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处于一个新的节点上。全球金融海啸似已渐行渐远，在危机中收获了很多果实的中国，开始面对政府过度介入的后遗症。全球金融海啸让市场万能的信奉者重新反思，而政府这只手在经济中的作用，并未因此获得正名。
　　笔者认为，政府政策决断过程应避免被既得利益者干扰。在此次金融海啸中，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用力过猛则容易产生反作用。
　　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政府也比较有效地减少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为什么不讲退出，还是要继续刺激政策？因为国家拯救金融危机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很多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放弃这块大的利益。
　　发展是硬道理，但也可能越发展社会越不稳定。因为通过破坏经济结构取得高速增长只能使情况越来越糟。全世界都一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也是通过破坏经济结构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好处。中国的优势是政府的强势作用，但过度使用政府作用就会物极必反，过度使用国有企业、过度使用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都是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期待民间社会的崛起。中间力量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石，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中间力量太小。
　　城市、农村大部分人没有成为中产阶级，看病要钱，上学要钱，交通要钱……还剩多少消费力量呢？中国社会从收入来讲，中间阶层还是很小。很富裕的人有一些，但更多的是穷人。至于思想上的中产阶级，中国还没有出现，只有暴富阶层。这样的社会是很不稳定的，就是大家谈的“拉美化”。
　　社会经济发展，保障机制做好，中产阶级必然出现。否则，今年赚了一点钱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了，但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明天生一场病，小孩要上学，房地产变动，又成穷人了。
　　中国现在说未富先老，社会没有富裕，但先老去了，那就很糟糕。日本这方面为什么能做好？和收入倍增计划有关，而提高收入要做到：第一，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发展中小型企业；第二，保障劳工权利，要让工会发展，让农民工组织起来。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常常站在资方这一边，劳方的利益没有保障，部分工会也是替资本家说话的，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工会。政府对工会的观念要改变，对农会的观念要改变，对各种社会群体的观念要改变。如若老是站在资方一边，损害的还是执政党的利益。
　　现在社会上民怨多，收入不公平。要回到根源去，把社会改革好了，老百姓肯定就好了；民怨少了，稳定就有了基础。中国的稳定需要支撑点，支撑点完全靠外在的维稳方式是不行的。
　　摘自《同舟共进》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