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一般有恒产者上升为大有产者的渠道变得不大畅通了，而且低收入阶层上升为有恒产者的渠道，也出现了障碍。
　　
　　中产阶级(mddle　class)是个外来的概念，在西方，这个概念歧义很多，有的偏于阶层，有的偏于收入，有的看重意识。但大体上，无论何种标准，中等收入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有恒产者是典型的中国概念，自打孔夫子提出之后，多少年来，大抵指那些有田产、房产和商铺的人。
　　中产阶级，就收入而言，主要针对低收入阶层，即便在美国、如果与大有产者相比，多数中产阶级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就变得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年收入十万与年收入不足一万间的差距，和年收入几十上百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中产阶级的“中”，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相对于社会底层而言的。前段时间，民间学者王炼利著文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大头钉型的社会，就收入而言，是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和少量的高收入者的组合，中产者并不多应该说，这个结论并无不当。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还相当微弱。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与改革前相比，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小有资产了，城镇居民中，有十几万和几十万动产和不动产的人，多了很多即使身为房奴的白领，只要能咬牙把房供下来，几十万几百万的房产还是他的，相对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游民，以及身在城乡两处游走，乡下房产不值钱，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他们如果不是中产阶级，也是中国特色的有恒产者。因此，中国的社会如果是大头钉的话，钉子的部分，应该是锥形的。小有家产的人，无论如何都比少数富可敌国的权责寡头多得多。
　　很多研究者都对贫富差距表示了特别的担心。由此对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担心这种分化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其实，即使在外界看来处在贫富迅速分化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不见得超过了美国，比之香港也要差很多。显然，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使得美国社会没有中国这种稳定的忧虑，而香港虽然中产阶级并不强大，但由于多数人属于有恒产者，底层低收入阶层由于居有定所，也相当稳定。这个稳定，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基本不存在制度性的剥夺中间层的可能。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中间层的稳定，尽管他们只能算是有恒产者。这个阶层不仅要稳定，而且要持续扩张，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一般有恒产者上升为大有产者的渠道变得不大畅通了，而且低收入阶层上升为有恒产者的渠道，也出现了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部分比较富有的有恒产者，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可以列入中产阶级的人们，往往在市场中，变成了客易被吞噬的中鱼和小鱼，由于各种制度和人为的原因沉沦下来，落到低收入阶层中去。
　　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众多低收入阶层地位的上升，存在巨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制度和社会障碍。一方面，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家在制度和社会变革上的滞后，目前城市居民身份和阶层已经开始固定化。后来者改变身份地位的奋斗变得困难重重，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这些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多数白领的工资却一直在下降。大学毕业，不仅初始工资大幅度降低，而且升为高级白领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当多一部分白领置业都是靠啃老——由父母支付首付。各种信息告诉我们，眼下，进入有恒产者行列的门槛，愈见其高。有恒产者在缩水。
　　不论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恒产者，一个有权利意识，一个没有，都是社会的中坚，是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决定性机制。正在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特别需要一个日益膨胀的中间层，无论这个中间层处于何种状态，是中产阶级还是有恒产者，都是绝对需要的。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還是现代政府，即使纯然出于自身的需要，也必须维持和扩大这个阶层。如果说古代政府由于传统的惯性无法长久维持局面，迟早都会走向挤压中间层的老路上去。那么，我们现在的政府，若还迟迟不采取切实措施，改革迟滞中间层壮大的制度障碍，改掉自身种种弊端，采取强力手段抑制来自不良官权力对中间层的“兼并”，则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中间层，如果总是停留在古代有恒产者的层次上，迟迟没有权利意识的觉醒，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上，那么，这个阶层自身的壮大也是没有可能的。从事中国中间层研究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无疑，这将会成为中国中间层走向中产阶级的最大陷阱。不走出这个陷阱，中国的中间层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