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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三月，春风里依然透着寒意。
如同往年一样，这个时刻，人民大会堂里依旧掌声响起。只是今年的掌声里除了期待以外，多了一份对一个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科学政府建立的信心和力量。
彰显本届政府执政理念大转变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和伦理思维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以来，即以人本主义作为新兴市民阶级和社会力量的根本思想诉求，任何一个声称关注民生的政府都必须以人为本，这也是现代政治和治理的根本出发点。无论是改革开放、提高经济增长率，还是发展科技化，维护社会秩序，厉行法治，都是为了人民免除苦难增进福祉。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最终也是由一个个人的幸福感来验证的。
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府来讲，对任何问题都只有殚精竭虑面对的义务，而无取巧回避的权利——其实断无这种可能，这是政府的功能与价值所在。
为外电所称平民形象的温家宝，已显现出一个大国总理的自信和果敢。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用专门章节，大篇幅地谈到了政府自身建设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在报告中说，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3月4日，在与政协委员座谈时，温总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由此概括出政府自身建设的三大原则：民主监督、依法行政、科学决策。政府自身建设实质是政府治理，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正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对政府治理的根本理念与价值追求，所谓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科学政府。
治理与传统管理最大的不同在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责任权力分立与平行发展，由此形成协同性综合治理网络。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为世界众多国家形成共识，而相对于有着几千年集权传统的中国而言，国家治理取向是重政治控制而轻行政管理。事实证明，这种泛化的政治取向带来行政管理理念的落后与政府效率的低下。相反，治理远比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管理更科学合理，也更富于人性化。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决策者，显然对此了如指掌。而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也表明治理制度变迁的突破口首先应在于政府治理的务实性行动。在这一大背景下，工作报告提出政府自身建设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并形成本届政府首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如此大篇幅地专门提出政府建设的专门章节。其勇气和进步，体现了新一届政府“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旷然心态与世界性目光。
作为政府治理的首选原则，即民主监督，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全侧重于政府这一公共权力的根本来源，用朴实但又具有价值追求的声音来体现“主权在民”的行政思想：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
而“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使得公共权力有了明确的边界，并在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即责任意识与监督、惩罚上作出了制度安排。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民众当然需要遵守法律，但是民众更可以运用法约束官员的权力，抵制官员对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的侵害与剥夺。法治意味着依法行政，更意味着民众可以用法律约束行政。
无论是天灾抑或是人祸还是天灾人祸一起，由于SARS的突袭，国际风云的变幻，2003年刚刚成立的新一届政府经受住了一次科学民主决策重要的历练。其实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任何政府与决策者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曾经有过的呼风唤雨，一句顶一万句的愚昧时代已经画上了历史的句号。只有体现公民意志，民主参与，决策才能科学，从而在制度安排上使科学决策得到保障。科学民主决策这一政府治理原则宣示：“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这是新一届政府务实性行政作风的体现，也是科学政府的追求。
降低增长率令人惊讶却是进步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调低为7%，舆论为之一动：尽管去年有“非典”，经济增长还是达到9.1%，为什么今年要调低2.1%？
此前3月5日，原财政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是这样理解的，他说：“7%的预定目标，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导向，它是一個传达了非常重要的，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在2004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导向，一个政策意图，就是叫做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我觉得非常简练。”
显然，数字的图解似无意义。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回答更多透出人性化的意义。他说：“增长率从8%上升到9.1%是进步，但是有勇气把增长率从9.1%降到7%也是一种进步。
这是一种怎样的进步？
围绕增长与发展，两会的代表委员讨论激烈。胡鞍钢把新发展观视为第二代发展观和新的治国理念，他的理解是：第一代发展战略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当时针对“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下降，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主题就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先富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第二代发展战略的主题则是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论”。实际上，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地区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方针；1999年6月，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并于2001年正式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体现了地区协调发展的思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并将这一社会定义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温总理在2003年6月的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四个协调发展的观点，即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我把这一目标称为“富民强国”的大战略。可以认为，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提出建立了第二代发展战略。到2003年11月，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构建了“以人为本”、“五个统筹”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所谓五大协调或者五大统筹发展战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我称之为第二代发展战略。
不管第几代发展战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并已经形成共识，即“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从实践看，增长是一个发展过程，同一种增长是有不同的发展结果。即便是同一种经济增长率或者同一人均收入水平，发展的结果是差异甚大的。人均GDP水平的增长有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部分农村、大多数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人均GDP指标的概念常常掩盖了居民贫富悬殊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
