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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上,一位操着地道京片子和代表、委员们打招呼的高鼻子“洋人”特别惹人注目。作为全国年龄最大的政协委员,他无疑是最特殊的。
他叫沙博理,有着美国血统的他,却持着中国公民的身份证。而且,中美建交仅30多年,他与中国的渊源却长达一个甲子。这一切,都源于一个中国女子。
爱上中文的洋小子
1915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出生的沙博理是在圣约翰法学院完成大学学业的。由于参加过太平洋战争,被美军公费送往耶鲁大学学中文。在耶鲁大学,他认识了很多中国同学,后来熟了,他们就跟沙博理开玩笑说:“你学的那个中文到底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纽约的华侨虽多,但他们说的都是广东话。所以,沙博理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对中国龙深感兴趣的他,为了更好地学好中文,特别想去中国看看。正好军方发下来500块美金的退伍军费,他就拿去买票了。
1947年的时候还没有客机,只能坐船,买不起大客船的票,沙博理就花了300美金坐上一个小货船,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终于从纽约到了上海。
沙博理在耶鲁大学还有一个演喜剧的中国同学,他们很要好。他的这个名字就是那同学给起的,意思是“博学明理”。来上海时,对方跟他说自己有个朋友,叫凤子,能教他中文。
于是,在一幢破败的五层公寓楼“万岁楼”的顶层,一个三十来岁非常漂亮的女人为沙博理开了门。她穿着一身简单的旗袍,高跟鞋,薄施脂粉。她就是凤子。
在沙博理眼里,凤子不是特别漂亮,但她表情很有神,感情很热烈,让他很喜欢。
最开始,沙博理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希望她帮助自己学中国话,学得地道一点。凤子也希望他教她学英文。后来,他们就约定一个星期二四六或者一三五,沙博理隔一天到凤子那里,她教他一个小时的中文,他教她一个小时的英文。
凤子本名封子,当时的她是封建时代的叛逆者。复旦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名职业演员和新闻记者。但她和一个年轻的教授离了婚,因为教授期望她做一个家庭主妇,但凤子“绝不当中国的娜拉”。于是,作为中国最早主演《雷雨》、《日出》的演员,在戏剧界享有盛名的她自日本侵华之后,转移到大后方,从事新闻报道。抗战胜利后,她又回上海主持进步杂志《人世间》。1947年,她已经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慢慢地,随着交往的增多,沙博理感觉到了凤子的特别:在她身上找不到半点东方人“高深莫测”的影子。她活泼,富于表情。高兴时像个孩子似的高声大笑,生气时眼睛里冒出火焰。时间长了,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一块儿上剧院,看现代中国话剧和古老的中国戏曲。凤子向他解释其中的情节,而且指出它们的思想、主题、习俗、文化背景。沙博理也向她分析她所看到的美国影片和翻译小说的意义。
当时的旧上海,通货膨胀相当厉害,交通主要是黄包车,沙博理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一次,他和凤子坐上这种车后,感觉哪儿都不对劲,于是赶快下来,和车夫一起,一左一右地拉着凤子跑。他不忍心。他的举动弄得车夫目瞪口呆。
最初,沙博理来中国是想进一步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到上海不久,凤子笑他说:“你要学这个,就不应该到上海来,而应该到北平(北京)。”可是,沙博理口袋里的钱已经快没了,怎么办呢?凤子就劝他:“你原来是学律师的,应该赶紧去找一个律师工作。”
采纳了凤子的意见,沙博理果然找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这样,他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慢慢地,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律师事务所,买了一辆汽车。
更让沙博理吃惊的是,凤子竟然毫不避讳地告诉他,自己是地下党。沙博理很佩服她,尊敬她。因为他认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很了不起。
经过凤子的介绍,沙博理认识了几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他还以他律师的身份做掩护,使地下党避开了当时国民党特务监视的目光。
