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3年在《教育工作》(《江西教育》的前身)发表处女作以后,我便跟她结下了不解的情缘。1954年春,我正式调入杂志社工作,开始了我与《江西教育》一生的情缘。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南昌师范求学时,经常和几位爱好写作的同学,将身边发生的事情写成稿件,然后向报刊社投寄。17岁那年,我写的一篇小通讯《做斯大林的好学生》发表在《教育工作》1953年第3期上。当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这是我的处女作。
　　1953年6月,我从南昌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省教育厅工作。
　　1954年春,厅领导安排我到机关刊物《教育工作》杂志社工作。当时的省教育厅副厅长吕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树立信心,边干边学;要爱社如家,用心办刊。”当时,编辑部只有5位编辑,其中一位叫胡依凡,50多岁,早年在上海“左联”搞文艺刊物,他为人很热情,非常欢迎我加入他们这个团队。为了尽快熟悉业务,适应新的工作,我一方面加强学习,另一方面拜胡依凡为师,经常向他请教业务上的问题。那时,省教育厅的领导非常重视杂志社的工作,副厅长吕良和厅秘书主任周韦志亲自负责《教育工作》的终审工作,他俩每稿必看,而且看得很仔细,一些重要言论均由他俩自己或指定别人撰写。当时,由于编辑人手少,故实行分工合作,采、编、校一条龙,要求编辑一专多能,力求“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当时我只有18周岁,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年龄,什么技术都想学,什么活都抢着干。数年下来,我在采访速记、现场抓拍、急速成文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1958年下半年,《教育工作》更名为《江西教育》,而沿用至今的《江西教育》刊名是由享有“教育省长”美名的邵式平同志题写的。当时,社里派万钧和我前往省政府联系此事。当邵式平省长的秘书把我们带到邵省长的办公室后,邵省长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秘书摆好文房四宝后,邵省长走近办公桌,挥毫疾书。我们把邵式平省长的墨宝带回报社后,大家都如获至宝。
　　1968年9月,《江西教育》停刊,1980年10月正式复刊后,我又回到了杂志社工作。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吕良欣喜地为《江西教育》写了复刊词。
　　从此,我便再也没有离开过《江西教育》,一直干到退休。在这几十年的采编生涯中,有很多无法忘却的记忆。1955年春,我深入农村学校采访,当时正值汛期,通往学校的木板桥在洪水的冲击下摇摇晃晃。我临危不惧,手足并用爬行500多米才过了木桥。1956年秋,我去婺源县彰公山采访一位山乡教师,独自一人走了几十里山路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一次,我在弋阳县采访完毕后,拟去铅山县河口镇采访,但没有开往镇上的客车,我只好搭乘运生猪的货车。因公路坑坑洼洼汽车颠簸不已,惊得生猪在车厢里乱窜,弄得我一身脏臭。另外,我还有过三次更为惊险的经历:一次是患乙型脑炎,出差归来未进家门就住进了医院,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另一次是送稿去新华印刷厂,回单位的路上下腹突然剧痛难忍,我赶紧坐车到江西省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阑尾炎穿孔,必须马上住院开刀,待单位领导和家人赶到医院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还有一次,我出差去铜鼓采访,顺便帮单位购买建职工宿舍所需的杉木板材,没想到在宜丰县芳溪小河边出了车祸,导致我脾脏破裂大出血。对此,我虽感到后怕,但无怨无悔。
　　1968年10月,我随省教育厅干部下放上高,1980年1月调回江西教育杂志社工作。1984年,我被任命为总编室主任,协助社领导搞好社务、财务、政工、通联、后勤等工作,一直干到1996年退休。
　　我的一生与《江西教育》可谓唇齿相依、命运相连。经过60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如今的《江西教育》已在竞争激烈的期刊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发展势头喜人。退休之后,期刊社每月都给我赠送《江西教育》等杂志。收到杂志后,我会认真研读上面的每一篇文章,从中汲取精神养料。偶尔,我也会有感而发写点小文章给编辑部。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我始终在关注和关心着《江西教育》的发展。我坚信:《江西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作者系江西教育期刊社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