当然，25年来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堪称世界“奇迹”，按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10.1%，而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榜首，为10.7%。但高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自然资源损失占GDP的比重惊人，根据200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看，我国80年代初的这一损失竟高占GDP的30%。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最大国家之一。反映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1995年是0.437，2002年是0.454。
而当前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包括投资规模过大，包括盲目建设严重，包括重复建设出现、包括去年拉闸限电，电力供应不足。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所以7%可以把注意力不要放在速度上，而把注意力放到结构上、放到质量上、放到效益上、放到改革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3月4日下午，在有温家宝总理参加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吴敬琏，和几位经济学家就如何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曾在总理面前有一番争论。其中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如何来理解7%的预定目标，他说：“我希望关注中国经济如何防止大起大落，什么样的速度才是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有利的。”
吴敬琏的这句话，应该说对为什么定7%的预期目标透露了其背景意义，值得思索。
宪法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列宁的这句话发人深省。作为1982年以来的第4次修宪有别于以往的即是代表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表述，体现了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的宗旨，勾画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和充满活力的公平社会。
从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的13项内容看，大致可分3类：一类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诉求，就是“三个代表”入宪，在“三个代表”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后，这一点并不意外，自不待言；一类是政治运行方式的个别调整，比如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任期改为5年，其中戒严改为进入紧急状态;第三类则与落实公民权利、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有关。具体内容分别指，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对土地或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要给予补偿。
最后一类是当前舆论讨论最多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各阶层最关心的内容。从这部分来看，执政党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各方期待。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条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普世性价值已被执政党自觉、认真对待。众所周知，在我国政府早已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A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B公约）。如果说《A公约》是授予了政府某些权力的话，那么《B公约》的主要宗旨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此前元月，胡锦涛主席访法期间坦言并承诺：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将向中国全国人大提交批准该公约的建议。显现了更快地向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观念接轨，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都是负责任的做法，这一点和新一届领导集体“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也是贯通的。
一般意义上讲，宪法是对一个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安排。这种基本安排对一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繁荣稳定的重要性已为古今中外无数事例所证明。一个例子是，“失败国家”和成熟发达国家在权力更迭上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类似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出现的选票争议，在制度安排匮乏的国家，可能造成一场内乱，而美国通过司法制度和平解决了这一争端，即使失败的一方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也在失败演说中说：我们生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并为生在这样的国家感到自豪。
再比如公私利益的分界问题。这次修宪中提出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对土地或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要给予补偿”。此间媒体介绍说，了解世界宪法史的人们都知道，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某些国家就首先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这一条。制度经济学将之作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之一；勇于创造财富的人们知道，自己的劳动成果不会被权力或暴行任意剥夺，即便被剥夺了，自己也有信心讨回公道。当微软面临如潮般的垄断指控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对指控进行了反击之后，强调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有信心。而在有的国家，境遇类似者却忙着转移资产或准备出逃。
至于执政党指出的“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必须改的重大问题一定改”的修宪方针无疑是较为妥帖的办法。
此次修宪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无疑是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新富阶层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诉求已经相当强烈，工商联两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保护私有财产的修宪建议案即是明证。以部分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却担忧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会合法化，其他腐败手段得来的财富也得不到追究。执政党建议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加上了“合法取得”限定语。这样，25年经济改革的最大成果之一——迅速壮大的私有财产权正式在宪法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修宪也成为25年改革开放的里程碑；另一方面，对“合法取得”的法律界定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
