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最民主”国家在怪圈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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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巴希尔一味在总统宝座上赖着不走,今天穆巴拉克的下场就是巴希尔明天的结果。
  
  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埃及“莲花革命”分别推翻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之后,苏丹总统巴希尔宣布不再谋求总统连任。
  巴希尔称得上是一位强人,虽然他在世界上的名声和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远不及穆巴拉克,但执政能力和水平还是具备的。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避免步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元首的后尘。这自然是明智的选择,受到了中东媒体的普遍欢迎和肯定。有媒体分析指出,如果巴希尔一味在总统宝座上赖着不走,今天穆巴拉克的下场就是巴希尔明天的结果。
  苏丹的事情远比埃及复杂和棘手得多。苏丹的复杂主要体现在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的南北历史状况等诸多方面。
  
  非洲最民主的国家?
  
  现今苏丹的政治版图是在埃及与英国殖民者共同统治时期(1898年~1956年)最终形成的。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苏丹已经历了土耳其-埃及殖民者60多年的专制统治和马赫迪神权国家十余年的集权统治。英-埃共管时期,英国在推行“本地管理制”的间接统治制度的同时,迫于苏丹民族主义的压力,将议会民主制度应用到对苏丹的管理之中,这为新生的苏丹国家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直到今天,苏丹一直保留民主体制和选举制度。据此有学者认为,就政治文化而言,苏丹属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最民主的国家。但是直到今天,苏丹传统的部族政治与部族酋长制并未因此被有效改变,苏丹南部和达尔富尔尤为如此。由于缺乏西式民主的土壤,英国人留下的议会制未能在独立后的苏丹健康发展,相反,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苏丹一直徘徊于民主与专政之间,陷于民选政权与军人政权交替执政的“怪圈”难以自拔。苏丹独立后,至少经历了三轮民选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第一轮是1956年1月开始的三届文官政府和1958年11月政变上台的阿布德军政权,第二轮是1964年10月开始的六届文官政府和1969年5月通过政变上台的尼迈里军政权,第三轮是1985年4月开始的四届文官政府和198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巴希尔军政权。2010年4月的全国大选使苏丹再次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但面临南方分离、达尔富尔问题以及邻国动荡局势的影响,苏丹政府的未来将会如何,仍很难断言。
  
  南北问题长期困惑
  
  苏丹的国名释义为“黑人的国家”,历史上,阿拉伯人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居住区统称为苏丹,苏丹人自古在此生息,国名即源于此。苏丹的国土面积是非洲国家中面积最大的。不过,这一纪录将在今年6月随着南部苏丹国的建立而被打破。面积大,苏丹南北在意识形态、政治理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距,这是双方矛盾的起因,也是长年来一直困惑苏丹发展之道的一大障碍。
  南北问题是殖民主义在苏丹遗留下的最大一个历史问题。苏丹独立后,作为新兴的非洲国家,既面临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也肩负着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然而,南北统一问题不仅长期未获解决,而且演变为连绵不断的南北内战。第一次内战(1955~1972年)打了17年,造成50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第二次苏丹内战(1983~1994年)打了11年,造成190万平民死亡,400万人流离失所,成为二战后平民死伤最多的内战。长期的武装冲突和政治动乱使苏丹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苏丹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巴希尔政府1989年上台以来,重视解决南方问题。2002年7月,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苏丹政府和南部反政府武装举行和谈,双方在南方实行民族自决、确定宗教和国家关系及维护国家统一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和平协议。2005年1月,苏丹政府和南部反政府武装签署《全面和平协议》,标志着苏丹国内的和平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今年1月上中旬,苏丹南方就统一还是独立进行公投,结果,南方选择了后者,这样,巴希尔在与不少北方人一样难免感到有些遗憾的同时,也觉得终究是卸下了一块心病,总算把南北问题搞定了。
  
