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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９４年北京音乐厅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打开音乐之门”暑期系列音乐会，填补了北京古典音乐演出市场的空白。时隔１８年之后的２０１１年，北京音乐厅再次推出国际音乐季，作为献给“打开音乐之门”的成人礼。这次音乐季精彩纷呈，涵盖了室内乐、钢琴、歌剧以及星期音乐讲堂等四大系列，共计３０余场音乐会演出，紧紧围绕专业化、国际化的主题，力求展示古典音乐之精髓，将乐音之美与剧场艺术的魅力完美结合。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９日下午两点半，国际室内乐音乐季之中国交响乐团铜管室内乐专场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如期举行，为观众上演了一场铜管艺术视听盛宴。室内乐团由德国小号演奏家雷霍德·佛里德里希?穴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雪、美国圆号演奏家查理·瑟纳汀格?穴Ｃｈａｒｌｉｅ Ｓ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ｅｒ?雪以及国内铜管演奏家陈光?穴首席小号?雪、朱昆强?穴首席圆号?雪、刘洋?穴首席长号?雪、赵晶琛（大号）等２５位成员组成。整场音乐会曲目风格多变，种类丰富，从根据巴洛克时期法国作曲家马克·安托万·夏庞蒂埃的《感恩赞》改编的小号独奏和铜管合奏作品，到根据现代巴西作曲家泽昆哈·阿布鲁（Ｚｅｑｕｉｎｈａ ｄｅ Ａｂｒｅｕ）的具有拉丁美洲舞曲风格的《雀鸟》改编的铜管重奏，从亨德尔的《焰火音乐》、理查·施特劳斯《节日开始》到德彪西《序曲》、《小步舞曲》及美国华裔作曲家周文中的现代作品《比丘尼独白》，在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中，演奏家带领我们走过了漫长的西方音乐时代，让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感受到了铜管艺术的独特魅力。音乐会最后的压轴曲目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切斯特改编的完整版本），对于这首作品台下的观众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博得听众长达３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整场演出结束后，在场的观众，特别是铜管专业学生久久不肯离去，纷纷与重奏成员合影留念。
乐团成员凭借他们出色技艺，充分发挥铜管的华丽多变得金属般音色，音响清澈透明，同时具有交响乐般的风华和动力，无论是铮铮有力的铿锵之声，还是柔情细腻的悠扬委婉，都能赋予形象演绎。小号的热烈、长号的饱满、圆号的柔和与大号的深厚相互交替，每件铜管乐器都呈现出高密度质感，旋律在连绵起伏中隐约泛起光泽与贵气，而略带悠然的抒情效果令听众在享受音乐、舒缓压力的同时感悟到了铜管艺术的独特魅力，对铜管也有一个崭新认识。此次铜管室内乐专场音乐会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铜管艺术家们高超的演奏水平以及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深深感染着我们。笔者在感叹之余内心的遗憾也油然而生，因为整场音乐会没有一首中国作品，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于中国铜管室内乐的关注与思考。
一
中国铜管室内乐的创作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铜管历史流变、演奏水平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密不可分的。西洋铜管乐传入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１８９８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就引进了西洋铜管乐队，这可以说是中国铜管乐的开端。解放之前，受当时演奏水平、生活条件及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当时还不具有铜管乐创作的条件。军乐队主要是用于礼仪或是检阅，曲目也是以西洋管乐名曲或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为主，没有演奏中国作品的相关记载，中国铜管室内乐的创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
１．建国之后至“文革”之前