因此，更广泛的民意表达是迫切需要的，社会各阶层应该得到更多渠道去表达利益要求，达成共识。从渠道上看，领导人的（专家或企业家）座谈会、民间研讨、媒体讨论等等是此次修宪过程中常见的获取民意的形式。人们有理由期待形式的多样化和透明度。这对社会共识的成长可以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从2003年国内情况来看，以宪法名义伸张权利的行动可以说是贯穿全年一根主线，比如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质疑、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质疑、对强制拆迁的质疑、对拆迁中土地使用权是否给予补偿的质疑等等。这些质疑无不发生在修宪之前。其中以孙志刚命案激起民愤的事件为背景，三位法学研究者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二款规定，联名上书。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受理申请后并没有启动正式的审查和撤销程序，但国务院积极回应民间呼声，自行废除。现在，在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上，社会各方面已经出现了诸多歧见。这些歧见能否获得制度化的解决，对我国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可喜的是，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已被正式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这应该是我国立法领域与时俱进的又一重要消息。它表明凡是不适应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要求，不符合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都要作出相应的改革甚至废除。
“减”、“加”并举保证农民福祉
中共中央、国务院每年都会在党内下发一号文件，以显示当年的中央工作重点和最关注的问题。自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第一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明确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中国农村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接着，中央又在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发出四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
此后，一号文件再未提到农民问题。而在今年，一号文件再次针对“三农”问题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表明中国“三农”问题已到关键时刻。
此次，当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脱离手中的报告讲稿，“我郑重宣布，从今年起，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代表、委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是16次掌声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也是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之后，中央领导对农民减负的数量做了最明晰的阐述。
不过，“减法”还必须有“加法”来配套。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而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区组织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摊派实际上从农民那里要收1500亿～1600亿元，税费改革尽管有乡镇机构、农村教育的配套改革，但财政缺口仍较大，乡村两级的财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税率提高，农业税增加的部分留给了鄉镇，村级减收较大。如果税率改革的结果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行，影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相违背。温总理在报告中强调中央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国债投资要重点加强基本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中央财政今年要投入100亿元，启动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到2007年使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央财政还将投入60亿元，继续实施第二期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上述的做法，将“加法”与“减法”并举，调整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农民的福祉将得到实质性的增加。
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深刻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体制改革和政策措施，而“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2004年“两会”一切重要文件和决议的最核心的执政思路。“以人为本”已成为国家的价值观。
这，就是今年的“两会”。
如同往年一样，这个时刻，人民大会堂里依旧掌声响起。只是今年的掌声里除了期待以外，多了一份对一个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科学政府建立的信心和力量。
彰显本届政府执政理念大转变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和伦理思维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以来，即以人本主义作为新兴市民阶级和社会力量的根本思想诉求，任何一个声称关注民生的政府都必须以人为本，这也是现代政治和治理的根本出发点。无论是改革开放、提高经济增长率，还是发展科技化，维护社会秩序，厉行法治，都是为了人民免除苦难增进福祉。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最终也是由一个个人的幸福感来验证的。
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府来讲，对任何问题都只有殚精竭虑面对的义务，而无取巧回避的权利——其实断无这种可能，这是政府的功能与价值所在。
为外电所称平民形象的温家宝，已显现出一个大国总理的自信和果敢。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用专门章节，大篇幅地谈到了政府自身建设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在报告中说，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3月4日，在与政协委员座谈时，温总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由此概括出政府自身建设的三大原则：民主监督、依法行政、科学决策。政府自身建设实质是政府治理，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正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对政府治理的根本理念与价值追求，所谓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科学政府。
治理与传统管理最大的不同在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责任权力分立与平行发展，由此形成协同性综合治理网络。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为世界众多国家形成共识，而相对于有着几千年集权传统的中国而言，国家治理取向是重政治控制而轻行政管理。事实证明，这种泛化的政治取向带来行政管理理念的落后与政府效率的低下。相反，治理远比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管理更科学合理，也更富于人性化。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决策者，显然对此了如指掌。而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也表明治理制度变迁的突破口首先应在于政府治理的务实性行动。在这一大背景下，工作报告提出政府自身建设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并形成本届政府首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如此大篇幅地专门提出政府建设的专门章节。其勇气和进步，体现了新一届政府“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旷然心态与世界性目光。
作为政府治理的首选原则，即民主监督，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全侧重于政府这一公共权力的根本来源，用朴实但又具有价值追求的声音来体现“主权在民”的行政思想：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
而“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使得公共权力有了明确的边界，并在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即责任意识与监督、惩罚上作出了制度安排。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民众当然需要遵守法律，但是民众更可以运用法约束官员的权力，抵制官员对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的侵害与剥夺。法治意味着依法行政，更意味着民众可以用法律约束行政。
