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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复杂的民族格局致使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之间关系呈双向性影响，一方面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也向汉语发生作用。云南澜沧县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作品即是其中典型。本文从语言接触角度，较为深刻地剖析董秀英汉语创作作品的语言审美特点。
关键词：语言接触；佤族；汉语；审美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双方居住与生活的环境长期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居状态，复杂的民族格局致使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之间关系悠久而深厚，“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双向性，即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发生作用，少数民族语言也向汉语发生作用。”涉及三个方面，即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具体可以理解为“小民族可能转用大民族语言，大民族也可能转用小民族语言。汉语曾广泛地影响过少数民族语言，如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汉语借词的相关记载：藏缅语族《白狼歌》从汉语借来‘圣、德、臣’等词汇，而同样地，汉语也曾不断地从少数民族语言那里汲取语言养分，如汉语里的‘喇嘛、可汗、桑、巴乌、勐’都是少数民族语言里借用而来。”对于某一区域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来说，双向的语言接触是明显的。不过，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不管谁影响谁，其间有一个现象不可忽视，即汉语地方方言充当了两者的媒介作用，当民语向汉语输送信息时，一般先是到达汉语地方方言这里，然后再进入汉语共同语，反过来，当汉语向民语输送信息时，也是通过地方汉语方言起作用。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际情况，当我们研究语言接触的书面状况时，不能忽视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共同语语言接触关系可以由以下简单表示：
少数民族语言系统——汉语地方方言习惯——汉语共同语规则（通用语规则）
可见，汉语地方方言的介质作用是语言接触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共同语都通过汉语的地方方言习惯向对方发送互动影响的信息。那么，其中有何规律可循呢？在此，以云南思茅地区澜沧县拉祜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接触及其影响关系更进一步加以探讨，主要选择该方言与普通话语序不同，而与拉祜语语序一致的情况：
通过比较以上例句发现，现代汉语语序是“主—谓—宾”结构，拉祜语语序则为“主—宾—谓”，而澜沧县汉语方言语序基本表现为与拉祜语保持一致的“主—宾—谓”句法构成形式，可见，澜沧县汉语方言语法多受拉祜语影响，这样的影响就渗透在澜沧县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作品中，请看下面的句子：
（1）脸色像红苹果的姑娘，又端来一盆清水，岩香队长接过脸盆，说：“大老黑的黑肉皮是山头的太阳晒过的，你们爱脸黑，嫁上山晒去。”
——佤族作家董秀英《山琵琶樹下》
按照汉语通用语语法规则，“嫁上山晒去”顺序应该是“嫁上山去晒”。董秀英身为佤族，其作品大都是表现佤族生活的作品，但董秀英自幼在拉祜族寨子生活长大，熟练掌握了拉祜话，实际状况是她的拉祜语甚至比佤语更为熟练。语言接触理论研究表明澜沧县汉语方言受到拉祜语的影响，董秀英小说的句子表达也深受其影响，或者说，董秀英汉语创作的句式表达因受拉祜语语序影响而异于汉语通用语规则，呈现出创作语言的实验色彩。这样的现象在民族作家创作中并不孤立，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分布密集的南方民族作家或边境民族作家而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他们创作语言的实验性无论是刻意还是非刻意，总在作品中客观呈现。
