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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搭桥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有人说，“石油是上帝的恩赐”。实际上，上帝所恩赐的与其说是富强与安康本身，倒不如说是一种追求幸福的希望和信心。安哥拉在向希望不断迈进的过程中，也给中国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和希望。
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最终要依托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都能占有一席之地的跨国企业。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时间还不长，对中国以外的市场缺乏了解，承接这样的海外项目不仅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润、壮大实力，更重要的是积累经验和人脉。非洲资源丰富，土地广袤，潜力巨大，已经成为兵家最后一块必争之地。中国企业背靠中非50年风雨同舟的深厚友谊和物美价廉方面的竞争优势，实在没有理由不到非洲这块演武场上好好地厉兵秣马。
当然高风险和高收益，好像车之两轮而形影不离。非洲毕竟发展相对落后，法律、金融秩序尚待健全，商业环境本就不及国内市场，再考虑到时起时落的政治动荡甚至地区冲突，这些因素汇总起来，无疑大大影响中国企业的信心。要知道，相比经营数十年以至上百年的跨国巨头们，我们在海外运作的风险控制方面，才算刚刚上路。所谓需求创造供给，20亿框架之类的安排正是这种需求的产物。石油是一种高价值的必需性资源，并且具有一旦投产，产出和收入都比较稳定的特点。以石油还贷相当于设置了某种类型的风险基金，企业和银行的收汇风险都大大降低。有了政府和国内金融机构的支持，中国企业的腰杆可以挺得更直。
正如保险的存在容易滋生道德风险，企业躺在政府身上睡大觉的倾向也应该避免。趁此良机不断提高风险管控水平，提高项目执行效率，增强经营管理能力，才是唯一可持续发展之路。特别是适应非洲文化风俗和思维习惯上的差异，建立中国和当地员工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平台等等，都绝非一日之功。石油搭桥仅是“走出去”的开始，在很多方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翰林(2006年11月下《重返非洲》)
不丑陋的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一个国家、一级政府的常态，这不是什么丑陋的事情，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政治。正常的政治斗争应该是在法律框架内，光明正大进行。但是，现实并没有给这种行为提供一个合理、合法而且常态的表现和生效途径，只能通过所谓的非组织行为实现。人们习惯性选择私下里搞政治、谈政治，当法律轨道外运行的规则无法消弭纷争后，就借助法律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击。
颜跃明的价值，在于他以天生好斗的性格，常常是以不避讳的公开方式不停地去冲击这个体制，把娄底弄成了一个“比小说中还复杂的、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的官场。”但这种活动，往往被另外一派政治势力利用，陷入政治纷争、派系纷争之中，而失去其正义性，最终累及自身，颜跃明的悲剧本质正在于此。
在一个地方的政局发生动荡之后，上级部门采取的解决办法往往是把斗争一方调离，或者打倒其中某一方，派来新的主政者，用人事调动来消弭之前的种种纷争，达到政治组织的和谐，从而一心一意地谋划经济发展。上级领导从来不愿意看到，一个基层政府政局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们也厌倦自己的城市成天弥漫的都是政治斗争的空气。所以，政府和人民合谋，放过了对政治体制的追问。
湖南中部行政建制频频更改的小城娄底，围绕政治权力的争夺尤其激烈，这里成了一个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标本。短短几十年的建城史上，国民性格造就的政治土壤，与现实政治体制的局限，不断碰撞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政治悲喜剧。
如果我们的时代足够宽容，那些对中国政治抱有足够耐心和期望的写作者们就一定能从娄底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史中，探寻到真切的中国政治图谱，从而给予中国特色的政治机制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建议，而不只是粗暴地期待把西方国家的政治逻辑生硬地套在中国的躯壳上。当这种期待屡遭政治现实残酷嘲弄后，又转而变得犬儒、顺从，或者是视而不见。
肖 曲(2006年11月下《被“公审”的“政治明星”》)
法官的良知决定司法公正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确实如此，不管法制如何健全，法官的良知对于司法过程仍将具有决定意义，社会纷繁复杂，法律仅仅只是一件工具，必须经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执行，法律本身局限性也告诉我们，它无法在一切问题上都做到天衣无缝、缜密周延。
良知作为哲学里面的一个重要概念，乃是指理性存在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善良意志、义务意识和内心法则，是在与他人取得某种一致之基础上个人对社会普遍法则的自觉和认同。在每一个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如果没有法官对社会普遍道德法则以及自己所承担的职业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同、没有法官对自然正义原则及自然法原理的皈依，正义和公平都将是一种奢谈。一个经得起人民推敲和历史考验的司法过程，只有让称职的法官参与进来，并运用法律知识和道德良知对案件的是非问题进行判断并做出决定之后，才能体现出正义。
