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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的发表及其引起的全民大讨论，至今已经整整30年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耀邦同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理论品格强烈影响社会效果
人有品格，理论和思想也有品格。历史唯物主义品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时期，能否理论联系实际，一般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但是，在党内民主生活非正常时期，则首先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勇气，即要“敢”字当头，无私无畏，彻底抛开个人利益，为真理而斗争。
我国是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因而，很多关于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常识、原理，大家都有基本概念。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那样一个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年代，真理的种子只能深埋在人们的良知之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本来不应该是个新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列宁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一块重要基石。十年“文革”把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糟蹋得不成样子，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明显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话甚嚣尘上。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文革”理论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我党的主导思想不思更张改革，反而于1977年2月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8年5月11日，中央党校、《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文章在字面上没有一句话提到“两个凡是”，但是，对于该文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来说，此文联系的实际就是“两个凡是”。只不过拥护者赞成联系实际以破“两个凡是”，反对者反对联系实际，以保“两个凡是”。所以，反对者才能说出该文是“砍旗”，是“怀疑一切”，是破坏“安定团结”。
还是“《实》文”说得好一“作为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文章把“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激荡，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解放了思想。
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本质而言，它是我国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改革力量不断壮大、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耀邦同志在开展这一大讨论前夕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在中央党校期间所做的工作，则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耀邦同志在“《实》文”发表前做的准备工作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耀邦同志表达的这种不满和担忧，代表了党内一种越来越大的思想涌流，不期而遇地与2月7日党报党刊“两个凡是”的思想潮流相撞。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
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3月28日。他在开展读书活动一事时对学校教员说：这次读书活动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表述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
何谓“颠倒了的東西”?他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个问题—个问题地搞”。
要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虽被打倒，但发动文革的理论仍然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起着支配作用，“两个凡是”又强化了这种作用。耀邦同志好像对此浑然不顾，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校教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地说：
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闯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通过这三个刊物，耀邦同志究竟要抓什么问题呢?他在5月底至6月初这一期间，形成了如下观点：
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当年的8月12日至18日，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对套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组织枷锁发表意见，并指导中央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我党干部路线急需拨乱反正的文章。这是1977年内耀邦同志在思想宣传领域中联系的最大、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他提议，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对杨逢春等人的文稿，耀邦同志修改了17次，并得到胡绩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最终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报社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来信来电，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满两麻袋。10月12日，耀邦同志评论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概括：
这篇文章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就有几千万人。叶帅讲得好，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了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勇气。
这篇文章也是一篇思想解放的宏文，并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陈云同志说：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而“反右”斗争、十年“文革”、多次政治运动形成的“人鬼情未了”的历史，现在才开始获得正义的申张。
耀邦同志在党校工作，党中央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他，就是编写一本党史教材。在1977年9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他说：
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 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
为此，耀邦同志向党校提出两项要求，依此原则编写党史教材：
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编写党史教材的工作紧张进行。10月9日，叶帅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提到“真理标准”的问题。他讲话中的实践论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使党校学员受到一次新的启蒙教育。其中的有心人，则抓住叶帅讲话的核心，或以此指导党史研究；或撰写文章见诸报刊。
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耀邦同志思想更加明确了。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年尾的12月10日，他召集有关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说：
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
历史进人1978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的第一年。这年的1月18日，中央党校完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復过来。
1977年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出刊，引起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当《人民日报》要转载《理论动态》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时，《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询问耀邦同志如何署名。他于1977年12月底的一天回答：
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1978年2月19日，由耀邦同志审阅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第一次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年的5月6日，耀邦同志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大家又仔细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耀邦同志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同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出。
“《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
“《实》文”不但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的，也是要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文革”理论、党的若干次“路线斗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众多案件提起社会实践检验。这种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它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敢于联系实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
耀邦同志在大讨论中的心态和人品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实》文”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家主流报刊相继转载。大家眼见的，耳听的，嘴上议论的，头脑思考的，都集中到这篇文章上来，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谈了自己的感受，并转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同事所提的一些问题。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
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
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那种兴奋和激情。
其实，耀邦同志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落到他的头上。也就是在5月13日的当天，他在家中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成员们说：
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
他接着又说：
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但往往有三种情况：一是飞跃前进的时候。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一致的时期。社会主义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还是飞跃时期。我们从抗战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也是飞跃。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上升时期是黄金时代。二是发展不大。停滞时期，或基本上停滞。第三，某种倒退复辟。这三种现象有深刻的原因、背景，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逆流的来临，往往也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有许多因素造成的。
