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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大序》上承《尚书》、《论语》等上古经典和儒家思想，下开百代诗论之先河。在中国古代修辞学领域，《诗大序》同样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提出的“赋”、“比”、“兴”的修辞手法以及“美刺”等修辞思想为后世儒家学者所引用。
【关键词】：美刺；赋；比；興
《詩大序》作为一篇经典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章，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文学思想，上承《尚书》、《论语》等上古经典和儒家思想，下开百代诗论之先河。在中国古代修辞学领域，《诗大序》同样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提出的“赋”、“比”、“兴”的修辞手法以及“美刺”等修辞思想为后世儒家学者所引用。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引申出“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对其后的文人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一、止乎礼义的“美刺”
《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秉承《尚书》“诗言志”的思想，认为文章应该抒发作者的情志，这开启了我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此后历朝历代虽然在文体上有着因袭与变革，但在为诗主旨上却仍是万变不离此宗。
然而《诗大序》中强调的“志”，却有着内容上和形式上的要求。内容上，《诗大序》作为儒家的诗论著作，自然与孔子所云“思无邪”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自然是强调“志”的“无邪”，即“正”，如是方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与“正”相对的，则是“郑卫之音”，因此孔子“放郑声”，以为郑声“淫”。“淫”即过分，抒发的情感毫无节制，就是“淫”。例如《诗经·郑风》中“狡童”和“褰裳”两篇，描写恋爱赤裸而大胆，就是“淫”的表现。
形式上，“志”用《诗大序》的原话阐释就应该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针对“变风”而言。在“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之时，就会有讽刺上政的“变风”、“变雅”出现。这种讽刺之“志”不被提倡通过直露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应该“主文而谲谏”——言辞文雅且劝谏委婉含蓄。这种恪守中庸之道的劝谏可以达到提醒君主的目的，又不会因语辞直露锋利而招致祸端，这就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结合前文所说对“志”的“无邪”要求来看，《诗大序》追求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其实不止针对讽刺而言，赞美主上功德时，同样也要委婉含蓄，因为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
二、赋、比、兴的修辞手法
《周礼·春官》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将此引为诗的“六义”。在“六义”中，《诗大序》对“风”、“雅”、“颂”作了详尽的阐释：“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产生于各国地方的诗歌；“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 即产生于周朝中央的诗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宫廷或诸侯国贵族所作；“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祭祀、赞美祖先的乐歌。显然，“风”、“雅”、“颂”三个概念是按诗的体裁区分的，而对于“赋”、“比”、“兴”三者，《诗大序》原文却没有做一个直接的说明。由于“六义”之说本自《周礼》，所以我们可以从《周礼》中找到《诗大序》所说“赋”、“比”、“兴”究竟为何意。郑玄曾在《周礼注》中解释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对“赋”的解释用了“声训”的方法——这个解释后来为刘勰所沿用——“赋之言铺”。采用“赋”的修辞手法时，其内容是兼及“政教善恶”的，而它主要的方式就是“直铺陈”，既可以描写叙述，也可以议论抒情。
作为“赋”、“比”、“兴”三者中基础的“赋”的意思已经了解，那么“比”和“兴” 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呢？郑玄在《周礼注》中接着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又引郑众的话：“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郑玄对于“比”的解释中，把“比”的内容只局限在“失”的层面，显然具有片面性。《诗经》中《卫风·硕人》一篇中赞美庄姜美貌的诗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也是用了“取比类以言之”的方法，可知“比”的内容不一定非要言其过失。然而在修辞手法上，郑玄已经指出了“比”是“取比类以言之”，郑众说的就更为明确：“比者，比方于物也。”可见“比”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比喻”，这个古老的修辞手法自《诗经》历代相传，到现在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郑众对“兴”的解释是“兴者，托事于物也。”这只指出了“兴”用法的一种情况，即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郑风·野有蔓草》中的“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既是起兴，又比喻清秀妩媚的少女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然而，还有一些“兴”的修辞用法极为特殊，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戟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即兴句与后面的诗句并无意义上的联系，而只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二郑对“比”、“兴”的解释中，无论是赞美还是讽刺，都主张委婉地表达，这也印证了上文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刺精神。
