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三体》获得雨果奖，带给科幻文学界极大鼓舞。而《三体》电影项目已上马的消息爆出之后，“科幻”也一度成为电影爱好者与影视从业者关注的焦点。
　　北京师范大学科幻创意研究中心主任吴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已有80多部科幻电影在主管部门注册，正在制作之中。
　　周文武贝导演的《蒸发太平洋》将在2016年1月上映。周星驰继《长江七号》之后的第二部科幻作品《美人鱼》也已锁定2016年2月贺岁档。
　　此外，2014年起陆川便筹拍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张艺谋也要拍摄英文科幻电影《长城》。
　　阿里影业更是计划以拍科幻大片为主，马云早已遍访好莱坞，还和《阿凡达》导演卡梅隆见了面。
　　于是从2014年底开始，业界就流传“2015年将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说法。
　　“80部并不多，实际上科幻电影在整个市场上的份额还应该更多。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还达不到这个量级。”在一场科幻电影论坛上，著名编剧、影评人张小北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这是中国电影的新生领域，就像科幻电影中的那些主角一样，创作者们必须跨出探索未知的第一步。
　　新类型新需求
　　“科幻电影实际上是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品，因为其工业性要高于艺术性。”张小北说，他对中国当下的科幻电影热潮并不感到意外。
　　中国电影类型正愈来愈走向多元化，科幻电影可算是一块长期悬搁的“肥肉”。如今在产业环境允许、科幻影迷基数庞大的情况下，“科幻元年”的到来似乎水到渠成。
　　由于国产科幻电影长期空白，好莱坞科幻电影在中国的票房一直火爆。据搜狐娱乐统计，2014年国内上映的科幻片约占总数的5%（其中包括含有科幻元素的超级英雄电影），产出票房却占全国总票房的30%，是所有电影类型里的第一名。《星际穿越》《超体》《明日边缘》《银河护卫队》都是2014年席卷中国电影票房的科幻巨作。
　　大制作、高回报是这类电影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的普遍印象。张小北说：“为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电影类型必然会细分。中国市场钱相对比较多，大量资本需要有出口，科幻电影自然而然就成为热点之一。”
　　拍摄过《同桌的你》的80后导演郭帆现在手头便有科幻电影项目。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坦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电影发展的最好时期，有好项目的话真的不差钱，会有很多人和你一起玩。”
　　差的是什么？
　　当电影版《三体》筹拍消息发布时，网友们“跪求不渣”的声音便已迭起。
　　关于特效，在电影产业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外合作已经十分普遍，中国片方邀请国外团队负责视觉特效也完全可行。“最大的考验不在后期制作，主要集中在创作与拍摄的执行上。”小马奔腾影业副总经理严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正在摸索中的郭帆选择先全力学习好莱坞的创作流程：“前期引入各种调研方式，包括各种工具的使用，希望能够逐步摸索出一条工业化的流程。”
　　周文武贝发现，科幻电影制作中最缺乏的是具有专长的匠人型人才：“美术指导、服装、道具、分镜头师，全都缺。这需要我们整个行业重新认知工匠岗位的重要性。”
　　在项目研发过程中，严蓬也为“资源奇缺”感到苦恼：国内目前还很难找到擅长科幻题材的编剧和导演，邀请国外具有经验的服装、化妆和道具团队又要付出过于高昂的成本。“他们要一直跟着剧组，成本很高，并且语言和观念上都有很大的沟通障碍。所以视效团队可以请美国、日本的，但是‘服化道’一般都用中国团队。”
　　如何在有钱却缺经验、缺人才的情况下摸索出一套完善的创作机制，成为国内影人面临的难题。
　　谁来编剧
　　对于“科幻元年”的说法，严蓬的态度较为审慎：“它能够在短期内聚集很高的关注度，这对科幻电影的发展是好的，科幻片在中国被冷落的时间很长。不过潮流有来就有去，关键看落潮的时候能不能留下一些金子。”
　　从业多年的严蓬经常能看到一些科幻电影剧本，起承转合都算稳妥，然而却难以击中人心：“你觉得没意思、没神，完全是当作一个‘行活’做出来，你能看出这个编剧对这个剧本没有爱。”
　　“世界观的搭建，甚至桥段都是‘拿来’，最后是七拼八凑的东西，那么编剧的作用呢？”他提出质疑。
　　严蓬介绍说，目前影视公司处于大量“囤版权”的阶段，稍有名气的科幻文学作品版权都被买断了，但未必真能拍出来。
　　片方往往要酌情选择——科幻剧本难产，影片成本高、制作周期长，可能三五年才能见成品，囤积版权则是为了占取先机。
