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当我在亚喀巴湾属于埃及的红海沙滩上歇息时，对面一片连绵起伏、犹如外星球般的红色砂岩山体，以及笼罩其上的那一层薄薄的迷雾，唤起了我的好奇。“那是沙特，你去不了的。”身边的埃及人告诉我。
　　世事难料。现在，我拿到了一种网上特办的沙特签证，驻足在阿拉伯半岛北部沙漠里一个叫作埃尔奥拉的绿洲小镇，肚子里还残留着沙特航空提供的无醇香槟散逸的二氧化碳。这场冬季坦托拉庆典的特邀嘉宾郎朗刚在台上演奏完《彩云追月》，邻座一位来自北部小城的戏剧导演就主动凑过来说，这可是他平生第一次跟这么多人一起听古典音乐会。此前，他只能在家里听。
　　“要不要去沙特最开放的大城市吉达逛一下，介绍几个优秀的女孩给你认识？”利雅得的玛利亚姆小姐在电话里热情地问我。这句话现在想起来有点怪怪的，甚至有点吓人。“非穆斯林游客止步”是这个神秘国度的日常，“单独接触当地女性”更是不可想象。可当时的语境是，在几起沙特女性独自驾车风波之后，沙特正在尝试给女性更多的权利，比如驾车的自由，比如单独外出旅行的自由，比如穿衣打扮上更多的宽松政策。身为巴基斯坦裔的玛利亚姆刚从伦敦留学回来，现在为一个皇家委员会下辖负责文化推广的部门工作。她的同事有希腊人、英国人，他们还雇佣了美国的一家公关公司帮他们工作。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为提升沙特在妇女、宗教和人权等方面的国际形象，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

伽迪亚

　　我把第一站选在海边，冥冥中回应了当年亚喀巴湾的那一瞥。

　　伽迪亚和我约在位于吉达以北40多公里的红海边上、喜来登酒店附近的一个隐秘潜水中心见面。类似1980年代的北京涉外饭店以及现代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这里是沙特风化警察的雷达盲区。“高尚”是一种通行证，只要你舍得花钱。适逢周六，沙滩上人头攒动。这里的场景，比我在迪拜公共海滩看到的还要西化。几乎没有人戴头巾。湿漉漉的男人女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偶尔有西方面孔的女性，露出曼妙的身材。不远处的一个湖心岛上，几个姑娘围坐一桌，久违的流行歌曲从一台便携式音箱里飘出。浅水区里，一个皮肤略黑、神情严肃的男人——后來我得知他是教练——正把手搭在一身黑色潜水服的伽迪亚的腰上，帮她掌握好浮在水面的平衡。当伽迪亚从水里出来，我向她道贺。她刚刚获得了海湾地区自由潜水女性组的冠军。
　　伽迪亚过去是一名优秀的插画师，工作之余会和妹妹一起，在红海岸边做scuba diving。渐渐地，她开始不喜欢这种背着氧气瓶的潜水方式，觉得不够自由。她开始尝试自由潜，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每一个从她身边经过的男人都会向我竖起大拇指，夸她是他们的“国宝”。
　　伽迪亚钟爱海底世界，喜欢潜到深处，去看成片的令人敬畏的黑珊瑚丛林。在石油被发现之前，红海边上到处是在海边潜水挖珍珠的蛙人，那是国家的经济支柱。但在那个年代，沙特女人没有日本海女那样的自由，她们只能留在家里。
　　关于女性解放，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在诸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这样的文本里获得共鸣。很少人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的第一个版本叫《侠女奴》，是1904年作家周树人以“萍云女士”的笔名向女刊《女子世界》投稿的一篇翻译习作。所谓侠女，指的就是阿里巴巴智勇双全的女奴曼绮那（Morgiana）。在引文里，作家把曼绮那类比为中国唐代潞州女侠红线女。而曼绮那，在阿拉伯语里就是珊瑚的意思。
　　褪下潜水衣，伽迪亚的罩袍也是别致的，不是传统沙特女性衣柜里常见的黑色。这些衣服的设计，都出自一名叫伊曼的时装设计师，我要见的第二位“姑娘”。

伊曼

　　在吉达北部一片白色高级住宅区，我拜见了这位目前当红的设计师。一位索马里女佣人托着苹果汁和椰枣的盘子迎接了我们，让我们在白色的庭院里稍事等候。伊曼正在接待两位当地顾客，讨论定制一套专门去山里徒步用的女性罩衫。
　　2007年，苦于买不到一件可以跑步和骑车的罩袍，伊曼给自己设计了一条独特的罩衫。当她穿出去之后，很多朋友都找她定制，她的事业就这么开始了。在工作室里，我看到了种类繁多的各类连体罩袍，有的上面绣上老虎图案;有的专门为驾车女性设计，袖子很窄，以免缠在排挡上。所有衣服都遵守一条规则：不用黑色。