【关键词】：美刺；赋；比；興
《詩大序》作为一篇经典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章，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文学思想，上承《尚书》、《论语》等上古经典和儒家思想，下开百代诗论之先河。在中国古代修辞学领域，《诗大序》同样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提出的“赋”、“比”、“兴”的修辞手法以及“美刺”等修辞思想为后世儒家学者所引用。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引申出“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对其后的文人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一、止乎礼义的“美刺”
《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秉承《尚书》“诗言志”的思想，认为文章应该抒发作者的情志，这开启了我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此后历朝历代虽然在文体上有着因袭与变革，但在为诗主旨上却仍是万变不离此宗。
然而《诗大序》中强调的“志”，却有着内容上和形式上的要求。内容上，《诗大序》作为儒家的诗论著作，自然与孔子所云“思无邪”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自然是强调“志”的“无邪”，即“正”，如是方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与“正”相对的，则是“郑卫之音”，因此孔子“放郑声”，以为郑声“淫”。“淫”即过分，抒发的情感毫无节制，就是“淫”。例如《诗经·郑风》中“狡童”和“褰裳”两篇，描写恋爱赤裸而大胆，就是“淫”的表现。
形式上，“志”用《诗大序》的原话阐释就应该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针对“变风”而言。在“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之时，就会有讽刺上政的“变风”、“变雅”出现。这种讽刺之“志”不被提倡通过直露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应该“主文而谲谏”——言辞文雅且劝谏委婉含蓄。这种恪守中庸之道的劝谏可以达到提醒君主的目的，又不会因语辞直露锋利而招致祸端，这就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结合前文所说对“志”的“无邪”要求来看，《诗大序》追求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其实不止针对讽刺而言，赞美主上功德时，同样也要委婉含蓄，因为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
二、赋、比、兴的修辞手法
《周礼·春官》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将此引为诗的“六义”。在“六义”中，《诗大序》对“风”、“雅”、“颂”作了详尽的阐释：“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产生于各国地方的诗歌；“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 即产生于周朝中央的诗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宫廷或诸侯国贵族所作；“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祭祀、赞美祖先的乐歌。显然，“风”、“雅”、“颂”三个概念是按诗的体裁区分的，而对于“赋”、“比”、“兴”三者，《诗大序》原文却没有做一个直接的说明。由于“六义”之说本自《周礼》，所以我们可以从《周礼》中找到《诗大序》所说“赋”、“比”、“兴”究竟为何意。郑玄曾在《周礼注》中解释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对“赋”的解释用了“声训”的方法——这个解释后来为刘勰所沿用——“赋之言铺”。采用“赋”的修辞手法时，其内容是兼及“政教善恶”的，而它主要的方式就是“直铺陈”，既可以描写叙述，也可以议论抒情。
作为“赋”、“比”、“兴”三者中基础的“赋”的意思已经了解，那么“比”和“兴” 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呢？郑玄在《周礼注》中接着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又引郑众的话：“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郑玄对于“比”的解释中，把“比”的内容只局限在“失”的层面，显然具有片面性。《诗经》中《卫风·硕人》一篇中赞美庄姜美貌的诗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也是用了“取比类以言之”的方法，可知“比”的内容不一定非要言其过失。然而在修辞手法上，郑玄已经指出了“比”是“取比类以言之”，郑众说的就更为明确：“比者，比方于物也。”可见“比”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比喻”，这个古老的修辞手法自《诗经》历代相传，到现在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郑众对“兴”的解释是“兴者，托事于物也。”这只指出了“兴”用法的一种情况，即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郑风·野有蔓草》中的“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既是起兴，又比喻清秀妩媚的少女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然而，还有一些“兴”的修辞用法极为特殊，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戟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即兴句与后面的诗句并无意义上的联系，而只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二郑对“比”、“兴”的解释中，无论是赞美还是讽刺，都主张委婉地表达，这也印证了上文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