这一时期铜管乐受到一定的关注，但是对于铜管室内乐这种形式存在很多误解与片面的认识，如不能反应社会问题、脱离群众等偏见。这一时期铜管乐器的独奏、重奏作品数量不多，影响也较小，并且以歌曲、民间器乐、戏曲音乐等改编曲目为主。１９６０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上海音乐学院的朱起东先生编写的我国第一本独奏、重奏曲集《小号曲集》，包括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小号独奏《阿拉木汗》、根据歌剧《白毛女》插曲改编的《秋收》等１０首独奏与２首二重奏作品。次年，音乐出版社发行了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黄日照先生改编的《毕业的前夕》、《山歌》、《嘎达梅林主题变奏》３首小号独奏曲。除了改编曲目其间也出现了几首创作的作品，如上海音乐学院的丁善德教授于１９５５年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包括木管与铜管乐器的管乐十重奏《新疆舞曲》。这些作品对于促进铜管乐器演奏技术的发展以及利用西洋铜管乐器演奏中国民族音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时，对于我国铜管艺术演奏与教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先驱之一就是夏之秋。他留美回国之后于１９５４年调至中央音乐学院作为当时唯一的铜管乐教授，担任小号、圆号、长号、大号的教学。还有柏林、朱起东、李复、裴有春、韩铣光等老一辈铜管表演艺术家，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我国第一批铜管乐人才成长与发展起来，并成为之后我国铜管乐方面的主力军，为我国铜管艺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对于西方文化的否定，使在我国刚刚起步的铜管艺术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即使在“文革”严酷的摧残下也没有完全阻扼住铜管家族的成长，当时被广为推崇的革命“样板戏”中管弦乐队吸收了部分西洋乐器来使用，这给予了铜管艺术一定的艺术空间。这个时期大部分的铜管作品都是选自样板戏中的音乐或是唱段，另有少数几首根据当时的革命歌曲或是歌唱毛主席共产党的歌曲改编的作品，如朱起东根据同名革命歌曲改编的小号独奏曲《萨利哈最听毛主席的话》、《万岁毛主席?选万岁共产党?选》，柏林根据祝恒谦的歌曲改编的小号独奏曲《萨利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后改名为《快乐的年轻人》）。此间也有几首重奏作品问世，如许林创作了小号三重奏《站在苗岭望北京》，由总政军乐团的仁玉、江平、路群编曲的小号三重奏《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奏代表作。整体而言，这一阶段铜管乐的创作与其他艺术一样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文革”的时代烙印。
３．改革开放至今
经过了十几年的沉寂，改革开放之后一批质量较高的铜管室内乐作品登上了舞台。在小号独奏作品方面如，罗平的小号独奏曲《牧羊姑娘》与《帕米尔的春天》、许林的《溜冰变奏圆舞曲》，陶嘉舟、娄连广、车子昭作曲的《天山新歌》（又名《天山军民筑路歌》）、李延生的《帕米尔在欢唱》等等。另外，天津音乐学院的陈锐教授经过多年的努力，于２００７年编写出版了《中国小号作品集》，填补了我国近些年中国小号作品出版的空白，对中国小号演奏与教学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铜管室内乐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小号，而之后的创作则打破了这种局限，出现了不少优秀的长号、圆号独奏作品。如长号作品有，李伯乐创作的《快乐的年轻战士》、罗光鑫《山歌与号子》、魏群《在金孔雀飞起的地方》、许新建《牧民新歌》、刘振吉《春到草原》、于京军《帕米尔在欢唱》等。在圆号独奏方面，有孙大方的《大柳树下育新人》、《牧人新歌》、《随想曲——回延安》，樊祖荫《草原音诗》、刘红军《景颇短曲》，许林《春到壮乡》、《嬉游曲》、《抒情曲》、《浪漫曲》。在重奏作品方面，如７０年代许林创作了小号三重奏《站在苗岭望北京》、高永谋长号四重奏《大摆队》、饶余燕长号四重奏《召唤》、许林铜管乐五重奏《对歌》，以及陈锐根据乌兹别克同名民歌改编而成的小号二重奏《掀起你的盖头来》等。总体而言，改革开放至今的铜管室内乐的创作与之前相比，题材上大为开阔，创作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二
通过对中国铜管室内乐创作概况简要梳理可以发现，铜管室内乐艺术正处在发展与困惑、成绩与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创作方面
努力提高中国铜管艺术的创作水平，积累丰富的、优秀的演奏曲目，才是发展与提高铜管乐器的根本保证。中国铜管室内乐创作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而言其成就远远逊色于弦乐、钢琴等其他西方乐器室内乐，无论在作品的创作数量与质量上都显示出很大的差距，这显然无法适应迅速发展的铜管艺术。
其次，铜管室内乐作品的创作、改编者绝大部分为从事该项事业的演奏家与教育家，他们具有专业作曲家无法相比的优越条件，其改编或创作的作品比较适合表现乐器的技术，但作品的整体构思与音乐表现手段比较单调，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作品的深度、影响力方面与其他西洋乐器室内乐作品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我国专业作曲家们对于铜管的乐器属性还不很熟悉，对于铜管乐器的艺术表现力也缺乏信心，在思想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涉足铜管乐创作的的专业作曲家十分少见。因此，具有深厚作曲功底，熟悉铜管演奏法与乐器属性，精通民族音乐文化并有深厚感情的作曲家参与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
