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中国的大年初五，我从广州出发，和一行人在寒冷的莫斯科度过了12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当我们的飞机从寒冷的莫斯科降落到炎热的哈瓦那夏天的时候，窗外的景色也从严寒的雪山，变成了镶着大片云朵的蓝色海岸线和一望无际的绿色植被。我们一行三人，穿越了时空一般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一同前往古巴的老一辈广州“东山少爷”雷叔，与古巴颇有渊源。他的爷爷曾在哈瓦那开餐厅，不少古巴华人与他相识。雷叔说，家中有一张古巴寄来的照片，里面是一个穿着粤剧戏服的白人女孩，样貌美好，他印象十分深刻。
　　照片的两侧写着“家祉契爷惠存，契女何秋兰”。我们这次来古巴的主要目的，正是寻找这位日后成为古巴粤剧花旦的何秋兰。

在老城区观摩七彩老爷车

　　虽然时常从家里的长辈口中听说过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我对古巴早期的印象来自摄影师David Alan Harvey和Alex Webb的作品。在他们的照片里，古巴总是色彩丰富、阳光对比强烈，似乎是个能带来无限创作激情的地方。
　　刚出机场，雷叔便被五颜六色的老爷车迷住了，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古巴大多数的老爷车都是来自美国的旧车，不少是被翻新过的，鲜艳的颜色也体现了这里人们活泼的性格特点。
　　我们通知了预订好的民宿，店主安排了车来接我们—它是一辆红色的标致牌小轿车。它倒不是老爷车，那些看起来十分好看的老爷车在哈瓦那大多是用来接待旅客赚钱的。开车的司机会说一点英语，但车里的音乐一直都是西班牙语的，十分欢快，感觉像是在闹哄哄的酒吧里。
　　其实，古巴的场景常常出现在电影里，近年来最出名的大概要算《速度与激情》的第八部，那场在哈瓦那海边飙车的戏码大概很多影迷都印象深刻。当我们的车辆真正穿行在老城区的时候，这一幕像极了未经调色的电影素材—彩色的老房子、街边围坐着打牌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停靠着的相差几十年历史的车辆。
　　哈瓦那的老城区，街道规划得十分整齐，有点像纽约的那种方格规划模式，道路都是横平竖直的，每个房子都有街道和编号，要找到某个地址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与照片里的感觉不太一样，老城区里的街道并不算太干净，有时候会有积水和垃圾，一些大的垃圾箱被放置在街角。
　　后来我们去了新城区，發现哈瓦那其实是两个世界，新城区有着各类功能齐全的建筑和干净的街道，而老城区停留在了上个世纪。

华人街与中国城

　　在古巴的国会大厦附近，有一个非常高大的中式牌坊，上面用繁体字隶书写着“华人街”三个字，地图的标注是Entrada del Barrio Chino。然而，现在的华人社区离这个牌坊隔了几个街区，不知道当初的华人社区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这个牌坊所在的街道十分繁忙，是一个市中心的交通要道，附近有一个广场，还有一个高耸的教堂。除了那些五颜六色的老爷车，也会有一些外形熟悉的巴士穿过，仔细看一下，可以看到车身上的“中国宇通”几个字。
　　穿过牌坊，沿着Zanja大街往前走，便可以找到这里的唐人街（Chinatown）。雷叔说，他知道何秋兰住在唐人街。他在香港曾经看过摄影师刘博智的展览，于是便和展览主办方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也问到了何秋兰的住址。
　　但实际上，这个住址并不是特别容易找到。我们第一次进入唐人街的范围后，转了好几个圈。倒是有两个标识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看到了孔子站在长城上的喷绘图案，另外一个是，中餐厅前的牌坊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中国城”三个简体字。如果下次来古巴玩的中国游客不小心迷了路，找到这两个标识便一定可以找到回酒店的路。

　　古巴的中国城里，不少建筑保留了中文的名字，像是“黄江夏堂”或是一些来自广东的地名，例如“中山”“龙冈”。这些有中文字样的建筑，大多演变成了中餐厅，不过也有一些演绎出了其他功能。

哈瓦那深处的粤剧名伶

　　何秋兰所在的住处是民治党总部，入口处写着“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古巴总支部”。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她并不在家，而是住在了城外女儿的家里。她的儿子接待了我们，虽然看得出有华人的血统，但他并不会说中文，只会说西班牙语和一些简单的英语。