法官的良知从何而来?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法期待“包青天”那样的天生恪守良知的司法者，我们能够期待的只能是宪政。宪政和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才是保障法官良知强有力的后盾。
彭兴庭(2006年11月下《破产庭“前腐后继”：谁来拯救司法公正?》)
看中国
中国应改变低利润的经济增长模式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并不高；无论是未分配利润还是企业储蓄，都没有提供企业投资资金的一半以上；过去7年中，中国工业企业净利润率的提高完全来自利率的下降。事实上，银行救助并补贴了中国的企业。
那么中国银行的平均盈利状况是否比外国银行出色呢?绝非如此。过去3年是中国银行经营状况最好的时期，但其净资产回报率也只有0．4％，是亚洲的最低水平。
中国银行的坏账之所以不断增加，是因为过量发放贷款，或者说对其风险定价过低。许多借款的企业都进行了过度投资，即投资于回报与风险不相称的项目。因此，银行体系的坏账规模是衡量经济低效率程度的最佳指标。据穆迪评级估算，解决中国银行的坏账问题需要为其注入6200亿美元的资本，相当于今年中国GDP预计值的25％。中国银行的过度放贷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巨额补贴，解决银行坏账问题所需的资本可以视为银行对企业的补贴。中国企业的利润似乎有所上升，是因为站在了银行的肩膀上。
资本回报率过低是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特征。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早已指出，所谓亚洲奇迹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亚洲金融危机等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种论断的正确性。中国不是亚洲的例外，而且问题更严重。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成本、浪费严重和低效率问题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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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纱如何变成了政治?
穆斯林妇女是否应当在公共场合穿遮面长袍最近成了欧洲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荷兰 政府11月17日提出了在公共场合伞面禁止穿着遮面长袍的法案，法案若获得通过将是欧洲第一个针对这一问题的全国性禁令。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表示，人们有权自由决定是否佩戴可让人看得见的宗教饰物，布莱尔则明确表态说：“面纱是分离的象征，可能使英国的非穆斯林人士感到不安。”有人认为面纱是对男权社会对妇女的迫害，从心理上将妇女与社会隔绝开了；也有人认为戴不戴面纱是个人的选择权利，同时欧洲社会的基石是包容，种族，文化多样化，应该尊重其他文化的不同。但根本的问题是，面纱怎么成了政治?这实际上反映了欧洲多元社会正在面临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和这个封闭性很强的族群打交道。
清洁能源产业的危机
清洁能源目前大约吸纳了美国1／10的风险投资，约630亿美元。谁将是互联网热之后的新贵?经过多年徘徊之后，美国科技产业把重注押在清洁能源产业上。的确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理由支持对清洁能源的长期需求，因为更低的化石燃料消耗将有助于防止气候变暖。清洁能源的价格也在下降，最初在人造卫星上使用的太阳能电池组，每瓦的成本是200美元，去年每瓦的成本已经下降到2．7美元。但现在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清洁能源都依赖政府补贴。根据高盛的报告，至少有49个国家的政府提出了推广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计划，当然最终还得靠纳税人买单。但政府的决策是不断变化的，对于一门生意来说，将基础建立在政府补贴和政客多变的意志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倒掉
Milberg Weiss律师事务所在业界被称为“集体诉讼先生”。目前，这家专门受理上市公司集体诉讼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正遭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作为美国“集体诉讼”领域的最顶尖选手，Milberg Weiss的工作利润高得不可思议。它自1965年建立以来，共吃掉被诉公司450亿美元的赔偿金，成为全美最臭名昭著的律师事务所。联邦调查局指控，Milberg Weiss在25年的180个诉讼案里，共向3个原告行贿达1140万美元，并不断地向法庭撒谎。尽管MilbergWeis s的合伙人Mel Weiss和BillLerach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但他们的名字还是双双出现在起诉书上。报道称，Milberg Weiss的垮台源自它自身的缺陷：贪婪、傲慢、作假证、内部矛盾、管理混乱以及普遍的唯利是图和胡作非为。
赛局的智慧
荣耀与掌声，几乎是球场上英雄的专利。当代最负盛名的趋势专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英雄背后，许多管理的细节才是关键。他认为讲求效率的职业球队，是未来企业最值得效法的对象之一。身兼星巴克咖啡与西雅图超音速篮球队老板的霍华·舒兹也直言，经营球队的难度并不亚于经营一家企业。球队总经理如同企业执行长，订定球队三至五年的策略计划，而总教练则像营运长，日常的调度功力关乎公司的胜败。如何让奄奄一息的企业反败为胜?如何让顾客继续埋单?品牌经营又该如何命中核心?这些企业经营与个人职场会碰到的问题，从球队管理中都可以发现许多宝贵的教案。当今企业大谈人才国际化，在知名球队这早就不是新鲜事，体育界的用人模式，正是经济领域未来的人才延揽模式。
