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重庆钉子户事件”作为4月10月起实施的《物权法》的一次公众启蒙似乎并不为过，即便曾因“强拆说”而颇受非议的《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在解读《物权法》时，也无法避开这一话题。
　　4月12日，这位著名民法学家在杭州举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论坛”上作关于《物权法》的主题演讲时，数次以“重庆钉子户事件”为例阐述相关条款，并笑称自己遭到了“吴敬琏式”的攻击。这是江平在卷入“强拆说”风波后首次在公众场合回应。
　　
　　《物权法》确实不完善
　　
　　因被认为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江平招致广泛非议。“有人说我的屁股坐在开发商这边，也有人说江平要下放农村，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法学家。”江平说，“我遭到了‘吴敬琏式’的攻击。”吴敬琏曾因在今年“两会”期间就几个热点问题发表受争议的看法而备受指责。
　　对这些说法，江平没有给予回应。他认为，更应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找启示，“因为确实暴露了包括《物权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不够完善的地方。”
　　“钉子户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补偿不足以购买同样的居住条件，或被拆迁人的权利确实受侵犯，当然应该获得权利救济，拆迁人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政府决定错误，也可以要求撤销。”江平说，“但《物权法》没有这样规定，所以这不是《物权法》能解决的。”
　　“权利保护应该用《行政诉讼法》——但问题正出在这里。”他说，“现行《行政诉讼法》只允许老百姓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如果按重庆市政府的补偿办法，该补100万元只补60万元，你可以向法院提出来。但如果重庆市政府规定的补偿办法就是60万元，你认为60万元不合理，这就没法告了。因为这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所有人的，老百姓不能对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起诉。因此，‘钉子户’的关键，是怎么能得到救济，现在的法律还没有现实的救济渠道。”
　　第二个不够完善的地方是“执行权的享有”。“究竟是政府执行拆迁，还是应由法院执行，需要出台《行政强制法》具体明确。”江平说。
　　
　　“公共利益由政府决定”
　　
　　不过，对其发表的、遭遇广泛非议的各种说法，江平做了详细解释。
　　江平曾认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对此，江平昨天说：“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
　　“出现关于‘公共利益’的争论，是因为《物权法》没有具体列举哪些叫‘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也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判定明确程序。”他说，没有具体列举，是因为“公共利益需要”还是“商业利益需要”，很难以条文化的形式区分，“以建超市为例，在西湖边建，这是商业利益需要。但如果在商业网点稀少的钱塘江边建，可能就是便民措施，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场合、环境、需要具体界定。
　　


　　对“法院已经下达裁定，就要按法院裁定执行”的“支持强拆”说，江平表示：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该保护的也保护了，该申诉的也申诉了，救济手段已经穷尽。”
　　“最终还是要有公权力的行使。”他说，如果法院已做裁决，要来执行，“还是要尊重法院，抵制或不服从不行，除非法院撤销裁决”，因为“任何国家，法院的最后判决和裁决都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最高权威，否则就不是法治社会了”。
　　他同时认为，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还应反思其行为是否滥用“私权”，“不得滥用权利也是《物权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至于“滥用”的表现，除了“抵制法院强拆”，“钉子户在房子没拆迁之前拥有房子所有权，但应看到，开发商也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相应权利的——换言之，两者都是合法的。”（编辑/赵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