因为有了这个外国人的身份,国民党不能够随便来查他的房子。更好的掩护是,沙博理的律师办公室在高楼大厦里,相当讲究,好像很有派头的样子。下班以后,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人,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时在那儿开会碰头。
爱上中国凤
虽然前景并不明朗,沙博理还是决定向凤子求婚。在他眼里,凤子勇敢、热情、坚强,他钦佩她,并慢慢爱上了她。而他自己,喜欢中国的文化,愿意留在中国。
在凤子看来,沙博理谦虚、有礼,对中国有真正的感情。虽然是老外,出去并没有人围观。没有太迟疑,凤子答应了他。
两个人原本是想低调结婚的,但是文艺界的朋友冯亦代调皮,开玩笑“害”了他们。冯亦代为了50块美金的奖金,把这个消息卖给报纸刊登了。结果朋友们就都来问他们了,要求他们“交代”婚礼具体的时间、地点。
1948年5月16日,两人结婚了。婚后,小两口虽然很恩爱,但怎么也改变不了因不同的国情和社情造成的隔阂,这对中美合璧的夫妇,彼此的感情一次次面对不同国度冲突的考验。
1950年,沙博理与凤子的女儿出生。沙博理为她取名为“亚美”,意思是“亚洲”与“美洲”的结合。另外,沙博理稍稍掩盖了他的得意:他不敢宣称女儿是最漂亮的,而是“亚”美。
可就在这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美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牺牲。凤子热血沸腾,跟一个慰问团一起去了战场。同行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在美军的空袭中牺牲,凤子也差点丢命,多亏一小个子战士猛地把她推倒在地上,压在她身上保护她。
对美国的仇恨使凤子对沙博理产生了隔膜。从朝鲜回来后,凤子埋头于写文章,作演讲,宣传志愿军的顽强精神,将沙博理冷落一边。
沙博理当然很不快乐,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反美的情绪很高,他心里肯定不是个滋味。可凤子也饱受内心的煎熬,她恨美帝国主义,但她自己的丈夫却又偏偏是个美国人!
两人的感情陷入了危机。
其实,凤子也知道,沙博理一直是一个坚持和平的人,他曾参加过一系列伸张正义的活动。但她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无奈中,凤子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上级组织,组织以“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慢慢地说服她。沙博理对她的爱也终于使她平息了苦恼,家庭重归平静。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亚美的少年时期,中国与美国关系僵硬。亚美虽然改变不了自己父亲的身份,还是以某种方式表示了与国家的一致:她一直不肯说英语。
这让沙博理很孤立,也很凄然。他觉得自己似乎是这个家庭中多余的一员,日日以北京二锅头买醉。
直到很多年后,当亚美已是北京某著名医院的医生时,她很后悔当年的执拗,终于开口:“Dear father!(亲爱的爸爸!)”沙博理抱着亚美喜极而泣。
1963年,沙博理做了历史性的抉择,正式申请加入中国籍。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批准下,他如愿以偿,成为中国公民。
恰巧这个时候,沙博理突然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焦急的母亲放心不下留在中国的儿子,在丈夫走后的一个月,怎么着也要来中国看看儿子才放心。沙博理对已经七十多岁的母亲长途跋涉来中国很不放心,一再在电话里说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不错。可她就是半信半疑。
1963年的冬天,母亲先取道日本,再转到香港,然后到深圳。沙博理和凤子去深圳接站。
这一天,深圳罗湖桥上,母亲站在那头,沙博理站在这头,两人泪流满面。这个场面他至今都记得。母亲一来,他的朋友们都热情得不得了,请她吃饭,陪她聊天,组织上还安排沙博理带她出去旅行,苏州、杭州都去了。看到儿子在中国生活得确实不错,母亲这才真的放下心来,也就不再坚持要他回美国了。
可是沙博理回美国探亲就不那么容易了。
按照中国的法律,拥有中国护照的沙博理去美国探亲是一点限制都没有的,什么时候去美国都可以。可令他犹豫的是,他害怕自己回不来,更怕从此以后见不到凤子。因为当时美国国内还有些势力在反华,他怕对方找借口说他是中国派来的特务扣住他。