　　告别的时候，伊曼客气地提出让菲律宾司机送我们一程，路上顺便看看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喷泉。伊曼对妇女现在被允许自己开车上路的新政感到开心。半年前，这么做是会引来牢狱之灾的。在沙特，女性的出行往往还和根深蒂固的监护人制度绑在一起，但在之后吉达机场发生的另一幕，让我看到了更多的裂缝在蔓延。
　　在登机口前排队的队伍里，有一个戴着面纱的老妇人，她手里拿着有登机扫描码的手机，正倾听一个儿子模样的年轻人的讲解，他在告诉她如何通关。大概是放心不下，过了几分钟，送行的儿子又回到母亲身边，把她拉到队伍里另一个年轻人那里，并聊了起来。后来我了解到，他是把母亲托付给了对方，希望在需要的时候对方可以照看她。在一个走向变革的社会里，年轻人已经率先打破了过去妇女不能和陌生男人接触的规矩。而且，如此轻易地就把亲人交付给一个陌生人，也是基于部落血亲的熟人社会的积极一面，它给藩篱丛生的现代社会带来新的思考。

法提玛

　　多少年以后，很多沙特人一定为自己曾经在2018年4月的一个夜晚，在利雅得一家音乐厅临时改建的电影院里观看电影《黑豹》而自豪不已。这其中，也包括刚从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的法提玛。
　　这是现代沙特的第一个商业电影院里的第一场电影，它距离沙特人上一次在大庭广众下看电影，已经三十年了。
　　埃尔奥拉太小，但当高流明的大投影机把此地前伊斯兰时代的纳巴泰古文字图腾像岩画一样逼真地凿刻在山墙上时，几乎就是在实践一场高规格的沙漠露天电影。那一刻，正襟危坐在贵宾席的沙特皇室成员，接受了前面高大的“图像崇拜”。
　　法提玛在沙特第一部喜剧片《布拉卡遇见布拉卡》里扮演女主角毕比，一个拥有众多粉丝的Instagram网红。她在网上邂逅了一个平时在大街上给人开罚单的小公务员布拉卡。为了冲破社会禁忌，他们不断编造理由约会，开始了一段又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生活中的“毕比”小姐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网红，拥有好几万的Instagram粉丝。说她是一个跨界艺术家一点都不过分，除了演电影，她还做当代艺术、策展、经营画廊。
　　在法提玛看来，哪怕在哈佛，也有很多人对沙特抱有偏见和误解，他们的判断往往基于一些西方媒体的一面之词。所以，沙特人自己来讲述故事变得特别重要。社交网络的出现，给了沙特女性一个正常化的机会。哪怕是一个缓慢的变化，她也会耐心等待，她相信行动胜于一切。
　　讽刺的是，《布卡拉遇见布拉卡》通过了沙特政府的审查，但是我没法在吉达看到它，因为这个拥有三百多万人口的沙特第二大城市的第一家电影院，要等到我上飞机那个晚上才开张。

玛利亚姆

　　我把观影计划安排在利雅得。
　　约一个陌生女孩在一个刚刚开放电影院的国家看一场电影，似乎是一场难得的体验。于是我萌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向刚刚认识的玛利亚姆发出邀请。我连看什么电影都挑好了，它叫《性别为本》，以美国女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为原型的人物传记片，一个女性争取平权的故事。
　　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罩袍，玛利亚姆大大方方地出现在我眼前。之前，我总担心她会拒绝我，很多巴基斯坦人比沙特人还要保守。虽然不是周末，利雅得广场的5楼VOX电影大厅依然人满为患，大家似乎要把过去几十年错过的电影都给补回来。我留意到，除了工作人员，观影的女性觀众有全副武装的，也有不蒙面纱甚至不戴头巾的，男士则基本上都是一身阿拉伯大袍。很多对情侣，抱着爆米花和1升装大可乐，坐在一起候场，又都刻意地保持着一定距离。
　　好不容易轮到我购票时，却被告知《性别为本》只能由我一人观看，因为那是一场male-only的电影。我提出换一场男女都可以看的电影，却发现都已售罄。这时候，站在边上一直不说话的玛利亚姆示意我稍等。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径直向一旁的影厅经理走了过去。我注意到，对方看了她的名片后，笑脸一堆，马上停下手头的工作，带她走到一个单独的选片控制屏幕前。几分钟后，玛利亚姆跑过来宣布：解决了。虽然看不成《性别为本》，我还有3场电影可以选，都是VIP应急座位。
　　回去的车上，我忍不住吐槽给电影定级的人，他们是多么自我感觉良好！接下来的场面有点尴尬，玛利亚姆告诉我，给电影定级的正是他们委员会。他们不但负责给电影院发放执照，也负责给不同的影片定级，包括这部“male-only”。这下我明白了经理的笑脸，以及我们为什么可以有VIP席位的待遇。玛利亚姆说话时，总是一脸处变不惊的表情，这反而让我们的谈话显得更加啼笑皆非。
　　“你们解放了电影院，却把女性挡在一部宣传性别平等的电影之外。制定规则的人，却被反锁在规则里了啊。”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男老板，才是制定规则的人啊。”
　　这一次，玛利亚姆笑了。
　　补记：因为健康原因，玛利亚姆小姐刚刚在上月去世，在此深表哀悼。谨以此小文，作不成敬意的纪念，感谢她在沙特陪我度过一段独特而难忘的时光，愿天堂电影院的大门，为所有人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