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是一幢颇有—些年岁
　　的五层楼房。底层是一家老字号的“珍珠泉”浴室。楼
　　上的居民住宅，在解放前曾有个“富川商号”，是四川
　　的商人在沪上开设的申庄，主要业务是采购上海商品
　　运往四川销售。商行出租房间，即可住宿，也可办公；
　　每天都有经纪人来此洽谈生意，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市
　　场。然而，50多年前中共上海地下金库就设在这里，
　　其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最先就是在这幢楼里
　　开张的。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四川籍共产党员肖林
　　和他的妻子王敏卿。
　　 1946年5月初，—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清瘦
　　的中年人走进了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
　　 “老肖，你准备—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是八路
　　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钱之光。
　　 “什么?”当时已担任大生公司经理的肖林忙问。
　　 “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
　　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钱之光
　　回答，“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
　　头。”
　　 那时，王敏卿刚生了孩子，尚未满月，无法跟随行
　　动，于是肖林决定一个人先去上海。他于5月中旬在
　　上海了解情况后，随即又赶往南京梅园新村，与钱之
　　光会面。
　　 钱之光告诉肖林，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
　　把公司办到上海去，由肖林、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
　　化，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定要赚钱，随时需
　　要随时支付。”钱之光还说，党现时不可能增加投资，
　　只能把重庆原有的资金移过来，以后再逐步发展。
　　 肖林回到上海，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珍珠泉
　　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住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
　　的营业处。公司取名为“华益”，寓义“为了中华民族的
　　利益”。华益公司向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办妥登记手续，
　　取得合法经营权。于1946年8月正式开业。总公司设
　　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
　　而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年
　　10月，王敏卿也来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我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才奉命‘下海’的。”回
　　首往事，现年84岁的肖林不胜感慨，“我早先也搞过
　　文化工作，当了4年小学教员，作过杂志编辑，还出版
　　过一本诗集。党叫我去经商赚钱，我就做起生意来
　　了。”
　　 二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他中学尚未念
　　完，就因“共党嫌疑”被校方勒令退学。先后在台川、万
　　县、沪县等地小学任教。1936年起进入私营民生实业
　　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并组织进步团体
　　“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积极宣传抗日。“肖林”便
　　是他常用的笔名。1939年，这位“共党嫌疑”分子真的
　　成了中共党员。
　　 1941年3月，奉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指
　　示，肖林来到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钱
　　之光握着肖林的手说：“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周恩来同
　　志要找我们谈话。”
　　 当时，办事处的日常开支，一靠国民党政府拨发
　　的军饷，二靠宋庆龄等友好人士的支援。“皖南事变”
　　后，国民党的拨款事实上已不能保证。随着物价上涨，
　　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开展地下经
　　济工作已是势在必行。
　　 当天晚饭后，就在钱之光卧室，周恩来与钱之光、
　　肖林作了认真细致的商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雪
　　雨，周恩来当年的话语仍是那样清晰：“党的活动，无
　　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
　　费来源不能光靠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去开辟新路。
　　当然，我们这里不能以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也不能
