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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也在加速推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重速度轻质量、重“物”的投资轻“人”的投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也蓄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突出，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性难题。主要表现为市民化进程滞后，“城市病”突出，人口承载力弱、生态环境压力大、城乡发展不协调等。探索出一条经济高效、环境友好、镇村统筹、社会和谐的民生型城镇化发展新道路，已是刻不容缓。
民生问题的三大症结
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9.68%，城镇化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相比，我国推进城镇化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城镇化程度相对偏低，各地城镇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较多的民生问题，成为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
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不高，文明素质偏低。因为过于简单追求城市空间扩张，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按照统计已达52.57％，但按户籍人口统计则只有35.29％，大量计入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并未真正落户城镇，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四易四难”问题，即进城易、落户难；同工易、同权难；生存易、过好难；共存易、融入难。表现为工作和居住在城镇中持农业户口的“半城市化人口”就业不充分、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缺失等。同时，农业转移人口也存在着整体文明素质较低、对公平原则的信心不足等问题。
二是土地资源利用不够合理，利益分割矛盾尖锐。我国最近20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土地快速城镇化过程，伴随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但其背后是以农业土地资源大量消耗为代价。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价格的极度低廉，人为推升了圈地的冲动，助长了土地浪费、非集约化开发的模式。一方面，一些地方用“摊大饼”式的方法简单化地扩大城镇规模，大量的土地被城镇化，但人口城镇化速度和产业增长并没有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村镇规划严重滞后等原因，不少农村集镇的新建住宅大部分都集中在村庄外围或者选址另建，而原有村庄内大量的宅基地和土地被闲置，形成了“空心镇、空心村”，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减反增。推进城镇化需要大量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由于利益分歧滋生很多矛盾。失地农民在农地征收过程中处于绝对的弱势，无法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到征地协商中去，也无法通过有效手段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由此导致的过激行为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三是“城市病”严重影响着城镇生态，降低民生质量。城区规模和面积的扩大只是城镇化的表象，其实质应是有效城镇化的人口同步向城市聚集和迁徙。大量人口的迁入必然要求提高城镇自身建设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才能容纳大规模资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生产条件和提供大量人口集中生活必需。但是，城镇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住房容量、公共建筑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建设周期，这就导致了供需之间的矛盾。况且，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我国大部分城镇的快速扩张建立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快速城镇化造成的工业污染和人口剧增带来的生活污染加重的同时，城市治污投入相对不足，公共设施配套建设比较滞后，从而导致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等“城市病”日趋严重。
多因素导致“虚假城镇化”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是改革的重心，而与城镇化相关的社会领域改革却十分缓慢。这种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性，是导致城镇化中各种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城乡不同的户籍享受不同的福利，受这种分割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拉大。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比较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上是应保尽保。而农村居民仅有新型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还处于部分地区试点阶段，保障水平与城镇居民存在巨大差距。比如在城乡居民收入中，2007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10.3倍。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偏重于城市，加之农村自我筹资能力弱，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远落后于城市，特别是环境卫生投资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农村面源污染和点污染相当严重。城乡分割的土地市场也使得资源难以在空间上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大大影响了工业的集中和人口的聚集。
1990年以来，我国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但发展粗放，致使城市规模的扩张幅度远大于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增加幅度，土地利用效率和人口承载力不断下降。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从1990年到2009年分别增长了2.96倍和3.34倍，同期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仅增长了1.35倍。与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密度相比，我国城市人口承载力和土地利用效率偏低。一方面，集体土地被大范围征占，可使用效率很低，难以起到拉动经济科学发展的效果，还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人口被城市化，却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城镇化呈现的是虚假繁荣。这种“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实现一个农民工完全市民化，要解决好包括人口迁入城镇后的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问题。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障碍是其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投入，地方政府不愿或无力承担与此相关的巨大财政支出，就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因此，对于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成本投资，存在着政府投入有限、社会参与不足、个人负担不起的问题。
改善民生是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以改善民生为核心建设新型城镇，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
一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城市规模、综合承载能力、发展潜力和特色，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按照“三步走”模式，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各级政府应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福利和保障，逐步降低附着户口的“附加值”，重在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就业、住房保障、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养老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中央和省级财政要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作为财政分成和转移支付的依据，加大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资金投入，增强城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
二要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注重与民生密切相关领域的基础建设，如路网、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和改善住房条件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用地的极限，使土地利用趋于高效化和集约化，通过约束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来开展增减挂钩，防止人地进一步的分离，从而化解土地快速城镇化所造成的各种利益纠纷和矛盾；根据城镇的资源禀赋、发展特点、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充分发挥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加大新农村建设投入，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大农村科技投入和专项经费投入，积极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从而进一步夯实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
三要有序推进城镇生态环境优质化。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介，积极开展绿色经济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公众自觉选择绿色消费模式，养成绿色消费习惯；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投资，立足各城镇不同的特色和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庄园经济、高素质旅游等；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在保持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维护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将节能减排、保护自然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技术创新、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在工业与城镇生活做到零污染与零排放。对城镇进行环境综合整治，重点解决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提高林地、草地的林木覆盖率和人均绿地面积，实施“绿化、亮化、净化”美化工程，优化人居环境。
