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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以后都简称《姨妈》)的题名和编剧、导演所谈论的一“后现代”其实就是现代，而影片在现实的遭遇才是后现代生活的典型体现。
关键词 后现代 “姨妈” 困境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的生存境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自己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怎样更好的适应甚至优化我们这个时代……这是思想界不得不面临的也是时刻困扰的难题。也许“后现代”不足以完全的概括我们时代的整个现状，但似乎切中了某些要害。那么后现代时代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电影《姨妈》似乎也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编剧和导演眼中的“后现代”，实际上影片呈现的却并非如此
编剧李樯说他眼中的后现代是，“人们感到过去所依赖的价值态度和观念体系全面崩溃，什么都对，什么又都不对，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和模糊，生命的意义和思想深度同时消失，一切都被商业化、高雅和通俗而泾渭不明，任何权威的话语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梦境，不断被篡改和颠覆。”而电影里的姨妈正是挣扎于这样的境遇，在李樯看来“姨妈”代表了每一个人的未来。但是，如果单纯的从姨妈的角度而言，其实编剧李樯的这种解释似乎较难成立。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人生失败者的形象，至于她的人生遭遇从人物的命运发展轨迹看也没有太大的意外。为什么要偏要用“后现代”冠之呢，这似乎是故弄玄虚。不过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姨妈这个老知青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困惑，人情世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她坚持自己的老一套，这样必然引起她的不适和困惑。如果硬要用“后现代”来表述的话，其实就是姨妈的现代生活，而不是后现代。
导演许鞍华眼中的后现代，她说：“‘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另外一种变奏……‘后现代’这个词形容了这个时代……我年轻时的一些价值观都是比较容易评价对或者错，也许是因为有一套主流的思想或者是也有反对派的思想。可现在这个时代比较混乱，没有什么正统的。我个人觉得是不安，也挺气愤。”其实许鞍华在前面提到的这些近于现代主义的场景，而不是现代主义的变奏。突破传统的束缚，力图思想的多元，本来就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她又引例来说明她对后现代的理解，“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中国大城市，移民占大部分人口。所有小城市的人，都希望到这里工作和挣钱。这种状况是全世界都有的，比如在美国，人人都希望去纽约，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但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香港人多是本地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状况。”照此言之，全世界很多地区都是处于后现代状况，唯独香港除外。因为只要出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就可以冠之“后现代”，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导演许鞍华所言及片中所展示的也很难说是“后现代”。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后现代”呢?这可能不能仅从时间和空间的线性角度来判断，它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确定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议很大的现象。那么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姨妈》的另一个困境来说明。
高调的宣传、广泛的声誉和低迷的票房
《姨妈》首先在加拿大、韩国、日本上映，然后在台湾、香港和内地上映。自从加拿大上映以来就受到电影界的关注和好评。2008年2月27日，经过与众多影片的激烈角逐，更是一举拿下第十四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授予的三项大奖，分别是最佳导演奖(许鞍华)、最佳电影奖、最佳女演员奖(斯琴高娃)。这些无疑是对该影片的充分肯定。
最开始的2007年3月初在香港和北京的公映就受到业界和学界的追捧。在香港，金庸、著名华人导演关锦鹏出席首映礼。金庸称，“此片暴露中国现代社会的现状与缺点，情节幽默，表现风趣，引人入胜，是现代难得的好片。”在北京，举行了名人看片会，影片结束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2007年3月底入选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北大首映几乎是一票难求。
但是许鞍华在得知获得第十四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授予的三项大奖后感言，“除了这是一份荣誉，也有很实在的帮忙”，《姨妈》的票房自上映以来并不太好，“能够拿奖也让投资商对我多点信心”。据悉，《姨妈》总投资高达4000万元，国内票房只有500万元。清华大学影视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直言，当初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首映时，他就预言本片的市场不太可能乐观，谈起当今的电影消费方式，他直言“单纯说电影的艺术品质总体不错，不能等于影片会有好的票房。因为电影主要是年轻人在消费，而且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很高，所以可看性不等于票房，必须要有商业上的必看性。”
通过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发现业界学界还有处于大学校园的学生都热捧的《姨妈》，在市场却遭遇无情的打击。这从深层次说明了什么?这是精英的审美趣味和大众的审美趣味对抗的结果，还是大众的文化消费偏好不认同的结果，抑或是影片在传播的某些环节没有注意市场的运作机制的结果呢?其实这些都对影片的票房产生影响，而从整个《姨妈》的现实困境其实就给我们勾画了一个后现代的场景。而导演所坚持的艺术的风格就是反后现代的，因为在后现代艺术和现实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同时，后现代拒绝深度的宏大叙事，没有中心和权威，而这恰恰是导演之所以焦虑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是整个影片在现实遭遇这种困境的缘由。
而在2007年，与之同期上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票房在国内是全线飘红，虽然看后很多人大失所望。还有2007年的《色·戒》是褒贬不一，但票房也轻松跨过两亿大关。而《投名状》、《集结号》，也纷纷超过两亿票房，与此同时，它们还受到许多正面的评价。
当然，不能简单以票房多少来论英雄。他们各自的取材，艺术价值的选择，以及影片的整体市场运作……显然不一样。在我们这样一个惯于一次。性的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时代，在繁忙、喧嚣、浮躁的都市，人们似乎顾不得停下来品味、反思，而导演许鞍华的执拗和坚守，换来的就是影片现在的这种遭遇。这恐怕才是真正的遭遇了后现代，她自己选择了寂寞而痛苦的坚守。