无论是天灾抑或是人祸还是天灾人祸一起，由于SARS的突袭，国际风云的变幻，2003年刚刚成立的新一届政府经受住了一次科学民主决策重要的历练。其实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任何政府与决策者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曾经有过的呼风唤雨，一句顶一万句的愚昧时代已经画上了历史的句号。只有体现公民意志，民主参与，决策才能科学，从而在制度安排上使科学决策得到保障。科学民主决策这一政府治理原则宣示：“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这是新一届政府务实性行政作风的体现，也是科学政府的追求。
降低增长率令人惊讶却是进步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调低为7%，舆论为之一动：尽管去年有“非典”，经济增长还是达到9.1%，为什么今年要调低2.1%？
此前3月5日，原财政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是这样理解的，他说：“7%的预定目标，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导向，它是一個传达了非常重要的，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在2004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导向，一个政策意图，就是叫做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我觉得非常简练。”
显然，数字的图解似无意义。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回答更多透出人性化的意义。他说：“增长率从8%上升到9.1%是进步，但是有勇气把增长率从9.1%降到7%也是一种进步。
这是一种怎样的进步？
围绕增长与发展，两会的代表委员讨论激烈。胡鞍钢把新发展观视为第二代发展观和新的治国理念，他的理解是：第一代发展战略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当时针对“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下降，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主题就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先富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第二代发展战略的主题则是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论”。实际上，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地区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方针；1999年6月，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并于2001年正式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体现了地区协调发展的思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并将这一社会定义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温总理在2003年6月的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四个协调发展的观点，即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我把这一目标称为“富民强国”的大战略。可以认为，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提出建立了第二代发展战略。到2003年11月，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构建了“以人为本”、“五个统筹”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所谓五大协调或者五大统筹发展战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我称之为第二代发展战略。
不管第几代发展战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并已经形成共识，即“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从实践看，增长是一个发展过程，同一种增长是有不同的发展结果。即便是同一种经济增长率或者同一人均收入水平，发展的结果是差异甚大的。人均GDP水平的增长有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部分农村、大多数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人均GDP指标的概念常常掩盖了居民贫富悬殊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
当然，25年来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堪称世界“奇迹”，按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10.1%，而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榜首，为10.7%。但高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自然资源损失占GDP的比重惊人，根据200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看，我国80年代初的这一损失竟高占GDP的30%。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最大国家之一。反映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1995年是0.437，2002年是0.454。
而当前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包括投资规模过大，包括盲目建设严重，包括重复建设出现、包括去年拉闸限电，电力供应不足。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所以7%可以把注意力不要放在速度上，而把注意力放到结构上、放到质量上、放到效益上、放到改革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3月4日下午，在有温家宝总理参加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吴敬琏，和几位经济学家就如何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曾在总理面前有一番争论。其中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如何来理解7%的预定目标，他说：“我希望关注中国经济如何防止大起大落，什么样的速度才是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有利的。”
吴敬琏的这句话，应该说对为什么定7%的预期目标透露了其背景意义，值得思索。
宪法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列宁的这句话发人深省。作为1982年以来的第4次修宪有别于以往的即是代表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表述，体现了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的宗旨，勾画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和充满活力的公平社会。
从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的13项内容看，大致可分3类：一类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诉求，就是“三个代表”入宪，在“三个代表”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后，这一点并不意外，自不待言；一类是政治运行方式的个别调整，比如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任期改为5年，其中戒严改为进入紧急状态;第三类则与落实公民权利、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有关。具体内容分别指，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对土地或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要给予补偿。
最后一类是当前舆论讨论最多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各阶层最关心的内容。从这部分来看，执政党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各方期待。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条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普世性价值已被执政党自觉、认真对待。众所周知，在我国政府早已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A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B公约）。如果说《A公约》是授予了政府某些权力的话，那么《B公约》的主要宗旨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此前元月，胡锦涛主席访法期间坦言并承诺：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将向中国全国人大提交批准该公约的建议。显现了更快地向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观念接轨，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都是负责任的做法，这一点和新一届领导集体“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也是贯通的。