当然，我们发现少数民族作家们其实在语法方面的语言实验性并不特别突出和常见，他们甚至似乎非常注意“不要出错”，但是，当作品需要强调人物个性化塑造的时候，作家们会做出语言逆向创造，另一种情况是，偶尔闪现语法“误错”，小说叙事被赋予“万绿中一点红”的特殊审美效果，这正是民族文学创作的规律之一，强烈显示出民族作家所具备的语言创造能力和个性文学才华，这是语言审美风格的多样化、多元化、原生化的具体表现。
经过考察董秀英汉语作品发现，相对于语法，词汇对句式的影响更为普遍和深入，其小说语言的实验性更多的是表现在词汇运用的民语化和汉语方言化，这与语言接触理论的研究结果一致，“语法是一个语言的组词、造句规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稳定性，一般而言，语言之间的渗透在语法方面最不活跃，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渗透是比较深的，词汇第一，语音次之、语法最弱。”董秀英汉语作品中的句式表达具有民族地区汉语方言化现象，弥漫着浓浓的澜沧县汉语方言的味道，如以下句子：
（2）哦哟哟，不是饿死鬼，是一大筒人睡在门边，黑天黑地呢（ni）来找死。
——佤族作家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3）想塞脖子有你塞的。
——佤族作家董秀英《背阴地》
（4）黄皮兵脸白咋咋（重叠），眼皮耷拉耷拉的（ni）。
——佤族作家董秀英《背阴地》
（5）岩嘎抱着血拉拉（重叠）的牛头，哭酥酥（重叠）地回到了寨子。
——佤族作家董秀英《九颗牛头》
（6）只有直苗苗（重叠）的柳树跟着坝子中间的流水走。
——佤族作家董秀英《摄魂之地》
例句（2）没有用汉语泛化量词“个”的表达法，不说一个人，而说一“筒”人，显示出极为强烈的语言个性，例句（3）把吃饭说成是“塞脖子”，形象简约，以“鸭子化”吃饭的样子形象地描写人物，例句（4）、例句（5）、例句（6）则采用形容词的叠加形式，这些词汇运用在澜沧汉语方言中是比较常见的。
董秀英小说汉语创作中的词汇民族化表达——
（7）娜海的阿舅、叶嘎汉子的兄弟，从外面回来，进了叶嘎家的竹楼，他要拿叶嘎做婆娘。”
——佤族作家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8）老丈人老丈母，我拿叶嘎做婆娘，我跟她一起苦活过日子。
——佤族作家董秀英《摄魂之地》
例句（7）、（8）以“拿”替代“娶”，是佤语原生形式的直接翻译。 董秀英小说《背阴地》里有一段景物描写：
背阴山腰背阴地。
下载包谷上撒旱谷占了整块地。
缅瓜黄瓜横爬竖走，叶连藤，藤带瓜，绿瓜头上戴朵蛋黄花。地心里蝴蝶飞，蜜蜂来，野鸡叫，小鸟闹。
背阴地四周绿茵茵，髙处有蓬顶天竹，十来棵竹子直苗苗地扫着老天，低处一条黑河横过山脚，不吭不声，白天黑夜只顾走。半山的黑林里藏麻雀窝、野兔洞，时常听它们跑出跑进，打打闹闹。
背阴地角有棵老白花树，树叉树枝象手掌，上面坠满了口袋一样的吊吊雀窝，吊吊雀爱热闹，叽叽渣渣叫的人心狂。白色的细沙石间冒出一股水，叫白砂水，水清清凉凉，绿青蛙霸守水口，水积在树根的洼塘里，一个圆柱竹筒从洼塘伸出头，水一日到晚不停歇地在竹筒里淌着。一条条草路不直不平，从水边来到地上方的矮小竹楼下，竹楼顶的黄色茅草缝隙冒着懒懒散散的白烟，从竹楼口伸出的两根老鸹藤，拉着地角窝窝的竹筒响成桩：“叭啦，扒啦”，撵得一窝窝谷雀慌慌张张向矮处飞。
与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作比较：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大。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萧红的描写在于视角的儿童化，语言的儿童化，但是，语法及词汇的运用是标准的通用语，韵律整齐而有和谐的呼应，散发着童话一般的梦幻色彩，美而空旷，读到最后有点虚无的感觉。董秀英的描写则掺合着汉语的地方方言词汇，句式长短不一而产生对立呼应，具有边地野生的自然与自由。
综上所述，从语言发生学角度看，民语、汉语书面接触存在着语法、词汇乃至句子结构发生变化的极大可能性，但是，究竟变不变化、怎樣变化、从哪些方面变化、变化的程度如何则完全凭作家个人意愿，其效果则取决于作家的才情。这一创作过程中的汉语生成倒意外的变成了作品语言求新求变的语言创新路径之一。