直到有一天,沙博理单位一个同事看报纸,说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已经入了美国国籍,并回国来看他老母亲。同事就跟沙博理说,你看人家入了美国国籍的能回来看自己的老母亲,你入了中国国籍的怎么就不能回美国去看你的老母亲?沙博理一想,这话有道理啊。那个时候中美还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政治空气明显好转了。
几经辗转,沙博理和凤子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他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中国人”身份访美的人。
爱上中国龙
从美国回来后,沙博理的一个朋友写了一本书叫《新儿女英雄传》。作者说这个语言比较简单,让沙博理试着翻译。正好有一天,有个领导来看凤子,发现沙博理在翻译这个,第二天就通知沙博理去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
此后的几年,可以说是沙博理和凤子最安定幸福的几年。俩人夫唱妇随,形影不离。
《新儿女英雄传》全书译完后,沙博理把翻译的书拿到美国去,被纽约正式出版社所接受,这是介绍中国的第一本书,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那个时候,美国并不愿意将红色中国的出版物引过去。
从那以后,沙博理的翻译劲头儿就一发不可收。最初主要是“革命文学”:《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后来他也翻译“五四”时候的作品。这一兴趣促使他后来进入外文局,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中国作家的许多名著名篇,包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及其他故事》,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蚕》。
也正是因为沙博理的特殊性,一些导演请他在电影中客串角色。上世纪60年代,他在电影《停战以后》中扮演了“司徒雷登”式的人物。1976年在电影《长空雄鹰》中,他扮演在朝鲜的美国空军司令。甚至,他还在电影《西安事变》中扮演蒋介石的美国顾问。
1969年,组织上问他愿不愿意翻译《水浒传》,沙博理当然很高兴了,抱着好几个版本的《水浒传》回家了。
第一次接触长篇古文小说,沙博理有些困惑,这是古代的一个社会,他们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兵器,他都一头雾水。
就在沙博理老虎吃天般不知如何下手的时候,凤子把贤内助这个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凤子文言文功底比较好,对中国的文化又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很多问题都可以问她。不仅是词儿,而且人的思想感情,她也能给沙博理解释清楚。
可是,好景不长,这难得的平静生活就被完全打乱了。
接连而来的中国政治运动使沙博理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更深层的思考。朋友赵树理被迫害致死,老舍在北京投河自尽,凤子也受到巨大冲击。
这年秋天,身为文艺界骨干的凤子,因为她的上海背景而成了江青重点打击的对象,被隔离写了10个月的“交代材料”后,又作为严格监管对象被下放到河北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
别人管得都不太严,周六周日还可以回家,但凤子不行。这么一来,差不多8年,他们都很少见面。她回不了家,沙博理想去看她,可同事又都劝他别去,说那些家伙都“左”得一塌糊涂,你一个美国人跑去干校看她,那些人就更要乱说了。沙博理想不通,他胡子翘得老高地跑到造反派那里提出抗议。可是,再抗议又有什么用?红卫兵们几下就把他推了出去,急得他干跺脚也没辙。
无奈,沙博理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一边继续翻译他的《水浒传》,一边和女儿相依为命。
一百回的《水浒传》,由沙博理译成了既信且达又雅的英文。这本译著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旧译本相比,沙博理的译本赢得了很多赞誉。
有意思的是,因为《水浒传》的英文翻译是很光荣的,各当权派都愿意往自己脸上贴金,都说是在自己领导下翻译的《水浒传》,所以他们都没有批斗沙博理。因此,沙博理笑谈“是宋江救了我”。
因为沙博理没有挨斗,老婆在干校他都不去看,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圈内人对他略有微词。也许,和时代的动荡不安交织在一起的各类情感复杂得难以言明,只有等到风平浪静之后,才能淡泊回首。