  经济建设,发展之路的重要内容
  
  经济建设,是苏丹发展之路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苏丹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农业在苏丹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对自然及外援依赖性强。为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巴希尔政府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发布新经济法规,实施一系列经改措施,一方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市场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发展农业,促进出口,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私有化进程。1997年,苏丹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财经紧缩政策,严格控制公共开支,限制依赖银行借贷,减少货币发行量,重点扶持优先发展的战略项目,利用石油出口带动经济复苏,通胀率和赤字均明显下降,经济状况趋向好转。
  苏丹有得天独厚的林业资源,全国森林面积达5800多万公顷,覆盖着全国23%的土地。作为主要的林业资源,苏丹的阿拉伯树胶产量和出口量都高居世界第一位,是苏丹的主要出口创汇商品之一。
  近年来,苏丹建立起石油工业。随着大量石油出口及借助高油价的拉动,苏丹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10年4月9日,巴希尔总统表示,苏丹政府将在全国实行平衡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
  卸下了南北问题的包袱,不断增加的石油收入让人民的腰包会越来越鼓,在北非地缘政治动荡不断“外溢”的效应震撼下毅然采取不再连任的正确选择等,使巴希尔眼下变得轻松和主动多了。一般乐观地估计,在这三层因素的综合叠加作用下,中东“街头革命”的涟漪即使一圈圈扩大,“广场风暴”即使以不可阻挡之势光临喀土穆,巴希尔受到致命冲击尤其是沦为穆巴拉克第二或本·阿里第二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北非的中国人
  截至3月2日23时10分,我国在利比亚全部公民都已撤出,人数总计为35860人。利比亚撤离堪称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撤离行动,彰显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实力。在这次撤离行动中,很多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到利比亚的中国人怎么这么多?他们去做什么?北非地区又有多少中国人?
  据笔者了解,北非中国人虽然分布于所在国的各个行业,但从人员的绝对数量上,主要还是集中于两个职业——商人和建筑工人。由于这两个职业都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再加上有一些人是非法入境,很难获得北非中国人的准确数字。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埃及大约有6 ~10万名中国人,阿尔及利亚大约有4万名中国人,突尼斯、苏丹、摩洛哥的中国人数量也不少,如果不是这次规模庞大的撤离行动,我们可能想不到竟有3.5万名同胞生活、工作在利比亚。
  北非中国人数量的激增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在双边经贸关系中,中国对北非国家的商品出口和承包工程发展最为迅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商人和建筑工人构成了北非中国人的绝大部分。
  中国对北非国家商品出口是在90年代末开始获得迅速发展的。1999年,中国对北非六国(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的商品出口额为15.2亿美元,2009年达到158.4亿美元,10年时间,增长了10倍。随着中国对北非地区商品贸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中国商人来到了北非地区。在埃及出现了“街头商贩”和“走家”。所谓“走家”,就是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商品的小商贩。“走家”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经营,男的主管背包,女的主管敲门销售。“走家”在埃及出现已有一个年代。如今,中国“走家”的足迹已经遍布埃及几乎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据估计,其人数也已超过2万。
  与商品出口比翼齐飞的是中国在北非承包工程项目的遍地开花。其实,远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中国一些建筑公司就已开始在北非一些国家承包工程项目,但承包工程的快速发展还要感谢2005年之后国际油价上涨带给北非产油国的石油繁荣。2004年中国在北非六国完成承包工程额仅为17.5亿美元,2008年就跃升至84.1亿美元,而其中89.9%又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苏丹三个北非石油富国。目前,中国公司在北非承接的大型项目有很多,其中有中建在利比亚的20000套住宅项目、中石油工程建设在阿尔及利亚的炼厂项目、中冶十七冶在苏丹的富拉电力项目工程等。
  由于中国建筑工人的用工成本和技术水平与当地工人相比都具有优势,因此,中国的建筑公司通常是在国内征募工人,然后带着工人转战北非各地。在北非,可以这样说,哪里有中国公司承包的工程,哪里就会有中国建筑工人。由于承包项目大多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苏丹,中国在北非的建筑工人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国家。
  刘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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