　　自己动手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
　　件，开展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活动。
　　 “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
　　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
　　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一面。做生意就是要赚钱，
　　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
　　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
　　定个原则：什么时侯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
　　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
　　负责指挥，社会上由肖林专职经营。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
　　津县开张，肖林出任经理；重庆设立分号，附近的三头
　　坪另设办事处。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
　　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商
　　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曾经活跃于重庆报刊上的肖林，一变而为专注于
　　商贸市场的生意人，周围的朋友很不理解，时常有些
　　冷言冷语：“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肖林听
　　了一笑置之。他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因为他是共产
　　党员，是红岩村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当肖林在上海
　　撑起华益公司的门面时，他已是一名在地下经济战线
　　上有过5年资历的老兵了。
　　 刚刚当上上海华益公司“老板”的肖林，知道连年
　　战乱使四川境内几乎见不到上海货，他便从上海采购
　　了大批日用品，如"414"毛巾、牙膏、香皂、羊毛衫、被
　　单、丝袜等，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
　　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在运输
　　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
　　 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经济机构，
　　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
　　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
　　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却悄悄转
　　送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
　　 原来，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济制度下，缴获到
　　手的黄金、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被人视若废纸。
　　正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则认为，此地或为弃
　　物，彼地既成宝物。“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啊!”其实，中共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亟需
　　大笔活动经费。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
　　区工商局秘密约定，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便付诸实施
　　了。
　　 为了遮人耳目，黄金被装人盛花生油的油桶，到
　　上海后才悄悄取出。美钞交与华益公司暂存备用，法
　　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黄金的处理稍
　　微有些麻烦。因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都是一两一个
　　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交易容
　　易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
　　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10
　　两金条。
　　 直到解放后，肖林才得知，1947年3月中共代表
　　团从上海撤退时，尚有3000多两黄金来不及转移。当
　　时国民党军警已进驻周公馆，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
　　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
　　处成员每人套上马夹和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
　　走。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必武以身作则，腰间也裹上了