２．演奏艺术
演奏水平是演绎作品中丰富、深刻的内涵和音乐意蕴最重要的因素，而铜管演奏水平受到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在现代铜管诞生之前由于乐器结构的影响，在表现力上受到很大的局限。最近几十年随着乐器的制作工艺的进步和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在音色、音准等方面有质的飞跃，对铜管乐的演奏水平与作品表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乐器种类方面，从低音大号到极高音区的小号，各音域乐器配备非常齐全，丝毫不亚于弦乐队，能铺满整个乐队，充分满足了作品表现的需要。
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稳定，对外交流方面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欧美重要的音乐团体、著名的铜管演奏家陆续来华访问演出。自１９７３年英国伦敦爱乐交响乐团作为第一支被邀请来华访问演出的欧洲管弦乐团，以及１９８１年美国圆号演奏家道格拉斯希尔教授来中央音乐学院进行公开讲学以来，开创了我国与西方国家交响乐团交流的局面。并且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许多铜管留学生学成回国投入到管乐的演出与教学第一线，对我国的铜管表演艺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我国对于铜管艺术也逐渐重视，自八十年代以来举办了大大小小不同档次的铜管比赛与研讨会促进了现代中国铜管演奏水平的提高。比如小号，不管是吹奏不同性质的连音与断音、级进与跳进，“滑音”、“花舌”、诸多不同速度的揉音，还是“双吐”与“三吐”、各种快速的跑句、丰富装饰音与其他大跨度的变化音，各种技巧的连断结合，如《Ｇ大调钢琴协奏曲奏》（拉威尔）中用小号敏捷单吐技术，《图画展览会》中利用断奏、连音跑句以同音反复与装饰音生动刻画了穷人曲意逢迎的可悲形象等等，不仅可以与小提琴的技术与弓法相媲美，而且音质、音色也极其精美，并且能够自如地吹奏出从最弱到最强、以及渐弱、渐强、突强等富于戏剧性的力度变化，既可以表现庄严、嘹亮、进行曲式的音乐，亦可以表现抒情柔美、热烈欢快、悲怆强劲的多重情感，能够胜任各种风格的乐曲。
自５０年代以来，我国铜管演奏人才已在世界乐坛上崭露头角，比如韩锐光１９５７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获三等奖，这是中国圆号所获得第一个国际奖，１９６０年参加第十六届日内瓦国际音乐节圆号比赛，荣获银质奖章?穴金奖空缺?雪”①。改革开放特别是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交流活动的迅速增加，已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青年演奏家，但在国际成功的铜管表演艺术家的范例却是少之又少。
３．其他
作曲家陈怡教授指出：“美国的专业水平的管乐团在两百个左右，在美国音乐高校或音乐系有管乐队的可能性多于有管弦乐队。美国的小学教育是从管乐开始的，而我们中国是拉弦乐、弹钢琴，而他们的文化是管乐队，到了中学他们的专业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所以对于管乐作品的需求量很大”。铜管室内乐在我国艺术传统不够深厚，并且“室内乐”的特性决定了它只在贵族的私宅里表演的小型器乐曲，与其他群众性、广场性的演出形式不同，与我国历来都是强调群众性原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并且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以功利主义的眼光来衡量铜管乐的创作，铜管室内乐创作则显得更为突出，而对于铜管创作的艺术特点、规律与美学特征等方方面面都缺少认识，狭隘的功利观也限制了铜管室内乐创作的自由发展。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孙铭红教授指出：“由于眼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管乐团尚无一家，而为数不多的交响乐团的管乐声部则因‘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接纳过多管乐人才，因此，音乐学院管乐专业生不得不面对‘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和窘困，……不少管乐专业学生最后只能忍痛割爱，转行从事其他行当。但另一面，国内专业交响乐团的管乐声部首席却出现了频频聘请外援的情况。”③这无疑影响了我国铜管乐的整体的发展进程。
此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铜管艺术的评论、研究工作十分薄弱，并且在有限的文章之中主要涉及技术技巧、作品创作的简单的分析研究，对于铜管艺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关联以及演奏美学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欠缺，缺乏有高度水平的理论指导，以及真诚的关心与热心的扶持，也导致创作的衰弱。