1995年12月23日,沙博理所在的工作单位外文出版局为庆祝他80岁生日举行了午餐会,他特别赞颂了他的亲密爱人。“我最感谢的那个人,”他说,“凤子在我的文学翻译中,在我的写作中,在我的国际活动中,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她使我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对中国文化的欣赏。我深深地感激她。”
这一天,沙博理在床头柜里发现了妻子写于1993年10月的作品《迎接金婚——八十自述》。在文章中,她说:“我们爱过,怨过,只有今天似乎才有所相知,才相互了解彼此的为人、脾性、喜怒哀乐。漫长的岁月,战争、‘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人的性情有时几乎被扭曲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才发现彼此的长处和弱点。……相依相伴几十年,风风雨雨过来了,互望两鬓白发,喜悦的笑容爬上了满脸的皱纹。”
1996年,凤子病逝于北京。熟悉她的人从各地发来电报表示吊唁,人们盛赞她对中国抱有的信心,对不公正现象的仗义执言,对他人的关心以及对名利的淡泊。沙博理深深感慨,凤子不只是他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他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
此后,沙博理更加勤奋写书、译书。《我选择了中国》这部自传,向国际人士介绍了一个沙博理眼中的崭新而真实的中国。然后,在他90多岁的时候,他把中国的一位世纪伟人推向了世界——受邓小平女儿邓榕的委托,把《我的父亲邓小平》翻译成英文。
如今,沙博理与女儿依然住在北京的一条老胡同里。凤子曾在她的《人间海市》(凤子的散文集,她辞世后经沙博理整理出版)中描述过他们的小院:“我们居住在一所老旧的民房里,有一方小院。我们有相同的爱好——养花。……每逢仲春时节,第一茬月季出了芽,绽开了花,我们轮番到院里的花丛中观赏。”凤子已经远行,沙博理还住在这里。女婿在上海办公司,外孙女在美国上大学。他每天早上都要打开电脑,上网看看有没有外孙女的电子邮件。偶尔得空,他也会静坐下来,凝望墙上凤子的遗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但是沙博理说:“我没有这个感觉,我的根已经深入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就是我的家,等我上天了,我希望我的根儿还在中国。”正如他在英文自传里写的那样,“to love a Phoenix,to love a Dragon(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凤。”
编辑 / 杨世莹
他叫沙博理,有着美国血统的他,却持着中国公民的身份证。而且,中美建交仅30多年,他与中国的渊源却长达一个甲子。这一切,都源于一个中国女子。
爱上中文的洋小子
1915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出生的沙博理是在圣约翰法学院完成大学学业的。由于参加过太平洋战争,被美军公费送往耶鲁大学学中文。在耶鲁大学,他认识了很多中国同学,后来熟了,他们就跟沙博理开玩笑说:“你学的那个中文到底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纽约的华侨虽多,但他们说的都是广东话。所以,沙博理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对中国龙深感兴趣的他,为了更好地学好中文,特别想去中国看看。正好军方发下来500块美金的退伍军费,他就拿去买票了。
1947年的时候还没有客机,只能坐船,买不起大客船的票,沙博理就花了300美金坐上一个小货船,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终于从纽约到了上海。
沙博理在耶鲁大学还有一个演喜剧的中国同学,他们很要好。他的这个名字就是那同学给起的,意思是“博学明理”。来上海时,对方跟他说自己有个朋友,叫凤子,能教他中文。
于是,在一幢破败的五层公寓楼“万岁楼”的顶层,一个三十来岁非常漂亮的女人为沙博理开了门。她穿着一身简单的旗袍,高跟鞋,薄施脂粉。她就是凤子。
在沙博理眼里,凤子不是特别漂亮,但她表情很有神,感情很热烈,让他很喜欢。
最开始,沙博理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希望她帮助自己学中国话,学得地道一点。凤子也希望他教她学英文。后来,他们就约定一个星期二四六或者一三五,沙博理隔一天到凤子那里,她教他一个小时的中文,他教她一个小时的英文。