　　沉甸甸的金条。
　　 四
　　 华益公司与山东的业务往来，出人意料地顺利。
　　其间，有一个国民党将领，无意中作了华益公司的“保
　　护伞”。
　　 1946年，一家取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
　　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是驻守青岛的国民
　　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他选了自己前妻的表弟王肇昌出
　　任经理。说来也无巧不成书，这个来自重庆的王肇昌，
　　正是王敏卿的哥哥。
　　 听说王敏卿和丈夫也在上海开公司，王肇昌专程
　　赶赴上海，提出与华益公司联手合作，贩运山东的棉
　　纱到上海抛售。
　　 肖林夫妇欣然同意。他们需要利用这家有着军方
　　背景的特殊公司。于是，“华益”在青岛设了分公司，王
　　肇昌兼任经理；“中兴”也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肖林
　　兼任了经理。
　　 “中兴公司是不是在搞‘官倒’?”笔者在采访时曾
　　问过。
　　 “当然是官倒!”肖林笑了，“李弥哪来的资金?他
　　在青岛负责接收日伪财产时，捞了一把，用这笔资金
　　开了中兴公司。他是当地驻军，什么办法没有?他们可
　　以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购进棉纱，然后委托我们
　　‘华益’在上海按市价出售，这一进一出的差价至少有
　　30％ ,40％。得到的利润，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大
　　家都有好处。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钱真是赚了不
　　少。”中兴公司运往上海的棉纱是通过水路运输的。有
　　一次，货物还未上船，就被青岛国民党政府扣留了，理
　　由是发现有“投机倒把”嫌疑。王肇昌赶紧去找李弥，
　　由当地驻军出面交涉，很快便解禁放行。从此以后，凡
　　“中兴”运往上海的货物再也没有遇到麻烦。
　　 1947年3月以后，内战愈打愈烈。为了安全起
　　见，肖林退掉了原在富川商行的租房，另用中兴公司
　　的名义，在九江路219号大楼(后为中共上海黄浦区
　　委大楼)里租了几间房，“华益”与“中兴”干脆在同一
　　处办公。后来，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原在青岛的
　　中兴公司总公司也迁来上海，两地之间的棉纱生意遂
　　告终止。
　　 懂得生财之道的国民党中将李弥，在战场上却是
　　屡遭厄运。1950年1月，他的整编第八军又在滇南被
　　击溃，率残部逃往缅甸。1973年，李弥病死台湾。
　　 据肖林说，在“华益”与“中兴”合伙做生意期间，
　　李弥的儿子李云川、侄女李心崇，多次乘坐吉普车从
　　青岛来上海游玩，就跟肖林夫妇住在一起，客观上起
　　到了保护华益公司的作用。那个15岁的孩子，叫肖林
　　“姨父”，叫王敏卿“姨妈”。大陆改革开放后，肖林曾委
　　托上海市政府对台办公室查找、甚至拜托到美国去的
　　友人寻访李弥的儿女，可惜至今仍杳无踪迹。
　　 五
　　 华益公司开业后，肖林多次赴南京与钱之光会
　　晤。钱之光告诉肖林，他已指派周公馆的刘恕负责与
　　肖林联络。刘恕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财政委员会秘书
　　长，公开身份则是周公馆的会计。
　　 周公馆坐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
　　号)，是一幢一底三楼的花园式洋房，门上悬挂的铜牌
　　仿佛依然是私人住宅——英文直译“周恩来将军官
　　邸”，中文简称“周公馆”。
　　 周公馆自始至终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
　　视。他们在马路对面的上海妇孺医院内安装了照相
　　机，只要有人在周公馆窗门露面，就会被偷拍摄影下
　　来。所以周公馆楼上房间即使白天也不得不放下窗帘。
　　办事处人员一跨出大门，总会有几条“看门狗”紧随其
　　后。
　　 肖林记得，他和刘恕的首次会面是在南京东路永
　　安公司底层专卖字画的商场。他们互相通报了情况，
　　约定好以后通电话的暗语。
　　 刘恕为人机警。他每次离开周公馆，总要先往人潮
　　如涌的地方转上几圈，等到确认身后没有“尾巴”时，才
　　去同肖林接头。有一次，被特务盯得紧了，他干脆钻
　　进澡堂泡了2个小时；还有一次，眼看着那两个“尾巴”
　　是甩不掉了，他便大模大样地踱进了国民党的警察局，弄
　　得跟踪而来的特务扫兴而归。
　　 我问肖林：“您去过周公馆吗?”
　　 “去过一次。”肖林缓缓答道。“那是1946年底，是
　　刘恕叫我去的。我从107号前门进去把帽子压得低低
　　的。出来时，天快黑了，刘恕让我走后门。我把那件美
　　式大衣翻过来穿上，一出后门，便直奔热闹的场所，逛
　　了一处又—处。然后猛地拐人一条僻静的小弄堂，看
　　清后面没人跟踪，这才回到自己的住所。”
　　 1947年2月2S日，按照事先的约定，肖林又去
　　永安公司楼底层与刘恕碰头。可是从上午9点等到
　　11点，仍不见刘恕的身影，肖林焦急起来。他急匆匆
　　赶回住地，打开当天的《文汇报》，不由得大吃一惊：国
　　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人员于3月5日
　　前撤离，马思南路已被军警封锁，周公馆对外联系全
　　部中断! ，
　　 几天后，中共驻沪办事处人员被押送南京，和梅
　　园新村的代表团一起，乘飞机回到了延安。全面内战
　　已不可遏制了。
　　 过了一星期，一个西装革履、拎根手杖的魁梧汉
　　子来叩门了。通名报姓，来者是勒铭金笔厂老板刘晓。肖
　　林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早在梅园新村晤面时，钱之
　　光就曾关照肖林，—上海—旦发生重大事变，可去找刘晓
　　接头，他是中共上海局书记。
　　 刘晓告诉肖林夫妇，他有秘密电台，可以跟延安直
　　接通话。肖林便用暗语向延安报告了最新情况。延安很
　　快回电，指示肖林：原有业务(指地下党)要在经济上予以