　　我们这次来古巴的主要目的，正是寻找这位日后成为古巴粤剧花旦的何秋兰。

　　当我们第二天见到何秋兰的时候，尽管知道何秋兰会说粤语，但她还是让我惊讶了一下—见我们站在门口，她用广东话招呼我们“入来坐”。何秋兰的客厅并不大，墙面上挂了她过去年轻时候表演的照片，电视机旁还有一幅关公的画，房间里也有一些西方神像。

　　何秋兰告诉雷叔，她的继父方标以前是开洗衣馆的。来古巴之前，方标家境富裕，与大多数出洋谋生的华人不一样，方标喜爱粤剧，因为家中反对他变成“戏子”，带着几本粤剧曲本漂洋过海来到古巴。他收留了一对流浪的白人母女，后来这个白人妇女嫁给了方标，刚出生的小女孩便是后来改了中文名的何秋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巴经济不错;因为有大量的华工，粤剧曾一度在古巴流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巴经济不错;因为有大量的华工，粤剧曾一度在古巴流行。何秋兰也靠着表演获得了不菲收入，是當地的明星，尤其是白人唱粤剧，更显新奇。我们去参观了当时何秋兰表演过的金鹰戏院，戏院内部空间十分高挑，舞台有接近2米那么高，可以想象当时人潮涌动的画面。

　　古巴革命后，粤剧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由于不能盈利，不少粤剧戏班也逐渐解散。
　　后来，何秋兰和一个祖籍开平的华人方振钜，于1956年结了婚。年轻的何秋兰是个美人，追求者甚多，我们笑问为什么要嫁给他，何秋兰笑着说因为他长得比较帅。
　　在粤剧剧团解散后，何秋兰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像是餐厅的收银员、华人社区报纸《光华报》的排版员。据说，她曾经在做收银员的时候遇到过卡斯特罗，只不过真实的情景是，卡斯特罗见到她做笔记的时候写的是中文，便让她以后要写西班牙文。

　　《光华报》的出版，也给她提供了一些工作收入。这份只有4个版面的报纸，需要何秋兰帮忙从几千个汉字铅印中找出所需的排序， 直到停刊也没有用上电脑排版。
　　退休后的何秋兰，和其他大多数华人老人一样，收入并不高。在华人社区里，有一个龙冈公所，为有华人血统的长者提供免费的午餐。除了米饭，每个人的菜里面，会有煮好的鸡肉和一个小面包。小面包会被带回家存起来。
　　这个机构类似于华人社区的福利机构，不少老人一早就过来，坐着喝茶或者去二楼打麻将。最老的长者甚至接近百岁。不少长者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却有着在广东乡下才能听到的乡音。

就这样在古巴过了个中国年

　　探访过后的几天里，我们也时常去海边散步。这里的天气变化很大，大雨和晴天往往交替着来。
　　可能由于我们去的时候恰逢春节，不少当地人见到我们，会问我们是否是中国人，西班牙语Chino的发音也可以辨别得出来。不少主动打招呼的人在确认我们是中国游客后，都开始热情地叫我们amigo（朋友），然后问我们要不要雪茄。
　　有一天下大雨，我们为了避雨走进了一家猪肉档。按道理，一般游客不会在哈瓦那买生猪肉，毕竟也没厨房做饭。我们一行三人一进门，居然闻到了熟悉的猪油渣的香气;问店家要了几块油渣尝了一下，味道十分熟悉，除了切块较大，味道极为相似。
　　店家是一个中年的女子，长相毫无华人特点，但是这个口感实在感觉熟悉，我们便问她是否家里有中国人。果不其然，她说家里有一个爷爷是中国人，但因为已经是第三代了，并不会说中文。我们等他们新出了一锅油渣后，买了一袋回去解馋。
　　从广州辗转到哈瓦那，需要长达12小时的飞行，还要跨过三个洲和一个大洋，也没想到雷叔竟然在千里之外的古巴首都，跟以前的“旧街坊”以这样的方式相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乡音，联结两座城市的是粤剧独特的韵味。也正因为如此，广州文化的世界性才变得如此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