　　“这种现象会让很多作家变得浮躁，他写作可能不是出于讲一个好故事、塑造一个人物，或去发掘科幻小说的探索性、创新性，反倒会考虑更多商业上的东西。”面对这股版权购买热潮，科幻作家陈楸帆表达了对科幻文学原创力的担忧。
　　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的确为科幻电影的诞生打下了基础，然而作家到底能在电影制作中参与几成？
　　在好莱坞，科幻文学的电影改编往往没有原著作者的参与，因为美国已经有一批专业的科幻编剧。但严蓬认为，在国内科幻编剧人才还跟不上需求的情况下，科幻作家有必要参与剧本的改编创作：“未必要完全参与剧本创作，但他可以提一些意见，把握科幻的味道和感觉，把握故事的内核。” 　　郭帆在研发科幻电影时，发现编剧们对于科幻知识了解不深，很难写出逻辑严密的科幻剧本。尤其在创作中如何创建具有独创性的世界观和概念结构，中国编剧还欠缺这方面的经验和真正的热情，“要觉得我迫不及待要写出来，而且我写出来一定是别人没写过的。”
　　吴岩则认为，单纯依赖科幻作家也写不好科幻剧本：“小说写作是个人化的，电影剧本是工业化的，好的科幻作家可以写出很厉害的硬科幻小说，但是怎么写出有商业卖点和生活质感的科幻剧本，就不是他们擅长的了。”
　　他所在的北师大科幻创意研究中心目前就在着手培养科幻影视的编剧人才，希望能够摸索出一套编剧和科幻作家进行创作合作的机制，让二者各自发挥所长，创造出既有科幻精神又有市场性的好剧本。
　　科幻电影一般会涉及到比较庞大的世界观，所以在创作科幻剧本时，编剧的团队作业非常重要。
　　目前张小北的编剧团队借鉴美剧模式，即团队负责人做整体的世界观架构，其中包括整体剧情的统领、风格的把握。然后再进行细化分工，保证在各个重要环节上没有短板，同时在某几个特定环节上尽可能做到极致。
　　张小北认为，目前行业应借着科幻创作热潮尽快建立一套配套机制，打通电影行业和科幻文学界，吸引和孕育更多的科幻人才。这样，新鲜的创意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动起来，即使热潮消退，也能保证国产科幻电影成熟健康地发展下去。
　　中国科幻如何“中国”
　　“长期的冷落造就了大家对于国产科幻电影的复杂心态，它囊括了民族情感和科幻文学界的期待，使得制作科幻电影牵扯了更多情感性因素。”严蓬说。
　　实际上，科幻作品往往表达了人类对未知疆域的好奇，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文明后果的审视。由此，中国科幻的“中国”命题到底如何成立？
　　郭帆希望能够在创作中尽量提炼出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元素：“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要做中国的科幻电影，希望它能够成为像中国的武侠片一样，对世界电影史有一定意义。”
　　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科幻电影，全面复制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模式显然不可行。张小北认为，那就像是让一个中国人穿上钢铁侠的盔甲，而钢铁侠是美国的文化符号。
　　他表示，如此一味迎合和套用只会让违和感扑面而来：“他是中国人的脸，但是讲的不是基于中国人心灵生发出来的故事。在未来两三年中国科幻电影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吴岩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影人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在科幻电影创作上的经验——如何把民族特色、当代亚洲的都市体验与科幻的普世性结合。
　　其实，国产电影中并不缺乏科幻或类科幻的元素，严蓬举《九层妖塔》和《夏洛特烦恼》为例：前者有科幻元素的运用，又把奇幻和现当代生活联系在一起;后者利用梦境模式进行了时间穿越——换到科幻片中，也可以用时间机器或平行世界的构架加以完成。
　　另外，基于中国当下的都市体验与互联网体验，很有可能创作出不错的科幻电影剧本。
　　比如都市人被现代科技所控制的生活状态，严蓬认为完全可以成为科幻创作的好素材：“未来科技将给人们带来新的诱惑和威胁，比如身份盗取和人类自身的存在危机，比如在虚拟生活中成功、在现实生活中失望，比如社交媒体造成的人际沟通关系的变化。”
　　在他看来，科幻片可以和现实紧密结合，描述数据时代的种种人类困境，不一定非得是对抗外星人和机器人。
　　“而且科幻实际上是限制最少的。”严蓬说。
　　“科幻电影的核心是反省我们当下的生活，重新拓宽人类生活边界的极限。我们可以从当下生活中提炼出非常好的主题来拓展科幻电影的边界。”张小北认为，中国社会最近10年所发生的剧烈变化，给科幻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创作空间，利用这些体验去创作正是科幻电影本土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