造成语言接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移民杂居，文化交流，战争、征服、殖民等，都会引起语言接触，客观上还引起语言竞争，最终结果是“由语言的强弱势、语言习得的目的和目的语的应用频率、熟练程度以及语言环境、文化背景决定的。有的是母语影响目的语，有的是目的语影响母语，而有的是目的语和母语相互影响。母语和目的语的相互影响，大多发生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如果其中一种语言处于相对的强势，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并且成为区域共同语，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影响其他语言，而其他语言对共同语的影响不大。语言学的语言接触研究主要是研究不同语言在民间交流中发生的语言变化状况，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接触，即双语人主动的以这种语言进行交流，一种是间接接触，即籍书面为中介，如汉语欧化现象。”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以及后殖民主义潮流中，少数民族作家们的语言变革已非被动适应状态，相反是以迎接挑战的姿态主动寻求语言创造的“第三空间”，即以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参与变革。后殖民主义的标志是物质争端退居二线，价值争端为第一层面，作家们关注的核心正在于此，他们视语言文字的运用视为语言资源的分配，这就是必须重视和争取的平等地位，同时也是“和而不同”、“美人之美”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方面，不仅是董秀英，同时还是少数民族作家们思考得越来越多的问题，并不断以作品实践自己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孙竹.语言关系研究的某些问题[J].民族研究，1993，3.
[2]欧阳觉亚.运用底层理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J].民族语文，1991，6.
[3]董秀英.山琵琶树下，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4]韦琍.壮语对广西汉语方言的影响[D].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8，4.
[5]董秀英.背阴地，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6]董秀英.九颗牛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7]董秀英.摄魂之地[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10.
[8]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9]萧红.呼兰河传[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11.
[10]李云兵.论语言接触对苗瑶语语序类型的影响，2005，3.
关键词：语言接触；佤族；汉语；审美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双方居住与生活的环境长期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居状态，复杂的民族格局致使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之间关系悠久而深厚，“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双向性，即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发生作用，少数民族语言也向汉语发生作用。”涉及三个方面，即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具体可以理解为“小民族可能转用大民族语言，大民族也可能转用小民族语言。汉语曾广泛地影响过少数民族语言，如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汉语借词的相关记载：藏缅语族《白狼歌》从汉语借来‘圣、德、臣’等词汇，而同样地，汉语也曾不断地从少数民族语言那里汲取语言养分，如汉语里的‘喇嘛、可汗、桑、巴乌、勐’都是少数民族语言里借用而来。”对于某一区域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来说，双向的语言接触是明显的。不过，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不管谁影响谁，其间有一个现象不可忽视，即汉语地方方言充当了两者的媒介作用，当民语向汉语输送信息时，一般先是到达汉语地方方言这里，然后再进入汉语共同语，反过来，当汉语向民语输送信息时，也是通过地方汉语方言起作用。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际情况，当我们研究语言接触的书面状况时，不能忽视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共同语语言接触关系可以由以下简单表示：