　　支持。
　　 肖林回忆，1947年是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有了刘
　　晓的秘密电台，他们便能及时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形。尽
　　管后来国民党的宣传机大肆吹嘘攻占延安的所谓“胜
　　利”，可是肖林夫妇心中明白，中共中央仍旧安然无恙。
　　 六
　　 肖林夫妇自“下海”始，就切断了同地方党组织的
　　联系。周公馆撤离后，他们只跟刘晓一人保持单线联
　　络。这样，即使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肖林夫妇的真实
　　身份也不会暴露。这是党支部的特殊安排。因为肖林
　　夫妇掌管着地下金库的钥匙，他们的安全就是金库的
　　安全。
　　 值得庆幸的是，华益公司在上海的3年中，国民
　　党特务始终没有发觉近在眼皮底下、生意十分兴旺的
　　中共经贸活动。
　　 然而，事情总有意想不到的时候。
　　 1948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破了中共重庆
　　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随后顺藤摸瓜，于
　　4月初逮捕了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
　　智。刘、冉二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成为敌人手下的
　　凶恶鹰犬。他们分别带领着特务，四处抓人，使中共川
　　东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江竹筠等一大批共产党员
　　因此被捕入狱。小说《红岩》中那个臭名昭著的叛徒
　　“甫志高”，就是以刘、冉二人作为原型的。
　　 这一年的初秋，刘国定把魔爪伸向了四川境外，
　　他带领特务直奔上海而来。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抓
　　捕—批曾在四川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包括中共上海局
　　组织部长钱瑛。
　　 刘国定的突然出现，同样使肖林、王敏卿的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
　　 原来，王敏卿初中毕业后，即和几个女同学一起
　　考入巴县农业高中读书。1938年，她们陆续在该校秘
　　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刘国
　　定，刘当时任该校的学生会主席，又是地下党支部书
　　记。他们之间作为同学，曾经有过比较多的交往。
　　 当了叛徒的刘国定知道，肖林、王敏卿在抗战胜
　　利后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他虽然弄不清肖林夫妇
　　在上海的公开职业及住址，但他知道另有一人，名叫
　　吴震，也是中共党员，在上海和成银行任职。吴震的妻
　　子刘碧，是王敏卿很要好的同学，只要抓住了吴震，就
　　能设法查到肖林夫妇的住址。
　　 危险迫在眉睫。
　　 刘国定—行尚未抵沪，武汉和成银行的地下党员
　　赵忍安便接到了来自重庆的报警电话，要他赶快通知
　　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情况危急，迅速转移!”
　　 刘国定在上海的搜捕行动并不顺利。钱瑛已去了
　　香港，，吴震等一些人又找不到。最后，他急匆匆抓走
　　了8个共产党员，回重庆领赏去了。
　　 吴震当时并没有走远。他住进了肖林家中，躲藏
　　了好几天。吴震与肖林夫妇本是好友，沪上业务亦多
　　有往来。可他并不知道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肖林心
　　中却明白，吴震久住自己家中是危险的。在肖林的安
　　排下，吴震悄悄离开了上海。考虑到火车站可能有特
　　务在监守，于是改行水路，先坐机帆船到达宁波，然后
　　换乘海轮赴香港。
　　 “好险哪!”事隔许多年，肖林仍禁不住连声感叹：
　　“那次要是让刘国定找到了我们，我和敏卿就要进渣
　　滓洞了。个人牺牲还是小事，特务们顺着‘华益’这条
　　线索查下去，我们党的地下经济网络可要遭受大损失
　　了!”
　　 七
　　 吴震到了香港，即转人联合公司工作。
　　 联合公司是中共中央设在香港的地下经济机构，
　　成立于1938年，经理杨廉安。1948年，联合公司更名
　　为华润公司。据说这个润字暗寓“毛润之”其名，是钱
　　之光亲自提议的。上海的“华益”与香港的“华润”之
　　间，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华益公司的业务，大体说来有三项：
　　 其一是专营上海与重庆、青岛、徐州、蚌埠之间的
　　农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运销。这是他们的公开业务。
　　 其二是买卖黄金、美钞和股票。对于此道，肖林在
　　重庆时就屡经操练，他称之为“副业生产”。
　　 其三是套汇，即开设地下银行，利用上海与香港
　　之间几种货币汇价的差异进行谋利。这项业务便是与
　　“华润”联手开展的。
　　 刘恕返回延安后，不久即从胶东赴香港。1947年
　　8月，刘恕通知肖林到香港会面。两人在一起精心编
　　制了一套密码。用这套密码发报，可以通过邮电局传，
　　表面看起来与普通电报无异，实际上里面藏着不少暗
　　号。
　　 为了防备意外，华益公司设置了两套帐目。公开
　　的一套，存在办公室，单据齐全，完全合法，随时可供
　　查账；秘密的一套，藏在寓所内，除了肖林夫妇之外，
　　公司其他职员并不知晓。有一次，国民党上海税务局
　　派人来查帐，说是华益公司有“逃税”嫌疑。结果查来
　　查去，什么把柄也抓不到，只好不了了之。
　　 华益公司赚来的钱，都用在哪些方面呢?众烈士
　　的家属，需要抚恤；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需要补助；
