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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津社会科学院与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明清以来区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在天津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四十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明清以来区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下的城市发展”两个中心议题，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当前区域与城市史领域所关心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内容涉及中国区域理论、区域经济研究、城市文化与卫生、地方社会转型、史料挖掘与整理等层面，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在研讨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时有交锋，论辩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是近年来国内在该专业领域举办的层次较高、规模适中的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史学研究前沿的动态和水准。
一、回归与再塑：区域理论新范式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大陆史学界逐步受到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区域史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区域史是一种新的史学分支学科或新的理论与方法，是将某一特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或是指将社会诸要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二是将它视为以某区域或地方史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将区域社会史研究等同于区域史研究。对此，与会学者提出了最新的理解和解读，滨下武志先生提出强调“圈”的概念和延伸。虞和平就城市史与区域史的关系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戴一峰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分歧，是因为持有不同区域史研究观的研究者在解读区域史研究理论与相关的概念时，其背后的思想和理论依据其实是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应该从理清区域史研究产生、传播和演化的学术脉络和路径入手，重新回归区域史概念的本义，为中国的区域史理论找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的发展之路。张利民认为，区域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各要素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秩序有机组合成的整体。他以近代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例，结合其经济结构和特征，从空间范围内论述经济区域形成条件和特征，探索形成跨省区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律。张忠民则从反面论证了同样的概念，即不同区域的形成是基于不同的要素，如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强调区域之间的差别与其形成的地区分工的重要性。基于区域理论的多元化和范式法，张思提出用“地域”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区域史研究，“地域社会史”更具有“脱地理、脱空间”的特征，强调研究“以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媒介构成的由人的秩序意识统合而成的场”的意义。
二、多元与跨度：区域经济研究新途径
虽然在区域史概念上的理论争论此起彼伏，但相关的课题研究却硕果累累，在美国学者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后，中国学者在批判地借鉴施坚雅模式的基础上，以地域为单位开展了多方位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史研究阵地和团队。李培德以同顺泰为个案研究，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商帮在渤海圈势力的扩张。樊如森、徐智通过沪津经济关系考察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轨迹，他们认为上海和天津的经济联系，大体上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界线，经历了一个由从属关系到对等关系、由单向依赖到全面合作的动态演变过程，而这种由单一到全面、由艰涩到成熟的演化，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基本发展轨迹。关文斌以抄本“津门纪事”为基础，对同治光绪年间，从华南(台湾、广东、福建、海南岛)和东南亚(越南、暹罗)海运到天津的种种商品，交易习惯和流向，对华北平原、山区、草原商品流通体系和中国国内市场的机制和演变作了深入探讨。龚关则分析了区域经济、政治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指出天津在近代的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广阔的腹地区域经济，另一方面得益于军阀政客的政治因素。潘健以19世纪60年代福建、台湾的茶业发展为研究对象，指出相近区域相同产业的不同发展趋势，强调在区域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性因素。殷毅则通过对比天津与新疆、新疆与苏俄的近代贸易，指出在物流贸易中，铁路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而与此相对应的，在通过对河北省市镇数量和规模变化趋势的长时段整体性考察后，熊亚平、张玮得出铁路的开通并未对河北省市镇数量的变化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提出在区域史研究中，专注于短时段的个案考察的同时，一定要兼顾长时段的整体性考察，才能得出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陈争平也提出了注重历史连续性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强调经济史研究要做到突变因素和渐变因素考察相结合，而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摆脱断代史的局限而进行跨代史长时段研究。李庆新则另辟新径，借助考古学的方法，通过介绍在考古中发现的与清代广州有关的沉船及其遗物，指出清中前期海外贸易也是拉动国内市场扩张、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中国沿海市场通过贸易港口网络，建构起更密切的内外互动联系机制，并伸展到亚洲、欧美国际市场，汇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
三、深化与细化：城市史研究新思维
城市史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经历了从个案城市到城市系统，从主流领域到边缘领域的发展变化，研究的视角已经从对城市本身发展演变到对城市内部社会人文的关注，从政治经济为主拓展到文化民生范畴。本次研讨会则集中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这种新趋势，即研究主体的深化和研究客体的细化。