少数民族语言系统——汉语地方方言习惯——汉语共同语规则（通用语规则）
可见，汉语地方方言的介质作用是语言接触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共同语都通过汉语的地方方言习惯向对方发送互动影响的信息。那么，其中有何规律可循呢？在此，以云南思茅地区澜沧县拉祜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接触及其影响关系更进一步加以探讨，主要选择该方言与普通话语序不同，而与拉祜语语序一致的情况：
通过比较以上例句发现，现代汉语语序是“主—谓—宾”结构，拉祜语语序则为“主—宾—谓”，而澜沧县汉语方言语序基本表现为与拉祜语保持一致的“主—宾—谓”句法构成形式，可见，澜沧县汉语方言语法多受拉祜语影响，这样的影响就渗透在澜沧县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作品中，请看下面的句子：
（1）脸色像红苹果的姑娘，又端来一盆清水，岩香队长接过脸盆，说：“大老黑的黑肉皮是山头的太阳晒过的，你们爱脸黑，嫁上山晒去。”
——佤族作家董秀英《山琵琶樹下》
按照汉语通用语语法规则，“嫁上山晒去”顺序应该是“嫁上山去晒”。董秀英身为佤族，其作品大都是表现佤族生活的作品，但董秀英自幼在拉祜族寨子生活长大，熟练掌握了拉祜话，实际状况是她的拉祜语甚至比佤语更为熟练。语言接触理论研究表明澜沧县汉语方言受到拉祜语的影响，董秀英小说的句子表达也深受其影响，或者说，董秀英汉语创作的句式表达因受拉祜语语序影响而异于汉语通用语规则，呈现出创作语言的实验色彩。这样的现象在民族作家创作中并不孤立，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分布密集的南方民族作家或边境民族作家而言，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他们创作语言的实验性无论是刻意还是非刻意，总在作品中客观呈现。
当然，我们发现少数民族作家们其实在语法方面的语言实验性并不特别突出和常见，他们甚至似乎非常注意“不要出错”，但是，当作品需要强调人物个性化塑造的时候，作家们会做出语言逆向创造，另一种情况是，偶尔闪现语法“误错”，小说叙事被赋予“万绿中一点红”的特殊审美效果，这正是民族文学创作的规律之一，强烈显示出民族作家所具备的语言创造能力和个性文学才华，这是语言审美风格的多样化、多元化、原生化的具体表现。
经过考察董秀英汉语作品发现，相对于语法，词汇对句式的影响更为普遍和深入，其小说语言的实验性更多的是表现在词汇运用的民语化和汉语方言化，这与语言接触理论的研究结果一致，“语法是一个语言的组词、造句规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稳定性，一般而言，语言之间的渗透在语法方面最不活跃，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渗透是比较深的，词汇第一，语音次之、语法最弱。”董秀英汉语作品中的句式表达具有民族地区汉语方言化现象，弥漫着浓浓的澜沧县汉语方言的味道，如以下句子：
（2）哦哟哟，不是饿死鬼，是一大筒人睡在门边，黑天黑地呢（ni）来找死。
——佤族作家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3）想塞脖子有你塞的。
——佤族作家董秀英《背阴地》
（4）黄皮兵脸白咋咋（重叠），眼皮耷拉耷拉的（ni）。
——佤族作家董秀英《背阴地》
（5）岩嘎抱着血拉拉（重叠）的牛头，哭酥酥（重叠）地回到了寨子。
——佤族作家董秀英《九颗牛头》
（6）只有直苗苗（重叠）的柳树跟着坝子中间的流水走。
——佤族作家董秀英《摄魂之地》
例句（2）没有用汉语泛化量词“个”的表达法，不说一个人，而说一“筒”人，显示出极为强烈的语言个性，例句（3）把吃饭说成是“塞脖子”，形象简约，以“鸭子化”吃饭的样子形象地描写人物，例句（4）、例句（5）、例句（6）则采用形容词的叠加形式，这些词汇运用在澜沧汉语方言中是比较常见的。
董秀英小说汉语创作中的词汇民族化表达——
（7）娜海的阿舅、叶嘎汉子的兄弟，从外面回来，进了叶嘎家的竹楼，他要拿叶嘎做婆娘。”
——佤族作家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8）老丈人老丈母，我拿叶嘎做婆娘，我跟她一起苦活过日子。
——佤族作家董秀英《摄魂之地》
例句（7）、（8）以“拿”替代“娶”，是佤语原生形式的直接翻译。 董秀英小说《背阴地》里有一段景物描写：
背阴山腰背阴地。
下载包谷上撒旱谷占了整块地。
缅瓜黄瓜横爬竖走，叶连藤，藤带瓜，绿瓜头上戴朵蛋黄花。地心里蝴蝶飞，蜜蜂来，野鸡叫，小鸟闹。
背阴地四周绿茵茵，髙处有蓬顶天竹，十来棵竹子直苗苗地扫着老天，低处一条黑河横过山脚，不吭不声，白天黑夜只顾走。半山的黑林里藏麻雀窝、野兔洞，时常听它们跑出跑进，打打闹闹。