　　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些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
　　也需要地下党组织给予照顾。1948年下半年起，随着
　　解放战争的迅猛进展。中共中央已在筹备建国事宜。
　　不断有民主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秘密前往大
　　连，最后抵达解放了的北平。这一笔又一笔路费，都要
　　由党的地下金库来支付。
　　 提取钱款的旨令，有许多是从香港直接发出，用
　　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刘恕才能看懂的密码。一接到
　　这类特殊电报，就要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
　　数送去，不能稍有失误。神秘的送款人，往往是一位衣
　　饰华丽的妇女，身后跟着一个17岁的小伙子。这是王
　　敏卿和公司的年轻会计王凤祥。往事如烟，那些送款
　　的地址，王敏卿都渐渐淡忘了；但她仍清楚记得，她
　　有一次将钱款送到了著名电影演员吴茵的家中。送款
　　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能打听对方的情况。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
　　罢工，抗议厂方无故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2月2
　　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死3名女
　　工，重伤4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市的“申二．二惨案”。
　　各界民众迅速掀起声援浪潮。
　　 刘晓神情严肃地找到肖林，要他拿出一笔款子，
　　紧急援助斗争在第一线的罢工工人。
　　 “你要多少?”肖林问。
　　 刘晓回答：“二三亿吧。”
　　 肖林当即开出一张3亿元法币的支票，交给刘
　　晓。
　　 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前不久，肖林看一本《上海
　　工运志》稿，那上面醒目地记载着如下事：“为了支援
　　申新九厂的罢工工人，全市捐款达3．2亿元。”这款正
　　是从华益公司取走的！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敲醒了新中国的
　　黎明。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党的经济来源
　　有了更多的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事实上已经先后撤
　　销，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流动
　　资金全都调往香港。
　　 正当肖林、王敏卿准备动身前往香港时，人民解
　　放军的百万雄师已越过长江天堑，几天后便占领了南
　　京。肖林当即取消原定计划，和上海人民一道迎来了
　　欢欣鼓舞的盛大节日——5月28日，上海解放。
　　 刘晓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成员。肖林迈人军
　　管会轻工业处，也穿上了军装，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
　　中纺公司，开始了保卫、建设新生政权的艰巨斗争。同
　　年5月，钱之光前来上海出席财经会议，又一次见到
　　了肖林。巴山沪水，十载风雨；战友重逢，地覆天翻。
　　 肖林等肩负特殊使命的“老板”，共为党筹措了多
　　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我们现在只知道，当“华益”
　　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结束时，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
　　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
　　元。
　　 肖林夫妇经手过那么多的黄金、美钞，难道就没
　　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吗?从“三反”运动起，这个问
　　题便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文革”大动乱一开始，肖
　　林的家更是成了查抄金银珠宝的“重点战场”。抄了一
　　遍不够，再抄第二遍。可是，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
　　唯一的“战果”只是从解放前保留下来的3块银元，不
　　免让那些浑身长刺的造反派大失所望。
　　 到了80年代，重庆博物馆派人来向肖林征集能
　　够反映那一时期地下斗争生活的历史文物。肖林实在
　　拿不出什么，就连那册与刘恕共同编制的密码本也在
　　“文革”中被毁掉了。于是，他只得将这3块银元捐给
　　了重庆博物馆。
　　 肖林夫妇至今仍过着简朴的生活。肖林日常使用
　　的那张写字台，也是用了50多年的旧物。王敏卿对我
　　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
　　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
　　不能挪用的。虽说都是在经商，我们跟中兴公司那些
　　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这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经济工作干部。在无人监督
　　的情况下，他们为党筹集、掌管着数以亿计的资金。他
　　们尽管“长袖善舞”，却依然是两袖清风。他们是真正
　　富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