曾做着的梦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们每天垂着头，重又“沉默寡言”呆坐在那里。
　　只有那伞，街边那把红红的睛雨伞边的垂带，在风中来回的晃动着……
　　日历却在人们不经留意中，一天天向下翻。
　　在经过这次教训后，两个哑吧也认识到，做生意还得靠诚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又重新老老实实做生意，继续和生活抗争着。后来的一件偶然事，仰或是上天又在考验他们。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街上行人已经很少了，两个哑吧还坐在摊位前渴望着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意。这时，一个喝醉酒的中年人跌跌撞撞来到他们摊前买烟，并摇摇晃晃从皮夹子抽了一百元钱甩给他们叫买酒喝，走时还把那皮夹子留下说：不要了，归你们。就在两个哑吧的莫名其妙中走掉了。
　　回家后两人打开皮夹子，发现里面装有现金九百余元，三张信用卡，一张身份证，还有发票，收据之类的票证。
　　这飞来的钱，折磨了他们一个晚上，直到早上也没有想通那人为什么要给他们钱。最后他们决定，这皮夹不能要，要尽快还给人家。
　　第二天，他们揣着皮夹在摊上等待那人的出现，可没有等来，第三天也没有等来，直到第四天，才见那人又来买烟，这才把那皮夹子还给了他。原来那晚他喝醉了，以为皮夹子已经找不回来了，没想到这两个哑吧却还给了他。为表示感谢，那人非要拿出二百元作酬谢金，两个哑吧推来推去坚决不收，最后那人在他们那里买了两百多元钱的烟算是对他们的感谢。
　　这就是我认识的哑吧，两个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无意间被社会陋习潜移默化跟着上当，而又凭借一颗正常人的心在金钱面前演绎着人的本质良知的两个无言的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已记不起那条老街的样子，但我始终记得那把红红的伞，还有伞下那两个无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