租界史一直是通商口岸城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租界的侨民生活、管理体制和建筑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刘海岩以一个在天津租界生活的外国家族为个案，分析在津侨民在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上的两重性和矛盾性，指出租界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社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万鲁建则以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侨民为个案进行研究，认为日本租界不同于其他租界，其自身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无法归属到所处的异域空间文化当中。吉泽诚一郎在重新定位近代中国租界特征的基础上，强调租界秩序形成的内力与外力，即中国官方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博弈作用。罗苏文则关注于租界的建筑景观，认为欧洲建筑的移植以及西方街区的规划设计无形中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模板。
城市的市政管理和公共安全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涂文学以汉口为中心，将近代市政改革运动放在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进行考察，对中国近代市政史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真实地描绘出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市民、市民与城市既抗争又相容，既殊途又同归的起伏不定的矛盾曲线，从而揭示“市政改革”最终与初衷相去甚远的深层社会文化动因。李白典从政府、警察与民众互动角度来研究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情况，指出警察在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努力一方面 促进了城市治安的好转，但与理想的状态还有一定距离。
城市经济史同样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江沛以青岛为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青岛港和胶济铁路的作用下，青岛完成了由小渔村到现代化城市的嬗变，并由此带动了山东省乃至近代华北地区交通和经济格局的变动。高福美分析了清代天津关及商品流通的演变，认为明清以来天津逐渐由一个纯粹的军事机构，发展成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天津关税逐渐增长。许桢以吴调卿与天津早期现代化为题，探讨了近代商人的官僚买办与工业家的双重身份，以及其在双方面势力下艰难生存。
教育制度变迁是近代城市生活的主要内容，伴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开展，教育近代化也在同步进行。王兆祥认为面对外来的教会教育，华北教育经历了教育本土化的吸纳过程，从而促进了华北城市的近代转型。户部健以民众教育馆的教育活动为例，梳理了其建立和发展的具体状况，对民国时期地方社会教育以及对抗日战争时期地方社会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作为城市史研究最新领域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文化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并有所建树。王先明、张海荣以《大公报》为中心，分析了近代天津公共卫生事业演进的基本轨迹。指出天津作为通商口岸的特殊位置以及地方绅商阶层的拥护，是推动天津卫生事业发展与卫生观普及的重要因素。任云兰考察了都统衙门时期的天津公共卫生管理和建设，指出在无法否认的殖民色彩以外，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以及机构设置与制度操作对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起到了示范作用，使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逐步健全，制度日益完善。广告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岳谦厚、卫俊透过民国二三十年代《大公报》丰富多彩的广告洞察到当时天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天津人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层面与生命意识、休闲娱乐、文化品位、审美观念等精神生活层面都得到了充分展示。许哲娜以天后宫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生存模式为主题，在南方选取了福建省漳州市区内多座供奉妈祖的庙宇，在北方选取了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津天后宫作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指出南北方在宗教文化方面不同的差异性和认同感。民国时期是城市经济社会及伦理观念发生急剧变化并向近代转型的—个关键时期，成淑君考察了这一时期天津妇女贞操观念的流变，认为社会转型和生存压力是性行为失范成为中下层社会特别是贫民当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王静在借鉴福柯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等社会学观点，通过对民国时期旅津山东商人所处空间的叙述揭示了寻求解决异质性的复杂性。
四、探索与尝试：地方社会研究新视角
关于地方社会的研究可谓新作频出，学者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对近代地方社会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顾琳先生提出在地方社会研究中要注重研究中国地方乡村发展，尤其提倡长时段、跨时代的综合研究。李德英、高松以四川西北高原的叠溪地震(里氏7.5级)所引发的次生灾害为例，通过相关档案材料和报刊资料，着重探讨了地震引发的水灾和叠溪积水疏导情况、灾后社会各界的反映及措施等问题。冀中定县的农业经营状况，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的变化轨迹提供了重要例证，李金铮以此为个案，认为粮食总产量有所提高与耕地面积减少的矛盾现象，正体现了近代农业生产发展与不发展的特点。盐税向为国家岁人大宗，戴建兵通过对长芦盐务的研究，指出北洋军阀统治后期，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长芦盐务的巨额收入成为各系军阀觊觎的对象。不仅使长芦盐务的管理、运销日益陷入瘫痪。而且给长芦盐区人民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抗战期间，日本方面对于华北沦陷地区近代工业进行了两次工厂普查，久保亨对此数据进行了部分考察，同时指出用统计来掌握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过程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
河野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河北日报》对河北农村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党报在它的普及开始时，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但一旦普及了，它对中心工作的促进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绅阶层面临历史性的转折，任吉东以获鹿县为例，集中探讨了在变革面前，新旧士绅与精英如何应对，新的精英群体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及其特点，指出旧时士绅与新型士绅在地方社会博弈的背后是旧传统的力量融入新社会的体制中以及两种新旧阶层此消彼长的过程。此外，在具体史料方面的研究，郑会欣对华北战时的工业普查问题和沦陷时期中华联合准备银行的史料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纵观此次学术会议，论题领域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基本涵盖了区域与城市史的大部分研究方向，也反映了最近两年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会议上学者们学术思想之活跃，理论观点之碰撞，也体现了该领域的广阔研究前景和丰富研究资源。但由于时间仓促，很多论题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在某些领域的探究还不够全面。