背阴地角有棵老白花树，树叉树枝象手掌，上面坠满了口袋一样的吊吊雀窝，吊吊雀爱热闹，叽叽渣渣叫的人心狂。白色的细沙石间冒出一股水，叫白砂水，水清清凉凉，绿青蛙霸守水口，水积在树根的洼塘里，一个圆柱竹筒从洼塘伸出头，水一日到晚不停歇地在竹筒里淌着。一条条草路不直不平，从水边来到地上方的矮小竹楼下，竹楼顶的黄色茅草缝隙冒着懒懒散散的白烟，从竹楼口伸出的两根老鸹藤，拉着地角窝窝的竹筒响成桩：“叭啦，扒啦”，撵得一窝窝谷雀慌慌张张向矮处飞。
与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作比较：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大。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萧红的描写在于视角的儿童化，语言的儿童化，但是，语法及词汇的运用是标准的通用语，韵律整齐而有和谐的呼应，散发着童话一般的梦幻色彩，美而空旷，读到最后有点虚无的感觉。董秀英的描写则掺合着汉语的地方方言词汇，句式长短不一而产生对立呼应，具有边地野生的自然与自由。
综上所述，从语言发生学角度看，民语、汉语书面接触存在着语法、词汇乃至句子结构发生变化的极大可能性，但是，究竟变不变化、怎樣变化、从哪些方面变化、变化的程度如何则完全凭作家个人意愿，其效果则取决于作家的才情。这一创作过程中的汉语生成倒意外的变成了作品语言求新求变的语言创新路径之一。
造成语言接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移民杂居，文化交流，战争、征服、殖民等，都会引起语言接触，客观上还引起语言竞争，最终结果是“由语言的强弱势、语言习得的目的和目的语的应用频率、熟练程度以及语言环境、文化背景决定的。有的是母语影响目的语，有的是目的语影响母语，而有的是目的语和母语相互影响。母语和目的语的相互影响，大多发生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如果其中一种语言处于相对的强势，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并且成为区域共同语，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影响其他语言，而其他语言对共同语的影响不大。语言学的语言接触研究主要是研究不同语言在民间交流中发生的语言变化状况，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接触，即双语人主动的以这种语言进行交流，一种是间接接触，即籍书面为中介，如汉语欧化现象。”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以及后殖民主义潮流中，少数民族作家们的语言变革已非被动适应状态，相反是以迎接挑战的姿态主动寻求语言创造的“第三空间”，即以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参与变革。后殖民主义的标志是物质争端退居二线，价值争端为第一层面，作家们关注的核心正在于此，他们视语言文字的运用视为语言资源的分配，这就是必须重视和争取的平等地位，同时也是“和而不同”、“美人之美”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方面，不仅是董秀英，同时还是少数民族作家们思考得越来越多的问题，并不断以作品实践自己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孙竹.语言关系研究的某些问题[J].民族研究，1993，3.
[2]欧阳觉亚.运用底层理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J].民族语文，1991，6.
[3]董秀英.山琵琶树下，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4]韦琍.壮语对广西汉语方言的影响[D].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8，4.
[5]董秀英.背阴地，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6]董秀英.九颗牛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7]董秀英.摄魂之地[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10.
[8]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
[9]萧红.呼兰河传[M].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11.
[10]李云兵.论语言接触对苗瑶语语序类型的影响，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