有人说，“石油是上帝的恩赐”。实际上，上帝所恩赐的与其说是富强与安康本身，倒不如说是一种追求幸福的希望和信心。安哥拉在向希望不断迈进的过程中，也给中国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和希望。
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最终要依托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都能占有一席之地的跨国企业。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时间还不长，对中国以外的市场缺乏了解，承接这样的海外项目不仅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润、壮大实力，更重要的是积累经验和人脉。非洲资源丰富，土地广袤，潜力巨大，已经成为兵家最后一块必争之地。中国企业背靠中非50年风雨同舟的深厚友谊和物美价廉方面的竞争优势，实在没有理由不到非洲这块演武场上好好地厉兵秣马。
当然高风险和高收益，好像车之两轮而形影不离。非洲毕竟发展相对落后，法律、金融秩序尚待健全，商业环境本就不及国内市场，再考虑到时起时落的政治动荡甚至地区冲突，这些因素汇总起来，无疑大大影响中国企业的信心。要知道，相比经营数十年以至上百年的跨国巨头们，我们在海外运作的风险控制方面，才算刚刚上路。所谓需求创造供给，20亿框架之类的安排正是这种需求的产物。石油是一种高价值的必需性资源，并且具有一旦投产，产出和收入都比较稳定的特点。以石油还贷相当于设置了某种类型的风险基金，企业和银行的收汇风险都大大降低。有了政府和国内金融机构的支持，中国企业的腰杆可以挺得更直。
正如保险的存在容易滋生道德风险，企业躺在政府身上睡大觉的倾向也应该避免。趁此良机不断提高风险管控水平，提高项目执行效率，增强经营管理能力，才是唯一可持续发展之路。特别是适应非洲文化风俗和思维习惯上的差异，建立中国和当地员工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平台等等，都绝非一日之功。石油搭桥仅是“走出去”的开始，在很多方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翰林(2006年11月下《重返非洲》)
不丑陋的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一个国家、一级政府的常态，这不是什么丑陋的事情，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政治。正常的政治斗争应该是在法律框架内，光明正大进行。但是，现实并没有给这种行为提供一个合理、合法而且常态的表现和生效途径，只能通过所谓的非组织行为实现。人们习惯性选择私下里搞政治、谈政治，当法律轨道外运行的规则无法消弭纷争后，就借助法律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击。
颜跃明的价值，在于他以天生好斗的性格，常常是以不避讳的公开方式不停地去冲击这个体制，把娄底弄成了一个“比小说中还复杂的、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的官场。”但这种活动，往往被另外一派政治势力利用，陷入政治纷争、派系纷争之中，而失去其正义性，最终累及自身，颜跃明的悲剧本质正在于此。
在一个地方的政局发生动荡之后，上级部门采取的解决办法往往是把斗争一方调离，或者打倒其中某一方，派来新的主政者，用人事调动来消弭之前的种种纷争，达到政治组织的和谐，从而一心一意地谋划经济发展。上级领导从来不愿意看到，一个基层政府政局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们也厌倦自己的城市成天弥漫的都是政治斗争的空气。所以，政府和人民合谋，放过了对政治体制的追问。
湖南中部行政建制频频更改的小城娄底，围绕政治权力的争夺尤其激烈，这里成了一个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标本。短短几十年的建城史上，国民性格造就的政治土壤，与现实政治体制的局限，不断碰撞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政治悲喜剧。
如果我们的时代足够宽容，那些对中国政治抱有足够耐心和期望的写作者们就一定能从娄底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史中，探寻到真切的中国政治图谱，从而给予中国特色的政治机制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建议，而不只是粗暴地期待把西方国家的政治逻辑生硬地套在中国的躯壳上。当这种期待屡遭政治现实残酷嘲弄后，又转而变得犬儒、顺从，或者是视而不见。
肖 曲(2006年11月下《被“公审”的“政治明星”》)
法官的良知决定司法公正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确实如此，不管法制如何健全，法官的良知对于司法过程仍将具有决定意义，社会纷繁复杂，法律仅仅只是一件工具，必须经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执行，法律本身局限性也告诉我们，它无法在一切问题上都做到天衣无缝、缜密周延。
良知作为哲学里面的一个重要概念，乃是指理性存在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善良意志、义务意识和内心法则，是在与他人取得某种一致之基础上个人对社会普遍法则的自觉和认同。在每一个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如果没有法官对社会普遍道德法则以及自己所承担的职业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同、没有法官对自然正义原则及自然法原理的皈依，正义和公平都将是一种奢谈。一个经得起人民推敲和历史考验的司法过程，只有让称职的法官参与进来，并运用法律知识和道德良知对案件的是非问题进行判断并做出决定之后，才能体现出正义。