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明清以来区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下的城市发展”两个中心议题，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当前区域与城市史领域所关心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内容涉及中国区域理论、区域经济研究、城市文化与卫生、地方社会转型、史料挖掘与整理等层面，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在研讨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时有交锋，论辩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是近年来国内在该专业领域举办的层次较高、规模适中的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史学研究前沿的动态和水准。
一、回归与再塑：区域理论新范式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大陆史学界逐步受到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区域史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区域史是一种新的史学分支学科或新的理论与方法，是将某一特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或是指将社会诸要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二是将它视为以某区域或地方史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将区域社会史研究等同于区域史研究。对此，与会学者提出了最新的理解和解读，滨下武志先生提出强调“圈”的概念和延伸。虞和平就城市史与区域史的关系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戴一峰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分歧，是因为持有不同区域史研究观的研究者在解读区域史研究理论与相关的概念时，其背后的思想和理论依据其实是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应该从理清区域史研究产生、传播和演化的学术脉络和路径入手，重新回归区域史概念的本义，为中国的区域史理论找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的发展之路。张利民认为，区域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各要素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秩序有机组合成的整体。他以近代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例，结合其经济结构和特征，从空间范围内论述经济区域形成条件和特征，探索形成跨省区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律。张忠民则从反面论证了同样的概念，即不同区域的形成是基于不同的要素，如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强调区域之间的差别与其形成的地区分工的重要性。基于区域理论的多元化和范式法，张思提出用“地域”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区域史研究，“地域社会史”更具有“脱地理、脱空间”的特征，强调研究“以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媒介构成的由人的秩序意识统合而成的场”的意义。
二、多元与跨度：区域经济研究新途径
虽然在区域史概念上的理论争论此起彼伏，但相关的课题研究却硕果累累，在美国学者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后，中国学者在批判地借鉴施坚雅模式的基础上，以地域为单位开展了多方位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史研究阵地和团队。李培德以同顺泰为个案研究，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商帮在渤海圈势力的扩张。樊如森、徐智通过沪津经济关系考察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轨迹，他们认为上海和天津的经济联系，大体上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界线，经历了一个由从属关系到对等关系、由单向依赖到全面合作的动态演变过程，而这种由单一到全面、由艰涩到成熟的演化，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基本发展轨迹。关文斌以抄本“津门纪事”为基础，对同治光绪年间，从华南(台湾、广东、福建、海南岛)和东南亚(越南、暹罗)海运到天津的种种商品，交易习惯和流向，对华北平原、山区、草原商品流通体系和中国国内市场的机制和演变作了深入探讨。龚关则分析了区域经济、政治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指出天津在近代的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广阔的腹地区域经济，另一方面得益于军阀政客的政治因素。潘健以19世纪60年代福建、台湾的茶业发展为研究对象，指出相近区域相同产业的不同发展趋势，强调在区域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性因素。殷毅则通过对比天津与新疆、新疆与苏俄的近代贸易，指出在物流贸易中，铁路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而与此相对应的，在通过对河北省市镇数量和规模变化趋势的长时段整体性考察后，熊亚平、张玮得出铁路的开通并未对河北省市镇数量的变化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提出在区域史研究中，专注于短时段的个案考察的同时，一定要兼顾长时段的整体性考察，才能得出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陈争平也提出了注重历史连续性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强调经济史研究要做到突变因素和渐变因素考察相结合，而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摆脱断代史的局限而进行跨代史长时段研究。李庆新则另辟新径，借助考古学的方法，通过介绍在考古中发现的与清代广州有关的沉船及其遗物，指出清中前期海外贸易也是拉动国内市场扩张、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中国沿海市场通过贸易港口网络，建构起更密切的内外互动联系机制，并伸展到亚洲、欧美国际市场，汇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
三、深化与细化：城市史研究新思维
城市史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经历了从个案城市到城市系统，从主流领域到边缘领域的发展变化，研究的视角已经从对城市本身发展演变到对城市内部社会人文的关注，从政治经济为主拓展到文化民生范畴。本次研讨会则集中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这种新趋势，即研究主体的深化和研究客体的细化。
