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是中国文学史上绵亘不绝的主题,或浓或淡的乡愁，弥漫于三千年文学史，以致一般的应制或应景诗文，也往往将思乡作为主题。似乎一提到乡愁，便能激发出中国文人的无限才思。式微，式微，胡不归？春秋时代的百结愁肠，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竟然一直不得舒展。一本《汉乐府》，大半是羁旅哀歌：“欲渡舟无楫，欲归家无人。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恬淡如陶渊明，便率性赋一篇《归去来兮辞》；洒脱如李白，在夜阑人静之时，也禁不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旷达如贺知章，也不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惆怅。既然古代中国认定“百善孝为先”,既然孝的首要条件便是能侍养父母、承欢膝下,既然接受“父母在，不远游”的训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抛家傍路，远赴异乡？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他们为什么在离开家乡之后，又不停地思念家乡？
　　汉代以前的异乡客，有的将他们思乡的歌吟，留给了后人，但他们极少同时留下自己的姓名。从他们留下来的歌吟中，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地推测：他们或是流亡的贵族，或是游方的学子，或是远行的戍卒，或是逐利的商贾。他们或迫于王命，或疲于生计，有家不得归，甚或无家可归。然而，关于他们，我们了解得实在太少，还不足以对他们的行为动机做出比较切实可靠的分析。
　　汉魏以后，尤其是唐以后，在思乡的舞台上领唱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宦游的官员，一种是游学的举子。举子们离开家乡，为的是博取功名；取得功名之后，他们就成为官员，游宦四方。大约中唐以后，这样的生命历程，便成了读书人最理想的、然而也是最无奈的人生抉择。
　　在这一千多年里，在异乡的道路上仆仆奔走的，在逆旅客舍里辗转难眠的，当然也有远行的戍卒、逐利的商贾。在这一千多年里，也应该还有不少人因为战乱、灾荒、苛政以及别的原因流落异乡。在闺怨诗里，在民谣里，在一些读书人的文字里，我们能隐约辨认出他们的身影。但这些身影太模糊了，挤满前台的官员们、学者们遮住了他们。他们也有自己思乡的歌吟，但比起那些精心修饰过的或穷或达的读书人的吟唱来，他们的歌吟太粗糙了，不值得载入史册，多半已在岁月的长河中随风而逝。因此，隋唐以后牵惹中国人的乡愁，在文学史中大多表现为官员的乡愁、学子的乡愁。这些人离开家乡，为的是博取功名，建功立业。离乡是他们主动的选择，但他们的乡愁，并不因此就成为无病呻吟。
　　要在传统中国那样广袤的土地上进行统治，比较有效的办法，便是一方面尽可能地将权力集中到中央，另一方面尽量分散地方的力量。中央权力不够集中，国家便可能土崩瓦解；地方力量不够分散，便可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统一的国家也就难以维持。传统中国以农为本，中央王权的稳固、强大与否，端赖其下是否有一个稳固、庞大的小农阶层。因此，传统中国总是利用各种强制措施和舆论导向，将人民牢牢地附着于土地上。定时清查户口、登记田产，对民间自发迁徙的禁止，对邻里关系的强调，对孝道的提倡，对工商业者的歧视，无不是试图将人固着于土地，培养人们对乡土的依恋感情。这种做法，确实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中央政府的税源与兵源，但是，强调个人对地缘、血缘关系的依附属性，却存在着出现地缘、血缘集团来分散中央权力的潜在危险。因此，一方面中央要尽量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基层社会凝聚成团。依靠农业时代的技术手段，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又如何才能维持中央与基层之间的微妙平衡呢？传统中国的经验，是在尽量维持上（中央王权）下（基层社会）稳定的同时，引入一个流动的、不稳定的管理阶层，来执行国家意志，化解地方力量。这个管理阶层，便是历史上的官员队伍。纵观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凡是这个管理阶层（即官员队伍）流动性越强、越不稳定的时代，如西汉、唐前期、两宋、明代、清前中期等，中央政权便越巩固，反之亦然。
　　而欲令官员队伍维持在一个流动的、不稳定的状态，古代中国主要有两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是尽量扩大选官范围，以此减弱个别社会集团或地域集团的人垄断国家权力的可能性。
　　中唐以后，科举成为最重要的选官制度。而自宋以后，沿着科举的阶梯获取功名，更几乎成了唯一的入仕途径。科举制的根本精神是“唯才是举”。在科举制推行之初，受讲究门阀的积风影响，不免将一些社会阶层的人排除在外，但愈到后来，朝廷对应试者的身份限制便愈少。明清时期，几乎所有阶层的俊秀子弟，理论上都有可能去考棚里一试身手。固然，正如人们通常所强调的那样，由于教育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因此形式上平等的科举考试，实质上仍然是不平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我们不以当代民主社会的苛刻眼光来衡量科举制度，则不能不承认科举制在古代中国确实具有促进社会流动、不断更新官员队伍的功效。
　　随着科举制度的日趋规范，有关措施越来越严密，应试者的身份限制越来越少，而考试内容却越来越狭窄，并最终固定化、程式化。这一点，本是科举制度最受后人訾议的地方。但若换一个角度来看，考试内容的狭窄，如局限于四书五经、局限于朱子说，文章体裁局限于八股文等等，显然有利于贫寒人家的子弟进入仕途，因为它要求的教育投资相对较少。贫寒人家的子弟，买几本旧书，几家凑钱请一个塾师，半工半读上七八年或十来年，便可以去闱场里碰碰运气。相应地，家中藏书汗牛充栋的高门贵胄，虽在教育资源方面享尽优势，却并不必然就能在科考场上春风得意。
　　


　　在科举制度下，官员们的社会出身千差万别，从地域来源来看，也是天南海北。当然，科举考试中的地域差别确实存在，并且很大，但自开科举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从未出现某一地域集团垄断中式名额的现象。朝廷在取士时，对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区，更常常降低要求，着意扶持。就这样，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古代中国在维持基层社会稳定和不破坏基本等级体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了官员的来源，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吐故纳新，使官员队伍维持在一个流动的、不稳定的状态。俗语所谓“簪缨之家，不过五世”，“富不过三代”，便反映了古代中国官员队伍构成极不稳定的现实。