整体而言，铜管乐在我国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和欧美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国内的发展情况看也十分不平衡；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我国铜管乐器的改革与演奏技术等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为铜管乐的创作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振兴中国铜管艺术是一项集创作、演奏、乐器改革、教育、科研……等系统性的音乐工程，而铜管室内乐是整个工程的基础，这一切正期待专业作曲家、铜管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以及我们铜管乐的爱好者等各方面真诚的关注与实质性的展开。
参考文献
[1]张贵禄《我国铜管乐器领域的创作及研究状况述略》，《音乐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2]张新林《浅谈现代小号的演奏艺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3] 赵瑞林《欧洲铜管乐在中国的发展》，《演绎设备与科技》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4] 戴中晖、李华《漫谈铜管乐器》，《演绎设备与科技》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6] 亓迎春《浅论中国小号作品创作和演奏的民族化问题》，《中国音乐》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7] 孙大方《圆号的发展演变与在我国的情况》，《乐器》２０００年第５ 期。
①李立章《中国圆号史略》，《交响》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②陈怡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１日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时的录音，讲座题目为《传统与创新——陈怡作品介绍》。
③《中国管乐专业人才多无奈》，《东方网——劳动报》（上海市总工会
与东方网联合主办），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８日。网址：ｈｔｔｐ?押／／ｅｎｔ．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ｘ／２００５－１２－１８／０９２６９３２４６１．ｈｔｍｌ．
赵欣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荣英涛）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９日下午两点半，国际室内乐音乐季之中国交响乐团铜管室内乐专场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如期举行，为观众上演了一场铜管艺术视听盛宴。室内乐团由德国小号演奏家雷霍德·佛里德里希?穴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雪、美国圆号演奏家查理·瑟纳汀格?穴Ｃｈａｒｌｉｅ Ｓ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ｅｒ?雪以及国内铜管演奏家陈光?穴首席小号?雪、朱昆强?穴首席圆号?雪、刘洋?穴首席长号?雪、赵晶琛（大号）等２５位成员组成。整场音乐会曲目风格多变，种类丰富，从根据巴洛克时期法国作曲家马克·安托万·夏庞蒂埃的《感恩赞》改编的小号独奏和铜管合奏作品，到根据现代巴西作曲家泽昆哈·阿布鲁（Ｚｅｑｕｉｎｈａ ｄｅ Ａｂｒｅｕ）的具有拉丁美洲舞曲风格的《雀鸟》改编的铜管重奏，从亨德尔的《焰火音乐》、理查·施特劳斯《节日开始》到德彪西《序曲》、《小步舞曲》及美国华裔作曲家周文中的现代作品《比丘尼独白》，在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中，演奏家带领我们走过了漫长的西方音乐时代，让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感受到了铜管艺术的独特魅力。音乐会最后的压轴曲目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切斯特改编的完整版本），对于这首作品台下的观众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博得听众长达３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整场演出结束后，在场的观众，特别是铜管专业学生久久不肯离去，纷纷与重奏成员合影留念。