最后，他讲到“四人帮”在历史上的两种作用及广大群众的内心要求：
“四人帮”带来的“觉悟”，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由于这个而带来今后的大发展，这是“四人帮”反面的功劳。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怎么个不可阻挡，要把这个问题讲透一点。思想先驱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起一点呼喊的作用，可起一定的历史启蒙者的作用。
不几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层话语的压力，敏感的神经立刻绷紧起来。社会上不少人也为这篇文章在思虑，在观望。
5月18日，晚饭后，耀邦同志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登一篇叫“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的文章。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
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耀邦同志对“《实》文”的观点、思想没有动摇，胸怀十分坦 荡。他对人的批评绝不搞影射和人身攻击，或施以阴谋手段；若有与他意见相反但又持之有故的人，他也是非常尊重对方的。“文革”前，即便是对他大加批判、几乎置他政治生命于绝境的某位上级领导，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耀邦，阳性子，好处。”
当大讨论的形势已有明显好转时，社会上又传言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中央某某人的。我颇感惊愕。6月8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问及此事，他徐徐而言：
(过去)有人不同意(《实》文)。我反复看了几遍，认为这篇东西驳不倒，能够立住脚。最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同志，能够写出文章来，驳一下嘛!今天讲，我们这篇东西就是正面阐述。根本不是针对谁，(现在我又)有“新三胡”之称。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文章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而是针对一种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因为他那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多换思想少换人”。他反复考虑的问题，还是理论观点，文章能否立住脚，能否被驳倒，又如何反驳。
有人说耀邦同志是政治家，也有人说他不是政治家，不必计较这种争论。据我观察，他是一个人品和理论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驱，凡是对于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论问题，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和的，是心安理得的，并愿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历史的合力是怎样形成的
历史的合力怎样理解?就如在力学中合力的计算那样，宛如一个平行四边形，两边形成的对角线就是合力线。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即用此比喻解释历史的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
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这条合力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的意志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否则，怎么会有互相博弈产生的合力呢?
恩格斯接着又说：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绝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耀邦同志说的历史的合力，即是此意。此观点不言而喻还有一重含意：在諸多力的“矢量”中。一股力的方向越是明确，长度越长，合力线就越往这边靠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一场思想的角力，党内进步、民主、改革的力量越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发展的真实意志表现得越强烈，历史的合力线就越靠向马列主义的党，靠向科学社会主义，靠向反映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劳动人民。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全国人民冲破了思想的禁区，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农村要求打破人民公社政治经济体制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人民日报》每天接到的人民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了，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改正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敢于明确表达了。5月13日，有15家省级党报转载了“《实》文”，截止到5月底，全国共30多家报纸予以转载。对于这一声势，任何想阻碍这一潮流的人都不会没有顾忌。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革新求变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导权。
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键时刻，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在会上专门讲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
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所针对联系的问题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最后号召全军：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以小平同志的经历和威望，他对全军的号召动员，实际也就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动员。由于他对“《实》文”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大大推进，其领域也更加扩大。
然而，严厉的批评之声仍然存在。标志就是吴江同志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但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刊载。在军事术语上这叫“转移战场”。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论、宣传界先进分子不屈不挠的斗争。又引发了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和讨论。从6月25日到12月8日，全国29个省、区、市领导同志都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可以说，全国人民、全党和领袖人物们反映时代、历史要求的意志，这时已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成为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形成了当时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若用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算法做喻，这一力量主导了各种力量共同形成的合力线，使这一合力线大大贴近我国进步、民主、改革的方向，并直接导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成果。
党内－隅民主空间
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
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 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给在“极左”路线下迫害致死的同志恢复名誉，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若是生者和死者还能见面，能内心无愧，坦然面对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诸同志者，唯有那些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成长起来，又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唯有他们，才能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信义!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常出现“皇帝的新衣”那种故事，反复上演“指鹿为马”那样的闹剧，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统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了重大胜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就生动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谁料三四个月后，社会上的舆论又出现“倒春寒”，批评、攻击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的声音又再次抬头。一些地方刮起的一股股“左”风，竟然还左右了当地的舆论。
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在党的路线方针重新定向的时期，耀邦同志的心情非常不平静。他深感当前的任务极重，工作压力很大。他那时已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他必须综合研究很多问题，已不能像在某一具体部门工作时那样考慮问题了。1979年6月1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当时不符合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路线的消极言论有所批评：
我们党内有个非常坏的习惯和风气。中央文件也不好好看，报纸更不好好看。就是刮风。今天刮这个风，明天刮那个风。最近一些地方和个人刮风相当厉害。有人传说三中全会是“放”、“偏右”。三月份以后要“收”了，要反“右”了，形势不好，要下马了。
第二天，他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如实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激烈矛盾。他说：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事情比较多，我已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减少我一点兼职，不是说自己在偷懒，而是怕办不好。事情办不好，我们也是很痛苦的，办不好我们心里也是感到很耻辱。我们的心思有时候不一定在讲台上讲，甚至我们也不采取那么一个办法，告诉自己的秘书和子女。最要紧的还是抓紧自己的学习，还是抓紧自己的工作，还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得高一点。这是最对得起党的，对得起家庭的，也是最对得起自己的。
耀邦同志这段表白，是敞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述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认为，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
广大读者兴许要问：党的三中全会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舆论上的逆转呢?这还要从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那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谈起。
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议。这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虽然党内正确意见已占上风，但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还在党内居于高位。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历史的进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前，“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出来。1979年元旦前后，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边疆出事，震惊了中南海。全国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难平。
对党中央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确实是个新的重大考验。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这种事情绝大多数确实又是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党和政府能不管吗?能不纠正自己错误路线造成的影响吗?如果不问不管，麻木不仁，还叫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吗?