凤子本名封子,当时的她是封建时代的叛逆者。复旦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名职业演员和新闻记者。但她和一个年轻的教授离了婚,因为教授期望她做一个家庭主妇,但凤子“绝不当中国的娜拉”。于是,作为中国最早主演《雷雨》、《日出》的演员,在戏剧界享有盛名的她自日本侵华之后,转移到大后方,从事新闻报道。抗战胜利后,她又回上海主持进步杂志《人世间》。1947年,她已经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慢慢地,随着交往的增多,沙博理感觉到了凤子的特别:在她身上找不到半点东方人“高深莫测”的影子。她活泼,富于表情。高兴时像个孩子似的高声大笑,生气时眼睛里冒出火焰。时间长了,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一块儿上剧院,看现代中国话剧和古老的中国戏曲。凤子向他解释其中的情节,而且指出它们的思想、主题、习俗、文化背景。沙博理也向她分析她所看到的美国影片和翻译小说的意义。
当时的旧上海,通货膨胀相当厉害,交通主要是黄包车,沙博理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一次,他和凤子坐上这种车后,感觉哪儿都不对劲,于是赶快下来,和车夫一起,一左一右地拉着凤子跑。他不忍心。他的举动弄得车夫目瞪口呆。
最初,沙博理来中国是想进一步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到上海不久,凤子笑他说:“你要学这个,就不应该到上海来,而应该到北平(北京)。”可是,沙博理口袋里的钱已经快没了,怎么办呢?凤子就劝他:“你原来是学律师的,应该赶紧去找一个律师工作。”
采纳了凤子的意见,沙博理果然找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这样,他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慢慢地,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律师事务所,买了一辆汽车。
更让沙博理吃惊的是,凤子竟然毫不避讳地告诉他,自己是地下党。沙博理很佩服她,尊敬她。因为他认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很了不起。
经过凤子的介绍,沙博理认识了几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他还以他律师的身份做掩护,使地下党避开了当时国民党特务监视的目光。
因为有了这个外国人的身份,国民党不能够随便来查他的房子。更好的掩护是,沙博理的律师办公室在高楼大厦里,相当讲究,好像很有派头的样子。下班以后,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人,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时在那儿开会碰头。
爱上中国凤
虽然前景并不明朗,沙博理还是决定向凤子求婚。在他眼里,凤子勇敢、热情、坚强,他钦佩她,并慢慢爱上了她。而他自己,喜欢中国的文化,愿意留在中国。
在凤子看来,沙博理谦虚、有礼,对中国有真正的感情。虽然是老外,出去并没有人围观。没有太迟疑,凤子答应了他。
两个人原本是想低调结婚的,但是文艺界的朋友冯亦代调皮,开玩笑“害”了他们。冯亦代为了50块美金的奖金,把这个消息卖给报纸刊登了。结果朋友们就都来问他们了,要求他们“交代”婚礼具体的时间、地点。
1948年5月16日,两人结婚了。婚后,小两口虽然很恩爱,但怎么也改变不了因不同的国情和社情造成的隔阂,这对中美合璧的夫妇,彼此的感情一次次面对不同国度冲突的考验。
1950年,沙博理与凤子的女儿出生。沙博理为她取名为“亚美”,意思是“亚洲”与“美洲”的结合。另外,沙博理稍稍掩盖了他的得意:他不敢宣称女儿是最漂亮的,而是“亚”美。
可就在这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美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牺牲。凤子热血沸腾,跟一个慰问团一起去了战场。同行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在美军的空袭中牺牲,凤子也差点丢命,多亏一小个子战士猛地把她推倒在地上,压在她身上保护她。
对美国的仇恨使凤子对沙博理产生了隔膜。从朝鲜回来后,凤子埋头于写文章,作演讲,宣传志愿军的顽强精神,将沙博理冷落一边。
沙博理当然很不快乐,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反美的情绪很高,他心里肯定不是个滋味。可凤子也饱受内心的煎熬,她恨美帝国主义,但她自己的丈夫却又偏偏是个美国人!