乐团成员凭借他们出色技艺，充分发挥铜管的华丽多变得金属般音色，音响清澈透明，同时具有交响乐般的风华和动力，无论是铮铮有力的铿锵之声，还是柔情细腻的悠扬委婉，都能赋予形象演绎。小号的热烈、长号的饱满、圆号的柔和与大号的深厚相互交替，每件铜管乐器都呈现出高密度质感，旋律在连绵起伏中隐约泛起光泽与贵气，而略带悠然的抒情效果令听众在享受音乐、舒缓压力的同时感悟到了铜管艺术的独特魅力，对铜管也有一个崭新认识。此次铜管室内乐专场音乐会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铜管艺术家们高超的演奏水平以及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深深感染着我们。笔者在感叹之余内心的遗憾也油然而生，因为整场音乐会没有一首中国作品，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于中国铜管室内乐的关注与思考。
一
中国铜管室内乐的创作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铜管历史流变、演奏水平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密不可分的。西洋铜管乐传入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１８９８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就引进了西洋铜管乐队，这可以说是中国铜管乐的开端。解放之前，受当时演奏水平、生活条件及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当时还不具有铜管乐创作的条件。军乐队主要是用于礼仪或是检阅，曲目也是以西洋管乐名曲或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为主，没有演奏中国作品的相关记载，中国铜管室内乐的创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
１．建国之后至“文革”之前
这一时期铜管乐受到一定的关注，但是对于铜管室内乐这种形式存在很多误解与片面的认识，如不能反应社会问题、脱离群众等偏见。这一时期铜管乐器的独奏、重奏作品数量不多，影响也较小，并且以歌曲、民间器乐、戏曲音乐等改编曲目为主。１９６０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上海音乐学院的朱起东先生编写的我国第一本独奏、重奏曲集《小号曲集》，包括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小号独奏《阿拉木汗》、根据歌剧《白毛女》插曲改编的《秋收》等１０首独奏与２首二重奏作品。次年，音乐出版社发行了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黄日照先生改编的《毕业的前夕》、《山歌》、《嘎达梅林主题变奏》３首小号独奏曲。除了改编曲目其间也出现了几首创作的作品，如上海音乐学院的丁善德教授于１９５５年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包括木管与铜管乐器的管乐十重奏《新疆舞曲》。这些作品对于促进铜管乐器演奏技术的发展以及利用西洋铜管乐器演奏中国民族音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时，对于我国铜管艺术演奏与教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先驱之一就是夏之秋。他留美回国之后于１９５４年调至中央音乐学院作为当时唯一的铜管乐教授，担任小号、圆号、长号、大号的教学。还有柏林、朱起东、李复、裴有春、韩铣光等老一辈铜管表演艺术家，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我国第一批铜管乐人才成长与发展起来，并成为之后我国铜管乐方面的主力军，为我国铜管艺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对于西方文化的否定，使在我国刚刚起步的铜管艺术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即使在“文革”严酷的摧残下也没有完全阻扼住铜管家族的成长，当时被广为推崇的革命“样板戏”中管弦乐队吸收了部分西洋乐器来使用，这给予了铜管艺术一定的艺术空间。这个时期大部分的铜管作品都是选自样板戏中的音乐或是唱段，另有少数几首根据当时的革命歌曲或是歌唱毛主席共产党的歌曲改编的作品，如朱起东根据同名革命歌曲改编的小号独奏曲《萨利哈最听毛主席的话》、《万岁毛主席?选万岁共产党?选》，柏林根据祝恒谦的歌曲改编的小号独奏曲《萨利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后改名为《快乐的年轻人》）。此间也有几首重奏作品问世，如许林创作了小号三重奏《站在苗岭望北京》，由总政军乐团的仁玉、江平、路群编曲的小号三重奏《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奏代表作。整体而言，这一阶段铜管乐的创作与其他艺术一样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文革”的时代烙印。
３．改革开放至今