法官的良知从何而来?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法期待“包青天”那样的天生恪守良知的司法者，我们能够期待的只能是宪政。宪政和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才是保障法官良知强有力的后盾。
彭兴庭(2006年11月下《破产庭“前腐后继”：谁来拯救司法公正?》)
看中国
中国应改变低利润的经济增长模式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企业的平均股本回报率并不高；无论是未分配利润还是企业储蓄，都没有提供企业投资资金的一半以上；过去7年中，中国工业企业净利润率的提高完全来自利率的下降。事实上，银行救助并补贴了中国的企业。
那么中国银行的平均盈利状况是否比外国银行出色呢?绝非如此。过去3年是中国银行经营状况最好的时期，但其净资产回报率也只有0．4％，是亚洲的最低水平。
中国银行的坏账之所以不断增加，是因为过量发放贷款，或者说对其风险定价过低。许多借款的企业都进行了过度投资，即投资于回报与风险不相称的项目。因此，银行体系的坏账规模是衡量经济低效率程度的最佳指标。据穆迪评级估算，解决中国银行的坏账问题需要为其注入6200亿美元的资本，相当于今年中国GDP预计值的25％。中国银行的过度放贷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巨额补贴，解决银行坏账问题所需的资本可以视为银行对企业的补贴。中国企业的利润似乎有所上升，是因为站在了银行的肩膀上。
资本回报率过低是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特征。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早已指出，所谓亚洲奇迹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亚洲金融危机等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种论断的正确性。中国不是亚洲的例外，而且问题更严重。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成本、浪费严重和低效率问题尤其突出。
扫描
面纱如何变成了政治?
穆斯林妇女是否应当在公共场合穿遮面长袍最近成了欧洲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荷兰 政府11月17日提出了在公共场合伞面禁止穿着遮面长袍的法案，法案若获得通过将是欧洲第一个针对这一问题的全国性禁令。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表示，人们有权自由决定是否佩戴可让人看得见的宗教饰物，布莱尔则明确表态说：“面纱是分离的象征，可能使英国的非穆斯林人士感到不安。”有人认为面纱是对男权社会对妇女的迫害，从心理上将妇女与社会隔绝开了；也有人认为戴不戴面纱是个人的选择权利，同时欧洲社会的基石是包容，种族，文化多样化，应该尊重其他文化的不同。但根本的问题是，面纱怎么成了政治?这实际上反映了欧洲多元社会正在面临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和这个封闭性很强的族群打交道。
清洁能源产业的危机
清洁能源目前大约吸纳了美国1／10的风险投资，约630亿美元。谁将是互联网热之后的新贵?经过多年徘徊之后，美国科技产业把重注押在清洁能源产业上。的确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理由支持对清洁能源的长期需求，因为更低的化石燃料消耗将有助于防止气候变暖。清洁能源的价格也在下降，最初在人造卫星上使用的太阳能电池组，每瓦的成本是200美元，去年每瓦的成本已经下降到2．7美元。但现在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清洁能源都依赖政府补贴。根据高盛的报告，至少有49个国家的政府提出了推广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计划，当然最终还得靠纳税人买单。但政府的决策是不断变化的，对于一门生意来说，将基础建立在政府补贴和政客多变的意志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倒掉
Milberg Weiss律师事务所在业界被称为“集体诉讼先生”。目前，这家专门受理上市公司集体诉讼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正遭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作为美国“集体诉讼”领域的最顶尖选手，Milberg Weiss的工作利润高得不可思议。它自1965年建立以来，共吃掉被诉公司450亿美元的赔偿金，成为全美最臭名昭著的律师事务所。联邦调查局指控，Milberg Weiss在25年的180个诉讼案里，共向3个原告行贿达1140万美元，并不断地向法庭撒谎。尽管MilbergWeis s的合伙人Mel Weiss和BillLerach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但他们的名字还是双双出现在起诉书上。报道称，Milberg Weiss的垮台源自它自身的缺陷：贪婪、傲慢、作假证、内部矛盾、管理混乱以及普遍的唯利是图和胡作非为。
赛局的智慧
荣耀与掌声，几乎是球场上英雄的专利。当代最负盛名的趋势专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英雄背后，许多管理的细节才是关键。他认为讲求效率的职业球队，是未来企业最值得效法的对象之一。身兼星巴克咖啡与西雅图超音速篮球队老板的霍华·舒兹也直言，经营球队的难度并不亚于经营一家企业。球队总经理如同企业执行长，订定球队三至五年的策略计划，而总教练则像营运长，日常的调度功力关乎公司的胜败。如何让奄奄一息的企业反败为胜?如何让顾客继续埋单?品牌经营又该如何命中核心?这些企业经营与个人职场会碰到的问题，从球队管理中都可以发现许多宝贵的教案。当今企业大谈人才国际化，在知名球队这早就不是新鲜事，体育界的用人模式，正是经济领域未来的人才延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