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中旬西藏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一度受到影响。正当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被西方媒体炒得火热时，汶川大地震的悲剧发生了，一夜之间，西方媒体的注意力突然转向中国的抗震救灾工作。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出色表现改善了中国的形象，西方在汶川大地震后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亦增强了中国人民对西方的友善感情。
　　西藏事件和汶川大地震产生的国际舆论反应和政治效果为什么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异？除了这两个事件本质的不同（一个是民族冲突，一个是天灾），可以从下面一些观察中得到启发。
　　政府怎么做，决定了西方舆论怎么看。毫无疑问，汶川大地震后，中国领导人所展现的动员能力、对灾民的关怀和新闻透明度是影响西方媒体最有效的因素。相比之下，在西藏事件发生时，未能及时有效处理，当世界需要了解事实真相时，我们却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因此造成了自己的被动。由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不当行为而造成中央政府被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从领导个人素质来说，地方官员缺乏国际观，和西方的接触机会不多，因此很少考虑地方政府行为的国际影响。在中国闭关锁国时，地方政府还可以“天马行空”，但现在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大国，一举一动，包括地方政府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的所作所为都受到世界的关注。在世人眼里，地方政府的行为是衡量整个国家价值和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如果地方政府频频出事，那么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肯定会严重受损。
　　“政治正确”值得三思。中国对外宣传的风格、调子和手段近年来有显著进步。中央政府在改善对外宣传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仅靠投入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说到底，一个受尊重的大国的国际形象不是用钱来塑造的，如果脑筋不转弯，投入更多的资源很可能只是一种浪费——这里所指的“脑筋”就是“政治思维习惯”。在国内，这种思维习惯深受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一些政府官员在处理敏感政治问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灵活、有效和合理地解决问题，而是政治上不犯错误。但许多被国内官员和媒体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政治常识，一拿到国际舆论的显微镜下往往问题百出。出现国内“政治正确”和国际“政治正确”的冲突有三个原因：第一，西方和中国对历史的了解与解读十分不同，可以说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双方各有自己的版本。如果说让西方理解并接受中国的版本是很难甚至不可能的话，那么至少中国自己应该知道西方有关中国的历史版本，不然没法对话。第二，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已和西方融成一体，但双方的政治价值仍有巨大差异。当然，中国反对西方把政治价值强加于人，但不能不了解或低估价值差异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因此，在对官员的教育中应补上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这门课，这样才能真正知己知彼。第三，国内的“政治正确”往往是宣传部门通过揣摩领导的想法而定的调子。由于深受“宁‘左’勿右”的潜规则之害，宣传定调经常会朝“左”的方向歪曲领导的本意。另外，宣传部门“与时俱进”不够，有时即使领导的想法已有进步，但宣传工作却没有跟上。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一些宣传语言带有相当明显的中国政治特色，这类语言翻成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不是别扭就是笑话百出，在西方公众中产生的效果是十分负面的。
　　充分调动和利用民间资源。西方舆论对“汶川大地震”的正面报道中十分突出中国普通民众和社会组织的贡献，并把它作为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指标。这个例子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即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沟通必须通过全方位接触。除政府行为之外，民间社会的资源在许多场合可能比政府的投入更有效率。当然，和西方政府打交道必须由中国政府出面和主导。西方社会和舆论比较欢迎和信任民间力量，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对政府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民间人士和组织则享有较高的信誉。它们在运作过程中不受官僚体制和“政治正确”的限制，因此十分灵活。民间资源的最大优势是其独立的道德权威，这来自它的专业成就（科学、人文或艺术）、社会活动成就和地位（慈善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以及成功企业家的社会关怀。如果仔细观察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所谓“软实力”，就能看出其很大的组成部分是民间资源。可以说美国民间资源的道德权威大大高于政府的道德权威。但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过程中，民间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对外沟通渠道，因此民间力量自己的资源就相对缺乏；其次，一些官员不信任民间资源，因此不鼓励和支持民间社会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尤其是有组织的行为）。诚然，中国对外开放已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外事无小事”的思维仍然禁锢着许多官员对民间力量在外事工作中作用的看法；最后，中国的社会精英应建立自己的国际观和培养与国际社会沟通的能力。这里最大的障碍有两个，一是语言问题，中国的社会精英英语流利的极少。相比之下，印度的社会精英不仅英语流利，而且口才极好。这就影响了中国社会精英“软实力”的投射；二是自我政治限制，中国的许多社会精英在世界舞台上说话还是放不开，担心“祸从口出”。政府应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解放思想，打消顾虑。
　　
　　建立政治问责机制。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公益品”，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俗语说是“脸上沾光”）。但是，破坏公益品的人和行为往往没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政府的惩罚。由于根深蒂固的左倾传统，一些政府官员在处理世界舆论关注的事件时往往采取不恰当甚至过分的措施。这类事情发生后，不仅国际影响很坏，而且让中央政府背黑锅。可事后，这些惹祸的官员往往只被认为是工作方法问题而得到原谅，很少看到他们受到真正的惩罚。这一机制后患无穷，因为它鼓励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解决这个问题可采取加强责任制的办法，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问责并惩罚滥用职权和伤害无辜的官员。只有这样才能让政府官员真正体会到保护国际形象这一“公益品”的重要性。
　　做好西方媒体的工作。除了中国政府本身的政策和行为外，对中国国际形象影响最大的是西方媒体。一般来说，西方媒体内部也分两大类，一类是常驻中国的记者，他们大部分人会讲中文，对中国比较了解；另一类是在这些媒体的西方总部工作的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他们对中国不太了解。从对中国报道的质量和公正性看，驻华的西方记者有明显优势。他们不仅工作努力，经常深入基层，而且报道的内容既丰富又比较客观。相比之下，西方媒体总部的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对华报道的质量和公正性就比较差，对中国最负面和最不公正的报道往往出自他们笔下，在这种情况下，与西方媒体最好的沟通方式是“实事求是”和“区别对待”。由于建立与驻总部的西方媒体工作人员关系的成本很高，中国的工作重点应放在驻华的西方记者身上，要对这些记者表示职业尊重。记者把这一点看得特别重要，只有把他们当成职业上值得尊重的人，才能避免冲突和激化矛盾。如果他们报道中有事实上的错误，可直接交涉，但不能随便指控他们“有偏见”、“对中国不了解”，这样只能增加对方的敌意，促使他们更负面地报道中国。
　　进一步改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沟通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事业，这一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中国能否充分动员自己的资源、能否真正解放思想。汶川大地震中，举国上下的救灾壮举为这一事业开创了辉煌的先例。只要这种精神能够贯穿到中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去，中国的国际形象及中西方的沟通将会朝着更正面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