租界史一直是通商口岸城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租界的侨民生活、管理体制和建筑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刘海岩以一个在天津租界生活的外国家族为个案，分析在津侨民在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上的两重性和矛盾性，指出租界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社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万鲁建则以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侨民为个案进行研究，认为日本租界不同于其他租界，其自身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无法归属到所处的异域空间文化当中。吉泽诚一郎在重新定位近代中国租界特征的基础上，强调租界秩序形成的内力与外力，即中国官方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博弈作用。罗苏文则关注于租界的建筑景观，认为欧洲建筑的移植以及西方街区的规划设计无形中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模板。
城市的市政管理和公共安全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涂文学以汉口为中心，将近代市政改革运动放在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进行考察，对中国近代市政史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透视，真实地描绘出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市民、市民与城市既抗争又相容，既殊途又同归的起伏不定的矛盾曲线，从而揭示“市政改革”最终与初衷相去甚远的深层社会文化动因。李白典从政府、警察与民众互动角度来研究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情况，指出警察在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努力一方面 促进了城市治安的好转，但与理想的状态还有一定距离。
城市经济史同样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江沛以青岛为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青岛港和胶济铁路的作用下，青岛完成了由小渔村到现代化城市的嬗变，并由此带动了山东省乃至近代华北地区交通和经济格局的变动。高福美分析了清代天津关及商品流通的演变，认为明清以来天津逐渐由一个纯粹的军事机构，发展成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天津关税逐渐增长。许桢以吴调卿与天津早期现代化为题，探讨了近代商人的官僚买办与工业家的双重身份，以及其在双方面势力下艰难生存。
教育制度变迁是近代城市生活的主要内容，伴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开展，教育近代化也在同步进行。王兆祥认为面对外来的教会教育，华北教育经历了教育本土化的吸纳过程，从而促进了华北城市的近代转型。户部健以民众教育馆的教育活动为例，梳理了其建立和发展的具体状况，对民国时期地方社会教育以及对抗日战争时期地方社会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作为城市史研究最新领域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文化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并有所建树。王先明、张海荣以《大公报》为中心，分析了近代天津公共卫生事业演进的基本轨迹。指出天津作为通商口岸的特殊位置以及地方绅商阶层的拥护，是推动天津卫生事业发展与卫生观普及的重要因素。任云兰考察了都统衙门时期的天津公共卫生管理和建设，指出在无法否认的殖民色彩以外，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以及机构设置与制度操作对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起到了示范作用，使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逐步健全，制度日益完善。广告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岳谦厚、卫俊透过民国二三十年代《大公报》丰富多彩的广告洞察到当时天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天津人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层面与生命意识、休闲娱乐、文化品位、审美观念等精神生活层面都得到了充分展示。许哲娜以天后宫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生存模式为主题，在南方选取了福建省漳州市区内多座供奉妈祖的庙宇，在北方选取了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津天后宫作为对象进行田野调查。指出南北方在宗教文化方面不同的差异性和认同感。民国时期是城市经济社会及伦理观念发生急剧变化并向近代转型的—个关键时期，成淑君考察了这一时期天津妇女贞操观念的流变，认为社会转型和生存压力是性行为失范成为中下层社会特别是贫民当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王静在借鉴福柯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等社会学观点，通过对民国时期旅津山东商人所处空间的叙述揭示了寻求解决异质性的复杂性。
四、探索与尝试：地方社会研究新视角
关于地方社会的研究可谓新作频出，学者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对近代地方社会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顾琳先生提出在地方社会研究中要注重研究中国地方乡村发展，尤其提倡长时段、跨时代的综合研究。李德英、高松以四川西北高原的叠溪地震(里氏7.5级)所引发的次生灾害为例，通过相关档案材料和报刊资料，着重探讨了地震引发的水灾和叠溪积水疏导情况、灾后社会各界的反映及措施等问题。冀中定县的农业经营状况，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的变化轨迹提供了重要例证，李金铮以此为个案，认为粮食总产量有所提高与耕地面积减少的矛盾现象，正体现了近代农业生产发展与不发展的特点。盐税向为国家岁人大宗，戴建兵通过对长芦盐务的研究，指出北洋军阀统治后期，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长芦盐务的巨额收入成为各系军阀觊觎的对象。不仅使长芦盐务的管理、运销日益陷入瘫痪。而且给长芦盐区人民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抗战期间，日本方面对于华北沦陷地区近代工业进行了两次工厂普查，久保亨对此数据进行了部分考察，同时指出用统计来掌握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过程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
河野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河北日报》对河北农村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党报在它的普及开始时，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但一旦普及了，它对中心工作的促进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绅阶层面临历史性的转折，任吉东以获鹿县为例，集中探讨了在变革面前，新旧士绅与精英如何应对，新的精英群体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及其特点，指出旧时士绅与新型士绅在地方社会博弈的背后是旧传统的力量融入新社会的体制中以及两种新旧阶层此消彼长的过程。此外，在具体史料方面的研究，郑会欣对华北战时的工业普查问题和沦陷时期中华联合准备银行的史料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纵观此次学术会议，论题领域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基本涵盖了区域与城市史的大部分研究方向，也反映了最近两年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会议上学者们学术思想之活跃，理论观点之碰撞，也体现了该领域的广阔研究前景和丰富研究资源。但由于时间仓促，很多论题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在某些领域的探究还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