　　二是尽量避免官员与地方势力的结合。这主要通过避亲、避籍制来实现。至迟从西汉始，为了防范地方官利用家族或乡族势力互相勾结利用，形成关系网，在任用地方官时就对籍贯有严格的限制：本郡人不得担任本郡长官，本州人也不得担任本州刺史，县长（县令）亦不得用本郡、本县人担任。这就是古代官吏制度中的“避籍制”。到东汉时，不仅不用本地人担任地方长官，而且实行“三五法”：与本地有婚姻关系的，虽籍贯不在本地，也不得担任本地的地方长官，这就是“避亲制”。避籍与避亲二制，决定了地方官们只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为官，在任上时，也不大可能有很多亲眷好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地方官们要获得家乡的消息，是不太容易的。而且，除非他把亲人带到官署一起居住，否则，他要知道亲人们的境况，见见他们，也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传统中国会出现科举制度，为什么科举制度在出现之后就不可动摇，并几乎成了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因为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员，能够在总体保证官员队伍质量稳定和国家政治的连续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实力集团营建自己利益网络的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实现官员队伍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因此，科举制下的传统中国官员命定要扮演的社会角色，与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所赐予他的人生观念恰恰是对立着的。在强调基层社会的稳定这种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浸润之下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他对家园乡国的依恋，对家族传承的重视，已成了一种潜意识的文化存在，一种生命本能的冲动，无处可逃。而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却只能让他告别家园，只能让他认识到家族力量之微茫。传统中国的官员游走于稳定的上下两极之间，自身便是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异数，他个人的变化莫测的人生经历，无法实现的感情寄托，当需要发而为文、抒而为情之时，又焉能不指向乡愁这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体验？
　　


　　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选官制度。何怀宏先生把科举制与早先的察举、征辟制视为同类，称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为“选举社会”，是有道理的。科举制的目的是选拔合格的人员出来担任各级政府公职。科举考试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一般说来，一个读书人如不离乡，是无法取得功名的，除了个别例外，举子们总是要离乡才能赴考，这是由传统中国分散的居住状态所决定的。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博取功名的经历同时也是在感情上承受乡愁煎熬的经历。从获取生员资格的考试，到乡试、会试、殿试，从县到府，从省城到京城，一路行来，愈行愈远。读书人获得了官职，却也就此注定了漂泊四方的命运。
　　传统戏曲多好来一个金榜题名、衣锦荣归的大团圆结局，新科状元被派回家乡做地方官，从此扬眉吐气；受尽磨难的才子佳人，于是甜蜜在洞房花烛里。这样一个美满结局，在现实中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新科状元可能派任某地地方官，但基本上不可能被派做他家乡的地方官。唐传奇中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人考上了进士，被派到遥远的地方为官。他本人在路上被投靠他的一个朋友谋杀。谋杀者从此易姓化名，冒充死者做起了官。死者的妻子为了孩子，不得不委身于谋杀者，共同掩盖真相。谋杀者在外任官，辗转数地，多年来未曾回乡。大约20年后，死者的妻子才有机会独自一人回到老家，她在那里发现年迈的婆婆因多年无人供养，已经沦为乞丐。这个故事当然纯属子虚乌有，但从唐宋传奇到明清戏曲小说，都能找到这类冒名做官的故事。这种类型的故事，和前述的大团圆故事，虽然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但确实反映了历史上人们的真实感觉。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孤身一人到不熟悉的远方去做官充满了恐惧。人们盼望做官，但渴望富贵后，能留在故乡。读书人对功名的追求与对家乡的依恋这种无法两全的矛盾心理，在这些故事里，曲曲折折地表达了出来。
　　近年治中国社会史的，多能注意到传统中国官员队伍的不稳定性、流动性，但他们受西方社会结构理论影响，总是试图在传统中国找出一个中间阶层来，而位于王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官员队伍，往往就被视为古代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努力当然非常重要。不过，古代历史、文献资料所显示的，官员们普遍的飘零畸旅的生存状态，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古代中国不同于近现代西方社会，有无一个稳定的中间阶层，恐怕并不是这个社会能否稳定持续的必要条件。昔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强迫治下的希腊人贡献出他们最聪明的男孩，由帝国政府将这些异族男孩培养成能干的帝国官员。这种培养、选拔官员的做法和中国的科举制度当然有天壤之别，但这两大帝国都试图将帝国的管理者变成简单地听命于王权的雇佣者，在这一点上，双方并无二致。古代中国的官员们不管外表有多么风光，但他们宦海沉浮、飘零无依、身不由己的生存境遇，恐怕并不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奴隶官员们好多少。
　　古代中国官员们这种普遍的飘零畸旅的生存状态，对于古代中国官员普遍的精神状态，以及古代中国的基本文化面貌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当官员们只能在他乡思念故乡，噙着泪水怀念祖先庐墓、家园亲人时，他还有几分治国平天下的豪气？他还能不能“以天下为己任”？哲学家的“生活在别处”，或许可以彰显其对现实世界所持的冷静、批判的立场，但官员们的思乡情结，则更多地表现出了理想被现实压倒之后那种沉重的无力感和矛盾心理。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有武人割据、后宫专制、阉宦弄权，唯独没有权臣专政，这究竟是幸，抑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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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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