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之后突然爆发的这些社会问题，党内个别同志相当敏感，反应相当激烈，有人认为：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功过。
在197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耀邦同志针对这种认识，即刻明确指出：
现在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
他接着传达了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
1月11日，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对这种社会现象又作了进一步分析：
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建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看到这两个方面。
理论务虚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开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满意，殊非易事。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理论界的同志们还是在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旗帜下进行了深入有益的探索，例如，如何评价“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领导干部终身制、国际共运的“反修大论战”等问题。敬畏毛泽东同志为神的种种禁区、禁令开始被打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党、我国人民重新思考我们祖国过去走过道路的经验及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怎样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议力图为因“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探讨和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会议提出很多问题、观点和建议。近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解决这些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意义重大。
务虚会的最后，邓小平同志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的基本精神已成为新时期我党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如何全面掌握、运用党的基本路线，用“真理标准”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更加紧密和谐，使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更好结合起来，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颇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事关今后全党、全国的前进方向。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耀邦同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理论品格强烈影响社会效果
人有品格，理论和思想也有品格。历史唯物主义品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时期，能否理论联系实际，一般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但是，在党内民主生活非正常时期，则首先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勇气，即要“敢”字当头，无私无畏，彻底抛开个人利益，为真理而斗争。
我国是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因而，很多关于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常识、原理，大家都有基本概念。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那样一个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年代，真理的种子只能深埋在人们的良知之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本来不应该是个新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列宁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一块重要基石。十年“文革”把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糟蹋得不成样子，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明显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话甚嚣尘上。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文革”理论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我党的主导思想不思更张改革，反而于1977年2月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8年5月11日，中央党校、《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文章在字面上没有一句话提到“两个凡是”，但是，对于该文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来说，此文联系的实际就是“两个凡是”。只不过拥护者赞成联系实际以破“两个凡是”，反对者反对联系实际，以保“两个凡是”。所以，反对者才能说出该文是“砍旗”，是“怀疑一切”，是破坏“安定团结”。
还是“《实》文”说得好一“作为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文章把“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激荡，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解放了思想。
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本质而言，它是我国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改革力量不断壮大、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耀邦同志在开展这一大讨论前夕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在中央党校期间所做的工作，则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耀邦同志在“《实》文”发表前做的准备工作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耀邦同志表达的这种不满和担忧，代表了党内一种越来越大的思想涌流，不期而遇地与2月7日党报党刊“两个凡是”的思想潮流相撞。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
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3月28日。他在开展读书活动一事时对学校教员说：这次读书活动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表述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
何谓“颠倒了的東西”?他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个问题—个问题地搞”。
要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虽被打倒，但发动文革的理论仍然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起着支配作用，“两个凡是”又强化了这种作用。耀邦同志好像对此浑然不顾，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校教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地说：
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闯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通过这三个刊物，耀邦同志究竟要抓什么问题呢?他在5月底至6月初这一期间，形成了如下观点：
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当年的8月12日至18日，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对套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组织枷锁发表意见，并指导中央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我党干部路线急需拨乱反正的文章。这是1977年内耀邦同志在思想宣传领域中联系的最大、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他提议，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对杨逢春等人的文稿，耀邦同志修改了17次，并得到胡绩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最终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报社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来信来电，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满两麻袋。10月12日，耀邦同志评论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概括：
这篇文章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就有几千万人。叶帅讲得好，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了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勇气。