两人的感情陷入了危机。
其实,凤子也知道,沙博理一直是一个坚持和平的人,他曾参加过一系列伸张正义的活动。但她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无奈中,凤子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上级组织,组织以“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慢慢地说服她。沙博理对她的爱也终于使她平息了苦恼,家庭重归平静。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亚美的少年时期,中国与美国关系僵硬。亚美虽然改变不了自己父亲的身份,还是以某种方式表示了与国家的一致:她一直不肯说英语。
这让沙博理很孤立,也很凄然。他觉得自己似乎是这个家庭中多余的一员,日日以北京二锅头买醉。
直到很多年后,当亚美已是北京某著名医院的医生时,她很后悔当年的执拗,终于开口:“Dear father!(亲爱的爸爸!)”沙博理抱着亚美喜极而泣。
1963年,沙博理做了历史性的抉择,正式申请加入中国籍。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批准下,他如愿以偿,成为中国公民。
恰巧这个时候,沙博理突然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焦急的母亲放心不下留在中国的儿子,在丈夫走后的一个月,怎么着也要来中国看看儿子才放心。沙博理对已经七十多岁的母亲长途跋涉来中国很不放心,一再在电话里说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不错。可她就是半信半疑。
1963年的冬天,母亲先取道日本,再转到香港,然后到深圳。沙博理和凤子去深圳接站。
这一天,深圳罗湖桥上,母亲站在那头,沙博理站在这头,两人泪流满面。这个场面他至今都记得。母亲一来,他的朋友们都热情得不得了,请她吃饭,陪她聊天,组织上还安排沙博理带她出去旅行,苏州、杭州都去了。看到儿子在中国生活得确实不错,母亲这才真的放下心来,也就不再坚持要他回美国了。
可是沙博理回美国探亲就不那么容易了。
按照中国的法律,拥有中国护照的沙博理去美国探亲是一点限制都没有的,什么时候去美国都可以。可令他犹豫的是,他害怕自己回不来,更怕从此以后见不到凤子。因为当时美国国内还有些势力在反华,他怕对方找借口说他是中国派来的特务扣住他。
直到有一天,沙博理单位一个同事看报纸,说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已经入了美国国籍,并回国来看他老母亲。同事就跟沙博理说,你看人家入了美国国籍的能回来看自己的老母亲,你入了中国国籍的怎么就不能回美国去看你的老母亲?沙博理一想,这话有道理啊。那个时候中美还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政治空气明显好转了。
几经辗转,沙博理和凤子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他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中国人”身份访美的人。
爱上中国龙
从美国回来后,沙博理的一个朋友写了一本书叫《新儿女英雄传》。作者说这个语言比较简单,让沙博理试着翻译。正好有一天,有个领导来看凤子,发现沙博理在翻译这个,第二天就通知沙博理去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
此后的几年,可以说是沙博理和凤子最安定幸福的几年。俩人夫唱妇随,形影不离。
《新儿女英雄传》全书译完后,沙博理把翻译的书拿到美国去,被纽约正式出版社所接受,这是介绍中国的第一本书,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那个时候,美国并不愿意将红色中国的出版物引过去。
从那以后,沙博理的翻译劲头儿就一发不可收。最初主要是“革命文学”:《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后来他也翻译“五四”时候的作品。这一兴趣促使他后来进入外文局,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中国作家的许多名著名篇,包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及其他故事》,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蚕》。
也正是因为沙博理的特殊性,一些导演请他在电影中客串角色。上世纪60年代,他在电影《停战以后》中扮演了“司徒雷登”式的人物。1976年在电影《长空雄鹰》中,他扮演在朝鲜的美国空军司令。甚至,他还在电影《西安事变》中扮演蒋介石的美国顾问。
1969年,组织上问他愿不愿意翻译《水浒传》,沙博理当然很高兴了,抱着好几个版本的《水浒传》回家了。
第一次接触长篇古文小说,沙博理有些困惑,这是古代的一个社会,他们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兵器,他都一头雾水。