民生问题的三大症结
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9.68%，城镇化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相比，我国推进城镇化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城镇化程度相对偏低，各地城镇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较多的民生问题，成为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
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不高，文明素质偏低。因为过于简单追求城市空间扩张，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按照统计已达52.57％，但按户籍人口统计则只有35.29％，大量计入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并未真正落户城镇，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四易四难”问题，即进城易、落户难；同工易、同权难；生存易、过好难；共存易、融入难。表现为工作和居住在城镇中持农业户口的“半城市化人口”就业不充分、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缺失等。同时，农业转移人口也存在着整体文明素质较低、对公平原则的信心不足等问题。
二是土地资源利用不够合理，利益分割矛盾尖锐。我国最近20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土地快速城镇化过程，伴随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但其背后是以农业土地资源大量消耗为代价。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价格的极度低廉，人为推升了圈地的冲动，助长了土地浪费、非集约化开发的模式。一方面，一些地方用“摊大饼”式的方法简单化地扩大城镇规模，大量的土地被城镇化，但人口城镇化速度和产业增长并没有相应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村镇规划严重滞后等原因，不少农村集镇的新建住宅大部分都集中在村庄外围或者选址另建，而原有村庄内大量的宅基地和土地被闲置，形成了“空心镇、空心村”，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减反增。推进城镇化需要大量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由于利益分歧滋生很多矛盾。失地农民在农地征收过程中处于绝对的弱势，无法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到征地协商中去，也无法通过有效手段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由此导致的过激行为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三是“城市病”严重影响着城镇生态，降低民生质量。城区规模和面积的扩大只是城镇化的表象，其实质应是有效城镇化的人口同步向城市聚集和迁徙。大量人口的迁入必然要求提高城镇自身建设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才能容纳大规模资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生产条件和提供大量人口集中生活必需。但是，城镇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住房容量、公共建筑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建设周期，这就导致了供需之间的矛盾。况且，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我国大部分城镇的快速扩张建立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快速城镇化造成的工业污染和人口剧增带来的生活污染加重的同时，城市治污投入相对不足，公共设施配套建设比较滞后，从而导致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等“城市病”日趋严重。
多因素导致“虚假城镇化”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是改革的重心，而与城镇化相关的社会领域改革却十分缓慢。这种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性，是导致城镇化中各种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城乡不同的户籍享受不同的福利，受这种分割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拉大。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比较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上是应保尽保。而农村居民仅有新型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还处于部分地区试点阶段，保障水平与城镇居民存在巨大差距。比如在城乡居民收入中，2007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10.3倍。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偏重于城市，加之农村自我筹资能力弱，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远落后于城市，特别是环境卫生投资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农村面源污染和点污染相当严重。城乡分割的土地市场也使得资源难以在空间上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大大影响了工业的集中和人口的聚集。
1990年以来，我国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但发展粗放，致使城市规模的扩张幅度远大于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增加幅度，土地利用效率和人口承载力不断下降。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建设用地面积从1990年到2009年分别增长了2.96倍和3.34倍，同期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仅增长了1.35倍。与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密度相比，我国城市人口承载力和土地利用效率偏低。一方面，集体土地被大范围征占，可使用效率很低，难以起到拉动经济科学发展的效果，还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人口被城市化，却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城镇化呈现的是虚假繁荣。这种“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实现一个农民工完全市民化，要解决好包括人口迁入城镇后的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问题。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障碍是其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投入，地方政府不愿或无力承担与此相关的巨大财政支出，就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因此，对于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成本投资，存在着政府投入有限、社会参与不足、个人负担不起的问题。
改善民生是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以改善民生为核心建设新型城镇，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
一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城市规模、综合承载能力、发展潜力和特色，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按照“三步走”模式，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各级政府应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福利和保障，逐步降低附着户口的“附加值”，重在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就业、住房保障、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养老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中央和省级财政要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作为财政分成和转移支付的依据，加大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资金投入，增强城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
二要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注重与民生密切相关领域的基础建设，如路网、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和改善住房条件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用地的极限，使土地利用趋于高效化和集约化，通过约束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来开展增减挂钩，防止人地进一步的分离，从而化解土地快速城镇化所造成的各种利益纠纷和矛盾；根据城镇的资源禀赋、发展特点、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充分发挥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加大新农村建设投入，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大农村科技投入和专项经费投入，积极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从而进一步夯实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
三要有序推进城镇生态环境优质化。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介，积极开展绿色经济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公众自觉选择绿色消费模式，养成绿色消费习惯；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投资，立足各城镇不同的特色和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庄园经济、高素质旅游等；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在保持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维护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将节能减排、保护自然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技术创新、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在工业与城镇生活做到零污染与零排放。对城镇进行环境综合整治，重点解决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提高林地、草地的林木覆盖率和人均绿地面积，实施“绿化、亮化、净化”美化工程，优化人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