这篇文章也是一篇思想解放的宏文，并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陈云同志说：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而“反右”斗争、十年“文革”、多次政治运动形成的“人鬼情未了”的历史，现在才开始获得正义的申张。
耀邦同志在党校工作，党中央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他，就是编写一本党史教材。在1977年9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他说：
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 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
为此，耀邦同志向党校提出两项要求，依此原则编写党史教材：
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编写党史教材的工作紧张进行。10月9日，叶帅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提到“真理标准”的问题。他讲话中的实践论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使党校学员受到一次新的启蒙教育。其中的有心人，则抓住叶帅讲话的核心，或以此指导党史研究；或撰写文章见诸报刊。
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耀邦同志思想更加明确了。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年尾的12月10日，他召集有关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说：
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
历史进人1978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的第一年。这年的1月18日，中央党校完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復过来。
1977年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出刊，引起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当《人民日报》要转载《理论动态》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时，《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询问耀邦同志如何署名。他于1977年12月底的一天回答：
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1978年2月19日，由耀邦同志审阅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第一次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年的5月6日，耀邦同志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大家又仔细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耀邦同志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同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出。
“《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
“《实》文”不但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的，也是要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文革”理论、党的若干次“路线斗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众多案件提起社会实践检验。这种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它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敢于联系实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
耀邦同志在大讨论中的心态和人品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实》文”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家主流报刊相继转载。大家眼见的，耳听的，嘴上议论的，头脑思考的，都集中到这篇文章上来，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谈了自己的感受，并转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同事所提的一些问题。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
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
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那种兴奋和激情。
其实，耀邦同志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落到他的头上。也就是在5月13日的当天，他在家中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成员们说：
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
他接着又说：
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但往往有三种情况：一是飞跃前进的时候。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一致的时期。社会主义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还是飞跃时期。我们从抗战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也是飞跃。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上升时期是黄金时代。二是发展不大。停滞时期，或基本上停滞。第三，某种倒退复辟。这三种现象有深刻的原因、背景，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逆流的来临，往往也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有许多因素造成的。
最后，他讲到“四人帮”在历史上的两种作用及广大群众的内心要求：
“四人帮”带来的“觉悟”，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由于这个而带来今后的大发展，这是“四人帮”反面的功劳。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怎么个不可阻挡，要把这个问题讲透一点。思想先驱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起一点呼喊的作用，可起一定的历史启蒙者的作用。
不几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层话语的压力，敏感的神经立刻绷紧起来。社会上不少人也为这篇文章在思虑，在观望。
5月18日，晚饭后，耀邦同志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登一篇叫“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的文章。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
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耀邦同志对“《实》文”的观点、思想没有动摇，胸怀十分坦 荡。他对人的批评绝不搞影射和人身攻击，或施以阴谋手段；若有与他意见相反但又持之有故的人，他也是非常尊重对方的。“文革”前，即便是对他大加批判、几乎置他政治生命于绝境的某位上级领导，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耀邦，阳性子，好处。”
当大讨论的形势已有明显好转时，社会上又传言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中央某某人的。我颇感惊愕。6月8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问及此事，他徐徐而言：
(过去)有人不同意(《实》文)。我反复看了几遍，认为这篇东西驳不倒，能够立住脚。最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同志，能够写出文章来，驳一下嘛!今天讲，我们这篇东西就是正面阐述。根本不是针对谁，(现在我又)有“新三胡”之称。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文章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而是针对一种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因为他那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多换思想少换人”。他反复考虑的问题，还是理论观点，文章能否立住脚，能否被驳倒，又如何反驳。
有人说耀邦同志是政治家，也有人说他不是政治家，不必计较这种争论。据我观察，他是一个人品和理论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驱，凡是对于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论问题，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和的，是心安理得的，并愿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历史的合力是怎样形成的
历史的合力怎样理解?就如在力学中合力的计算那样，宛如一个平行四边形，两边形成的对角线就是合力线。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即用此比喻解释历史的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
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这条合力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的意志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否则，怎么会有互相博弈产生的合力呢?