经过了十几年的沉寂，改革开放之后一批质量较高的铜管室内乐作品登上了舞台。在小号独奏作品方面如，罗平的小号独奏曲《牧羊姑娘》与《帕米尔的春天》、许林的《溜冰变奏圆舞曲》，陶嘉舟、娄连广、车子昭作曲的《天山新歌》（又名《天山军民筑路歌》）、李延生的《帕米尔在欢唱》等等。另外，天津音乐学院的陈锐教授经过多年的努力，于２００７年编写出版了《中国小号作品集》，填补了我国近些年中国小号作品出版的空白，对中国小号演奏与教学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铜管室内乐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小号，而之后的创作则打破了这种局限，出现了不少优秀的长号、圆号独奏作品。如长号作品有，李伯乐创作的《快乐的年轻战士》、罗光鑫《山歌与号子》、魏群《在金孔雀飞起的地方》、许新建《牧民新歌》、刘振吉《春到草原》、于京军《帕米尔在欢唱》等。在圆号独奏方面，有孙大方的《大柳树下育新人》、《牧人新歌》、《随想曲——回延安》，樊祖荫《草原音诗》、刘红军《景颇短曲》，许林《春到壮乡》、《嬉游曲》、《抒情曲》、《浪漫曲》。在重奏作品方面，如７０年代许林创作了小号三重奏《站在苗岭望北京》、高永谋长号四重奏《大摆队》、饶余燕长号四重奏《召唤》、许林铜管乐五重奏《对歌》，以及陈锐根据乌兹别克同名民歌改编而成的小号二重奏《掀起你的盖头来》等。总体而言，改革开放至今的铜管室内乐的创作与之前相比，题材上大为开阔，创作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二
通过对中国铜管室内乐创作概况简要梳理可以发现，铜管室内乐艺术正处在发展与困惑、成绩与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之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创作方面
努力提高中国铜管艺术的创作水平，积累丰富的、优秀的演奏曲目，才是发展与提高铜管乐器的根本保证。中国铜管室内乐创作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而言其成就远远逊色于弦乐、钢琴等其他西方乐器室内乐，无论在作品的创作数量与质量上都显示出很大的差距，这显然无法适应迅速发展的铜管艺术。
其次，铜管室内乐作品的创作、改编者绝大部分为从事该项事业的演奏家与教育家，他们具有专业作曲家无法相比的优越条件，其改编或创作的作品比较适合表现乐器的技术，但作品的整体构思与音乐表现手段比较单调，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作品的深度、影响力方面与其他西洋乐器室内乐作品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我国专业作曲家们对于铜管的乐器属性还不很熟悉，对于铜管乐器的艺术表现力也缺乏信心，在思想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涉足铜管乐创作的的专业作曲家十分少见。因此，具有深厚作曲功底，熟悉铜管演奏法与乐器属性，精通民族音乐文化并有深厚感情的作曲家参与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
２．演奏艺术
演奏水平是演绎作品中丰富、深刻的内涵和音乐意蕴最重要的因素，而铜管演奏水平受到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在现代铜管诞生之前由于乐器结构的影响，在表现力上受到很大的局限。最近几十年随着乐器的制作工艺的进步和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在音色、音准等方面有质的飞跃，对铜管乐的演奏水平与作品表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乐器种类方面，从低音大号到极高音区的小号，各音域乐器配备非常齐全，丝毫不亚于弦乐队，能铺满整个乐队，充分满足了作品表现的需要。
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稳定，对外交流方面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欧美重要的音乐团体、著名的铜管演奏家陆续来华访问演出。自１９７３年英国伦敦爱乐交响乐团作为第一支被邀请来华访问演出的欧洲管弦乐团，以及１９８１年美国圆号演奏家道格拉斯希尔教授来中央音乐学院进行公开讲学以来，开创了我国与西方国家交响乐团交流的局面。并且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许多铜管留学生学成回国投入到管乐的演出与教学第一线，对我国的铜管表演艺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我国对于铜管艺术也逐渐重视，自八十年代以来举办了大大小小不同档次的铜管比赛与研讨会促进了现代中国铜管演奏水平的提高。比如小号，不管是吹奏不同性质的连音与断音、级进与跳进，“滑音”、“花舌”、诸多不同速度的揉音，还是“双吐”与“三吐”、各种快速的跑句、丰富装饰音与其他大跨度的变化音，各种技巧的连断结合，如《Ｇ大调钢琴协奏曲奏》（拉威尔）中用小号敏捷单吐技术，《图画展览会》中利用断奏、连音跑句以同音反复与装饰音生动刻画了穷人曲意逢迎的可悲形象等等，不仅可以与小提琴的技术与弓法相媲美，而且音质、音色也极其精美，并且能够自如地吹奏出从最弱到最强、以及渐弱、渐强、突强等富于戏剧性的力度变化，既可以表现庄严、嘹亮、进行曲式的音乐，亦可以表现抒情柔美、热烈欢快、悲怆强劲的多重情感，能够胜任各种风格的乐曲。
自５０年代以来，我国铜管演奏人才已在世界乐坛上崭露头角，比如韩锐光１９５７年“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获三等奖，这是中国圆号所获得第一个国际奖，１９６０年参加第十六届日内瓦国际音乐节圆号比赛，荣获银质奖章?穴金奖空缺?雪”①。改革开放特别是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交流活动的迅速增加，已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青年演奏家，但在国际成功的铜管表演艺术家的范例却是少之又少。
