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品牌和象征。
　　秦朝修建的万里长城，在汉代得到了加强，汉长城总长甚至达到了2万余里。但是自汉以后，长城逐渐被废弃。直到明朝前期，为抵御北方瓦剌等部入侵，几乎是在秦汉长城的原址上又重新修建起长城。
　　为什么时隔一千六七百年，明朝长城会与秦朝长城修建的位置基本重合呢？
　　长城建在哪儿，得听老天的
　　中原王朝基本上是农耕民族的国家，它们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从周朝一直对抗到了明朝末年。在这三千年的对抗中，中原王朝的北方边界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位于长城附近，难道长城真能起如此大的作用，可以限制两边民族的扩张吗？
　　如果我们将中国年降水量图与长城的位置图对比，就会发现，长城几乎与穿过中国北方的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从华北北面的燕山山脉向西，经过今天山西境内的太行山北段、内蒙古境内的阴山山脉，再折向西南，长城的走向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吻合得很好。
　　降水量的多少，对于地表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降水量少于400毫米，地表植被就会以耐干旱的草为主。虽然开垦草原生产粮食也并非不可以，但没有降雨量的配合，几年下来，土地就会沙化，无法继续种庄稼。所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的地区成为游牧民族的家园。
　　反之，降水量大于400毫米时，人们就可以开垦农田，获得不错的收成。于是400毫米等降水线就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
　　秦始皇算了一笔经济账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大败以凶狠著称的匈奴骑兵，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
　　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眼前。
　　究竟是什么导致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费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
　　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训练成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还要蒙受生产上的劳动力损失。
　　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史记》中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1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竟达到了192石！
　　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高，作战的收益却很可怜。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也无法耕种，获取不到税收。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却是明朝。
　　得想法改變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于是秦始皇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就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就无法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而是必须先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
　　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而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他们熟悉的草场。
　　秦始皇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相符合。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5万劳工，用两个月的时间修葺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8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近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了然。于是，明朝的皇帝们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长城就是那个时期完工的。
　　（摘自《透过钱眼看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