透过《姨妈》的困境，让我们想到了当现代遭遇后现代，当文艺片遭遇商业片，它们的最后结局就可想而知。
关键词 后现代 “姨妈” 困境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的生存境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自己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怎样更好的适应甚至优化我们这个时代……这是思想界不得不面临的也是时刻困扰的难题。也许“后现代”不足以完全的概括我们时代的整个现状，但似乎切中了某些要害。那么后现代时代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电影《姨妈》似乎也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编剧和导演眼中的“后现代”，实际上影片呈现的却并非如此
编剧李樯说他眼中的后现代是，“人们感到过去所依赖的价值态度和观念体系全面崩溃，什么都对，什么又都不对，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和模糊，生命的意义和思想深度同时消失，一切都被商业化、高雅和通俗而泾渭不明，任何权威的话语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梦境，不断被篡改和颠覆。”而电影里的姨妈正是挣扎于这样的境遇，在李樯看来“姨妈”代表了每一个人的未来。但是，如果单纯的从姨妈的角度而言，其实编剧李樯的这种解释似乎较难成立。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人生失败者的形象，至于她的人生遭遇从人物的命运发展轨迹看也没有太大的意外。为什么要偏要用“后现代”冠之呢，这似乎是故弄玄虚。不过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姨妈这个老知青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困惑，人情世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她坚持自己的老一套，这样必然引起她的不适和困惑。如果硬要用“后现代”来表述的话，其实就是姨妈的现代生活，而不是后现代。
导演许鞍华眼中的后现代，她说：“‘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另外一种变奏……‘后现代’这个词形容了这个时代……我年轻时的一些价值观都是比较容易评价对或者错，也许是因为有一套主流的思想或者是也有反对派的思想。可现在这个时代比较混乱，没有什么正统的。我个人觉得是不安，也挺气愤。”其实许鞍华在前面提到的这些近于现代主义的场景，而不是现代主义的变奏。突破传统的束缚，力图思想的多元，本来就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她又引例来说明她对后现代的理解，“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中国大城市，移民占大部分人口。所有小城市的人，都希望到这里工作和挣钱。这种状况是全世界都有的，比如在美国，人人都希望去纽约，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但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香港人多是本地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状况。”照此言之，全世界很多地区都是处于后现代状况，唯独香港除外。因为只要出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就可以冠之“后现代”，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导演许鞍华所言及片中所展示的也很难说是“后现代”。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后现代”呢?这可能不能仅从时间和空间的线性角度来判断，它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确定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议很大的现象。那么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姨妈》的另一个困境来说明。
高调的宣传、广泛的声誉和低迷的票房
《姨妈》首先在加拿大、韩国、日本上映，然后在台湾、香港和内地上映。自从加拿大上映以来就受到电影界的关注和好评。2008年2月27日，经过与众多影片的激烈角逐，更是一举拿下第十四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授予的三项大奖，分别是最佳导演奖(许鞍华)、最佳电影奖、最佳女演员奖(斯琴高娃)。这些无疑是对该影片的充分肯定。
最开始的2007年3月初在香港和北京的公映就受到业界和学界的追捧。在香港，金庸、著名华人导演关锦鹏出席首映礼。金庸称，“此片暴露中国现代社会的现状与缺点，情节幽默，表现风趣，引人入胜，是现代难得的好片。”在北京，举行了名人看片会，影片结束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2007年3月底入选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北大首映几乎是一票难求。
但是许鞍华在得知获得第十四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授予的三项大奖后感言，“除了这是一份荣誉，也有很实在的帮忙”，《姨妈》的票房自上映以来并不太好，“能够拿奖也让投资商对我多点信心”。据悉，《姨妈》总投资高达4000万元，国内票房只有500万元。清华大学影视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直言，当初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首映时，他就预言本片的市场不太可能乐观，谈起当今的电影消费方式，他直言“单纯说电影的艺术品质总体不错，不能等于影片会有好的票房。因为电影主要是年轻人在消费，而且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很高，所以可看性不等于票房，必须要有商业上的必看性。”
通过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发现业界学界还有处于大学校园的学生都热捧的《姨妈》，在市场却遭遇无情的打击。这从深层次说明了什么?这是精英的审美趣味和大众的审美趣味对抗的结果，还是大众的文化消费偏好不认同的结果，抑或是影片在传播的某些环节没有注意市场的运作机制的结果呢?其实这些都对影片的票房产生影响，而从整个《姨妈》的现实困境其实就给我们勾画了一个后现代的场景。而导演所坚持的艺术的风格就是反后现代的，因为在后现代艺术和现实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同时，后现代拒绝深度的宏大叙事，没有中心和权威，而这恰恰是导演之所以焦虑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是整个影片在现实遭遇这种困境的缘由。
而在2007年，与之同期上映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票房在国内是全线飘红，虽然看后很多人大失所望。还有2007年的《色·戒》是褒贬不一，但票房也轻松跨过两亿大关。而《投名状》、《集结号》，也纷纷超过两亿票房，与此同时，它们还受到许多正面的评价。
当然，不能简单以票房多少来论英雄。他们各自的取材，艺术价值的选择，以及影片的整体市场运作……显然不一样。在我们这样一个惯于一次。性的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时代，在繁忙、喧嚣、浮躁的都市，人们似乎顾不得停下来品味、反思，而导演许鞍华的执拗和坚守，换来的就是影片现在的这种遭遇。这恐怕才是真正的遭遇了后现代，她自己选择了寂寞而痛苦的坚守。
透过《姨妈》的困境，让我们想到了当现代遭遇后现代，当文艺片遭遇商业片，它们的最后结局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