一般意义上讲，宪法是对一个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安排。这种基本安排对一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繁荣稳定的重要性已为古今中外无数事例所证明。一个例子是，“失败国家”和成熟发达国家在权力更迭上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类似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出现的选票争议，在制度安排匮乏的国家，可能造成一场内乱，而美国通过司法制度和平解决了这一争端，即使失败的一方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也在失败演说中说：我们生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并为生在这样的国家感到自豪。
再比如公私利益的分界问题。这次修宪中提出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对土地或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要给予补偿”。此间媒体介绍说，了解世界宪法史的人们都知道，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某些国家就首先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这一条。制度经济学将之作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之一；勇于创造财富的人们知道，自己的劳动成果不会被权力或暴行任意剥夺，即便被剥夺了，自己也有信心讨回公道。当微软面临如潮般的垄断指控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对指控进行了反击之后，强调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有信心。而在有的国家，境遇类似者却忙着转移资产或准备出逃。
至于执政党指出的“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必须改的重大问题一定改”的修宪方针无疑是较为妥帖的办法。
此次修宪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无疑是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新富阶层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诉求已经相当强烈，工商联两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保护私有财产的修宪建议案即是明证。以部分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却担忧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会合法化，其他腐败手段得来的财富也得不到追究。执政党建议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加上了“合法取得”限定语。这样，25年经济改革的最大成果之一——迅速壮大的私有财产权正式在宪法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修宪也成为25年改革开放的里程碑；另一方面，对“合法取得”的法律界定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
因此，更广泛的民意表达是迫切需要的，社会各阶层应该得到更多渠道去表达利益要求，达成共识。从渠道上看，领导人的（专家或企业家）座谈会、民间研讨、媒体讨论等等是此次修宪过程中常见的获取民意的形式。人们有理由期待形式的多样化和透明度。这对社会共识的成长可以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从2003年国内情况来看，以宪法名义伸张权利的行动可以说是贯穿全年一根主线，比如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质疑、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质疑、对强制拆迁的质疑、对拆迁中土地使用权是否给予补偿的质疑等等。这些质疑无不发生在修宪之前。其中以孙志刚命案激起民愤的事件为背景，三位法学研究者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二款规定，联名上书。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受理申请后并没有启动正式的审查和撤销程序，但国务院积极回应民间呼声，自行废除。现在，在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上，社会各方面已经出现了诸多歧见。这些歧见能否获得制度化的解决，对我国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可喜的是，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已被正式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这应该是我国立法领域与时俱进的又一重要消息。它表明凡是不适应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要求，不符合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都要作出相应的改革甚至废除。
“减”、“加”并举保证农民福祉
中共中央、国务院每年都会在党内下发一号文件，以显示当年的中央工作重点和最关注的问题。自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第一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明确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中国农村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接着，中央又在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发出四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
此后，一号文件再未提到农民问题。而在今年，一号文件再次针对“三农”问题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表明中国“三农”问题已到关键时刻。
此次，当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脱离手中的报告讲稿，“我郑重宣布，从今年起，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代表、委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是16次掌声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也是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之后，中央领导对农民减负的数量做了最明晰的阐述。
不过，“减法”还必须有“加法”来配套。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而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区组织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摊派实际上从农民那里要收1500亿～1600亿元，税费改革尽管有乡镇机构、农村教育的配套改革，但财政缺口仍较大，乡村两级的财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税率提高，农业税增加的部分留给了鄉镇，村级减收较大。如果税率改革的结果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行，影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相违背。温总理在报告中强调中央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国债投资要重点加强基本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中央财政今年要投入100亿元，启动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到2007年使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央财政还将投入60亿元，继续实施第二期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上述的做法，将“加法”与“减法”并举，调整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农民的福祉将得到实质性的增加。
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深刻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体制改革和政策措施，而“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2004年“两会”一切重要文件和决议的最核心的执政思路。“以人为本”已成为国家的价值观。
这，就是今年的“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