就在沙博理老虎吃天般不知如何下手的时候,凤子把贤内助这个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凤子文言文功底比较好,对中国的文化又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很多问题都可以问她。不仅是词儿,而且人的思想感情,她也能给沙博理解释清楚。
可是,好景不长,这难得的平静生活就被完全打乱了。
接连而来的中国政治运动使沙博理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更深层的思考。朋友赵树理被迫害致死,老舍在北京投河自尽,凤子也受到巨大冲击。
这年秋天,身为文艺界骨干的凤子,因为她的上海背景而成了江青重点打击的对象,被隔离写了10个月的“交代材料”后,又作为严格监管对象被下放到河北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
别人管得都不太严,周六周日还可以回家,但凤子不行。这么一来,差不多8年,他们都很少见面。她回不了家,沙博理想去看她,可同事又都劝他别去,说那些家伙都“左”得一塌糊涂,你一个美国人跑去干校看她,那些人就更要乱说了。沙博理想不通,他胡子翘得老高地跑到造反派那里提出抗议。可是,再抗议又有什么用?红卫兵们几下就把他推了出去,急得他干跺脚也没辙。
无奈,沙博理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一边继续翻译他的《水浒传》,一边和女儿相依为命。
一百回的《水浒传》,由沙博理译成了既信且达又雅的英文。这本译著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旧译本相比,沙博理的译本赢得了很多赞誉。
有意思的是,因为《水浒传》的英文翻译是很光荣的,各当权派都愿意往自己脸上贴金,都说是在自己领导下翻译的《水浒传》,所以他们都没有批斗沙博理。因此,沙博理笑谈“是宋江救了我”。
因为沙博理没有挨斗,老婆在干校他都不去看,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圈内人对他略有微词。也许,和时代的动荡不安交织在一起的各类情感复杂得难以言明,只有等到风平浪静之后,才能淡泊回首。
1995年12月23日,沙博理所在的工作单位外文出版局为庆祝他80岁生日举行了午餐会,他特别赞颂了他的亲密爱人。“我最感谢的那个人,”他说,“凤子在我的文学翻译中,在我的写作中,在我的国际活动中,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她使我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对中国文化的欣赏。我深深地感激她。”
这一天,沙博理在床头柜里发现了妻子写于1993年10月的作品《迎接金婚——八十自述》。在文章中,她说:“我们爱过,怨过,只有今天似乎才有所相知,才相互了解彼此的为人、脾性、喜怒哀乐。漫长的岁月,战争、‘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人的性情有时几乎被扭曲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才发现彼此的长处和弱点。……相依相伴几十年,风风雨雨过来了,互望两鬓白发,喜悦的笑容爬上了满脸的皱纹。”
1996年,凤子病逝于北京。熟悉她的人从各地发来电报表示吊唁,人们盛赞她对中国抱有的信心,对不公正现象的仗义执言,对他人的关心以及对名利的淡泊。沙博理深深感慨,凤子不只是他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他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
此后,沙博理更加勤奋写书、译书。《我选择了中国》这部自传,向国际人士介绍了一个沙博理眼中的崭新而真实的中国。然后,在他90多岁的时候,他把中国的一位世纪伟人推向了世界——受邓小平女儿邓榕的委托,把《我的父亲邓小平》翻译成英文。
如今,沙博理与女儿依然住在北京的一条老胡同里。凤子曾在她的《人间海市》(凤子的散文集,她辞世后经沙博理整理出版)中描述过他们的小院:“我们居住在一所老旧的民房里,有一方小院。我们有相同的爱好——养花。……每逢仲春时节,第一茬月季出了芽,绽开了花,我们轮番到院里的花丛中观赏。”凤子已经远行,沙博理还住在这里。女婿在上海办公司,外孙女在美国上大学。他每天早上都要打开电脑,上网看看有没有外孙女的电子邮件。偶尔得空,他也会静坐下来,凝望墙上凤子的遗照。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但是沙博理说:“我没有这个感觉,我的根已经深入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就是我的家,等我上天了,我希望我的根儿还在中国。”正如他在英文自传里写的那样,“to love a Phoenix,to love a Dragon(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凤。”
编辑 / 杨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