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霾速度之快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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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四季度北京的空气质量同比提升超过50%,东北地区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也显著改善,变化如此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这是一个不管评价多高都不過分的突破。相关治霾新技术的研究、投资和经验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助于全世界,特别是像新德里、洛杉矶、首尔这些受到雾霾侵扰的城市。(德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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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基层党组织振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组织保障和重要抓手。  乡村振兴 基层党组织存在主要问题辨析  部分干部思想动摇,理想信念不坚定。基层党组织要振兴,干部是关键。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基层干部,关键也在基层干部。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农村基层干部普遍面临发展任务重、经济待遇差、工作压力大、成长出
长期以来,管理学家一直困扰于一个问题:领导人对一个单位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一方面,很多证据显示,一个团队的成功和领导人的关系并不大。有些领导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早上请大家吃个早饭,有他没他都一样。另一方面,也确实有诸如乔布斯这样的人,做到了力挽狂澜。  那领导人到底有用没用?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塔姆·穆昆达提出一个理论,说领导人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被“过滤”过的领导人——如果你不遵守规则、不能给其他
“陕西汉中张良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掷秦一椎’,下联是‘辞汉万户’,橫批是‘知止’。这幅对联是对西汉重臣张良一生的写照。张良为汉朝建立立下的功劳, 是尽人皆知的, 但他不伐其功, 不矜其能, 以勇于自持知止而留下千古美名。”李洪峰先生在《中国廉政史鉴》的书评《以史为鉴资政商人》中称赞张良“以勇于自持知止而留下千古美名”。《中国廉政史鉴》我没读过,不知道书中是怎样写张良的,没有评论资格,但对李洪峰先
自英国脱欧派在2016年6月举行的脱欧公投中获胜之后,英国进入了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脱欧过程,前后经过三年多的反复。针对英国脱欧进程的态势与影响等相关问题,本刊曾于2019年10月专访了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原主任叶江教授。此后,英国脱欧出现决定性进展,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带领下,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午夜零时正式脱离欧洲联盟。由此,欧盟在其60多年的历程中首
北大清华等数十所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联合发起“学生干部自律公约”,坚决反对“官”本位思想和作风。“四风”早已成为“真官场”上纪委监委一直盯着的“标靶”,而学生會这样的“伪官场”却将之拾起,不是可笑之极吗?至于“高校官场”,其变革也早已启动。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这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早已确定的重要改革内容。我们期待,官场的变革、高校的变革能够快马加鞭,唯其如此,那些大“熊孩子”才能
我认为孩子是在寻找父爱,是寻找父亲过去给她的爱,代表是24万唐山人的亲属在牵挂死去的他们。它不像SARS过去了就风平浪静,它是一辈子的追思和记忆。这是五六岁的孩子要牵挂一生的事    我在唐山市展览馆工作,“唐山孤儿”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本身是孤儿,我记录的是唐山地震以后三十年的生活。  当时的单位有相机,120双镜头,路来的牌子。我就拿了卷儿,上街拍拍照片,留点记录。家里没死人,我就到宣传部,开
作为中国古代谏臣的楷模,魏征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并深入人心。然而,魏征的历史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确立,而是一个抑扬起伏的过程。唐太宗与魏征  贞观初,朝廷对于治国方略有过一场争论,唐太宗最后接受了魏征行“王道”的主张。所谓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義治国。贞观十一年以后,太宗功业既成,王道政治渐渐松懈,以至于魏征接连上疏,重提礼义治国,言辞甚为激烈,但太宗优容之,
帮闲的职业,历来不大被人看得起。皇上把他们“俳优畜之”,达官们对其也往往只有表面上的客气,因此有抱负或有骨气的文人便往往不屑为之。比如司马相如,就常常装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一心要做“封禅”的大文章。又比如李白,听说玄宗召他,以为会委以重任,高兴得“仰天大笑出门去”,声称“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长安,才发现不过是做“文学弄臣”,写些“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小曲,便气得在街上喝得烂醉,“天子呼来不上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尝试种植尽可能高产的作物,这些作物受得住干旱贫瘠的土壤、抵御得了寄生虫。最终成功了,我们种出了最好的品种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  随后灾祸降临了,一种全新的不知名的寄生虫在该品种的作物中疯狂生长,毁灭了整批作物。以前,各地种植的小麦并非同一品种,所以只有整批作物的一部分会被毁。  于是耕种者有了一个重要发现:没有哪个品种,哪怕是最好的品种,能够优秀到我们可以只依靠它而生存。  我们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在炮口下和外国签订了多个条约。可是令外国人疑惑的是,签约的时候,清朝大臣态度似乎并不是非常认真。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中方没有翻译,对约文的英文本全不过问;而对中文本的字句也不做仔细的斟酌。”  英国人利洛在《缔约日记》中对这些谈判大吏们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的字句与语法。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