恩格斯接着又说：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绝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耀邦同志说的历史的合力，即是此意。此观点不言而喻还有一重含意：在諸多力的“矢量”中。一股力的方向越是明确，长度越长，合力线就越往这边靠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一场思想的角力，党内进步、民主、改革的力量越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发展的真实意志表现得越强烈，历史的合力线就越靠向马列主义的党，靠向科学社会主义，靠向反映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劳动人民。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全国人民冲破了思想的禁区，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农村要求打破人民公社政治经济体制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人民日报》每天接到的人民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了，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改正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敢于明确表达了。5月13日，有15家省级党报转载了“《实》文”，截止到5月底，全国共30多家报纸予以转载。对于这一声势，任何想阻碍这一潮流的人都不会没有顾忌。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革新求变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导权。
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键时刻，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在会上专门讲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
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所针对联系的问题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最后号召全军：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以小平同志的经历和威望，他对全军的号召动员，实际也就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动员。由于他对“《实》文”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大大推进，其领域也更加扩大。
然而，严厉的批评之声仍然存在。标志就是吴江同志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但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刊载。在军事术语上这叫“转移战场”。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论、宣传界先进分子不屈不挠的斗争。又引发了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和讨论。从6月25日到12月8日，全国29个省、区、市领导同志都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可以说，全国人民、全党和领袖人物们反映时代、历史要求的意志，这时已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成为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形成了当时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若用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算法做喻，这一力量主导了各种力量共同形成的合力线，使这一合力线大大贴近我国进步、民主、改革的方向，并直接导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成果。
党内－隅民主空间
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
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 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给在“极左”路线下迫害致死的同志恢复名誉，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若是生者和死者还能见面，能内心无愧，坦然面对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诸同志者，唯有那些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成长起来，又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唯有他们，才能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信义!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常出现“皇帝的新衣”那种故事，反复上演“指鹿为马”那样的闹剧，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统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了重大胜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就生动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谁料三四个月后，社会上的舆论又出现“倒春寒”，批评、攻击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的声音又再次抬头。一些地方刮起的一股股“左”风，竟然还左右了当地的舆论。
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在党的路线方针重新定向的时期，耀邦同志的心情非常不平静。他深感当前的任务极重，工作压力很大。他那时已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他必须综合研究很多问题，已不能像在某一具体部门工作时那样考慮问题了。1979年6月1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当时不符合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路线的消极言论有所批评：
我们党内有个非常坏的习惯和风气。中央文件也不好好看，报纸更不好好看。就是刮风。今天刮这个风，明天刮那个风。最近一些地方和个人刮风相当厉害。有人传说三中全会是“放”、“偏右”。三月份以后要“收”了，要反“右”了，形势不好，要下马了。
第二天，他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如实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激烈矛盾。他说：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事情比较多，我已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减少我一点兼职，不是说自己在偷懒，而是怕办不好。事情办不好，我们也是很痛苦的，办不好我们心里也是感到很耻辱。我们的心思有时候不一定在讲台上讲，甚至我们也不采取那么一个办法，告诉自己的秘书和子女。最要紧的还是抓紧自己的学习，还是抓紧自己的工作，还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得高一点。这是最对得起党的，对得起家庭的，也是最对得起自己的。
耀邦同志这段表白，是敞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述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认为，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
广大读者兴许要问：党的三中全会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舆论上的逆转呢?这还要从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那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谈起。
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议。这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虽然党内正确意见已占上风，但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还在党内居于高位。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历史的进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前，“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出来。1979年元旦前后，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边疆出事，震惊了中南海。全国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难平。
对党中央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确实是个新的重大考验。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这种事情绝大多数确实又是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党和政府能不管吗?能不纠正自己错误路线造成的影响吗?如果不问不管，麻木不仁，还叫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吗?
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之后突然爆发的这些社会问题，党内个别同志相当敏感，反应相当激烈，有人认为：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功过。
在197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耀邦同志针对这种认识，即刻明确指出：
现在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
他接着传达了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
1月11日，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对这种社会现象又作了进一步分析：
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建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看到这两个方面。
理论务虚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开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满意，殊非易事。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理论界的同志们还是在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旗帜下进行了深入有益的探索，例如，如何评价“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领导干部终身制、国际共运的“反修大论战”等问题。敬畏毛泽东同志为神的种种禁区、禁令开始被打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党、我国人民重新思考我们祖国过去走过道路的经验及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怎样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议力图为因“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探讨和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会议提出很多问题、观点和建议。近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解决这些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意义重大。
务虚会的最后，邓小平同志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的基本精神已成为新时期我党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如何全面掌握、运用党的基本路线，用“真理标准”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更加紧密和谐，使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更好结合起来，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颇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事关今后全党、全国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