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看到陈明昊导演的《公牛》，觉得惊喜，兴致勃勃跑出剧场和朋友讨论——那是乌镇只在戏剧节时才有的深夜，活人和死人好像都在说戏。结果很多人给了差评，甚至说它格调低级。没看戏的朋友在一旁听着，冷笑说，你们这是阶级差异。从大城市蜂拥而至的文艺青年和优雅观众，受不了这种生猛的刺激。
　　其实一开始我也差点没看下去，戏的前30分钟，是一个人不断从二楼跑到一楼——一个被布置成拳击场的夜店，被人毒打一顿，又狼狈地逃回去。这种没有任何交待的重复，令人疲惫、心烦，我一度以为这是那类自说自话的荒诞戏。观众也已经开始离场。直到这段冗长的前奏结束，故事才开始，英国作家麦克·巴特莱特的剧本渐渐起效了。

　　主要的故事动力是职场纠葛，同事间的互相推诿、竞争和陷害。两个坏心眼的同事欺负另外一个，老板虽然早就知道，却是纵容这一切的既得利益者——情节的走向和前奏部分的反复形成呼应，都是对一个弱者无来由的、莫须有的打击。这样一来，夜店一般嘈杂的舞美和音效，以及不断冒出来的脏字，自然成为这部戏核心矛盾的外部形式，尽管毫不节制，甚至冒犯观众，但的确把弱肉强食的逻辑推到极致，并且不断重复、强化它。
　　导演陈明昊也是主演之一。他是话剧舞台的老手了，之前演的《恋爱的犀牛》、《开膛手杰克》等等，由于剧情设置以及他的身形气质，都带着粗鲁执拗的匪气，以爱情或者犯罪的名义。而在《公牛》里面，他的存在（不仅作为演员，可能更作为导演）给这种气质补充了社会性的解释，在一个普通上班族可以感同身受的职场倾轧的故事背后，其实是善良的弱者和底层的困境。它必然带着脏话和血腥，必然有声嘶力竭的部分，有日复一日的负累，它必然会冒犯你。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所谓的现代戏剧可以超过现代的时间性。
　　而今年陈明昊的新作《大鸡》，因为明星的加盟一票难求，但在我看来，完成度不如《公牛》，形式上的铺张远大过内容层面的推敲，有失衡的嫌疑，尽管两个戏的戏剧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夜店空间的运用、前奏的铺垫等等。《大鸡》改编自迪伦马特的名作《罗慕路斯大帝》，讲了虚构的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在国家覆灭前夕终日不理朝政，竟自顾养鸡。整个环境设计得更加曲折离奇，旋转木马等游戏空间的出现，再度把它变为一则现代寓言，里面骄奢淫逸的部分很容易再次失去观众，而另外一面，张鲁一出演的皇帝，以及他的台词里那种驱之不散的任人宰割和自我放弃——是《公牛》里似曾相识的东西。
　　这也提醒我注意到这些作品中对于动物的共同指涉——我热爱阐释这种巧合。它一部分指代兽性，像《公牛》里展现的，那些我们以为是被外在刺激逼迫出来的残酷，其实来自内在的自己;另一部分寓意残忍，万物为刍狗般的无动于衷，就像《大鸡》，或者西班牙画家苏巴朗画过的待宰的羔羊和预知自己死期的修士，里面并非某种绝望，只是知道命运本来如此也只能如此而不得不坦然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