３．其他
作曲家陈怡教授指出：“美国的专业水平的管乐团在两百个左右，在美国音乐高校或音乐系有管乐队的可能性多于有管弦乐队。美国的小学教育是从管乐开始的，而我们中国是拉弦乐、弹钢琴，而他们的文化是管乐队，到了中学他们的专业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所以对于管乐作品的需求量很大”。铜管室内乐在我国艺术传统不够深厚，并且“室内乐”的特性决定了它只在贵族的私宅里表演的小型器乐曲，与其他群众性、广场性的演出形式不同，与我国历来都是强调群众性原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并且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以功利主义的眼光来衡量铜管乐的创作，铜管室内乐创作则显得更为突出，而对于铜管创作的艺术特点、规律与美学特征等方方面面都缺少认识，狭隘的功利观也限制了铜管室内乐创作的自由发展。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孙铭红教授指出：“由于眼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管乐团尚无一家，而为数不多的交响乐团的管乐声部则因‘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接纳过多管乐人才，因此，音乐学院管乐专业生不得不面对‘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和窘困，……不少管乐专业学生最后只能忍痛割爱，转行从事其他行当。但另一面，国内专业交响乐团的管乐声部首席却出现了频频聘请外援的情况。”③这无疑影响了我国铜管乐的整体的发展进程。
此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铜管艺术的评论、研究工作十分薄弱，并且在有限的文章之中主要涉及技术技巧、作品创作的简单的分析研究，对于铜管艺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关联以及演奏美学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欠缺，缺乏有高度水平的理论指导，以及真诚的关心与热心的扶持，也导致创作的衰弱。
整体而言，铜管乐在我国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和欧美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国内的发展情况看也十分不平衡；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我国铜管乐器的改革与演奏技术等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为铜管乐的创作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振兴中国铜管艺术是一项集创作、演奏、乐器改革、教育、科研……等系统性的音乐工程，而铜管室内乐是整个工程的基础，这一切正期待专业作曲家、铜管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以及我们铜管乐的爱好者等各方面真诚的关注与实质性的展开。
参考文献
[1]张贵禄《我国铜管乐器领域的创作及研究状况述略》，《音乐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2]张新林《浅谈现代小号的演奏艺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3] 赵瑞林《欧洲铜管乐在中国的发展》，《演绎设备与科技》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4] 戴中晖、李华《漫谈铜管乐器》，《演绎设备与科技》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6] 亓迎春《浅论中国小号作品创作和演奏的民族化问题》，《中国音乐》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7] 孙大方《圆号的发展演变与在我国的情况》，《乐器》２０００年第５ 期。
①李立章《中国圆号史略》，《交响》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②陈怡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１日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时的录音，讲座题目为《传统与创新——陈怡作品介绍》。
③《中国管乐专业人才多无奈》，《东方网——劳动报》（上海市总工会
与东方网联合主办），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８日。网址：ｈｔｔｐ?押／／ｅｎｔ．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ｘ／２００５－１２－１８／０９２６９３２４６１．ｈｔｍｌ．
赵欣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