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宋墙上依然保存着一种古老的建筑工具——水平石，有人曾形象地将其称作“研究古代建筑营造史的活化石”。古时候，由于没有先进的水平测量仪器，人们在建屋盖房时，为了校正地平线、测量建筑高度，会先将石条嵌入墙体，再通过盛有水或水银的条状凹槽尺，校正石条的水平度，而后这块石条就会成为永久的水平点，它不仅能在建筑营造过程中，提高各项指标的准确度，也能为日后的建筑改造、修复工程提供有效的帮助。

从门楼到书斋“潮派建筑之翘楚”

　　从藤巷西口穿出，行至文里文东路，可寻到不少堪称精品的古民居。历史上的文里村曾出过不少名宦巨贾，这些古民居多出自于他们之手，无不古色古香、各具特色，即便是将它们称作“潮派建筑之翘楚”，也不为过。
　　位于文里文东路路口的民居“双环献瑞”，由原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的祖父杨德科所建。当年，杨德科在南洋地区开办船务公司，其手下船队常年穿行于广州、潮州、泉州等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经过多年的打拼，杨德科借海运之盛，赚得钵满盆满，而后就回到家乡文里村修建了这座豪宅。
　　民居“双环献瑞”的最大特色，是将传统的潮派建筑风格与古典的西方建筑艺术有机结合：整座院落共分为二进，由牌楼、后楼、火巷及从厝组成，是典型的潮派院落布局；宅院内的局部建筑则透着些许西洋风情，譬如将传统的浮坛建筑，修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哥特式洋楼。令人惋惜的是，这座哥特式洋楼，已在1974年时被折毁，如今人们只能通过文献资料来遥想它曾经的风采。不过，“双环献瑞”内的其他建筑保存得還算完好，仅有部分建筑外立面上的木雕装饰，被岁月剥蚀得稍显斑驳。

　　潮州一带有句流传甚广的建筑术语，即“千斤门楼四两厅”，其含义为：对于一座民居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门楼，若想知道宅院规划是否大气，屋内装饰是否精美，单看门楼就能窥见一斑。民居“穆若清风”的门楼，是文里村中最别具一格的门楼。它矗立于文里文东路刺巷，其上的亭子全部以光滑如镜的花岗岩打造，上覆青砖古瓦，墙体雕琢有各式线条、纹样，看上去韵味十足。
　　文里人向来重视教育，以前村内每座大宅均设有书斋，行走于村中，总能听到琅琅读书声。如今，村内保存较为完好的书斋坐落于“东郊郡马府”内，是一座典型的浮坛式建筑，建于南宋理宗年间，出自当时的潮州刺史、郡马谢壶山之手。这座书斋不仅是古潮州文风鼎盛的体现，在建筑形制上亦凸显了古人对风水理念的运用——走廊屋架为柔美的拱形，但斋内的屋顶天面依然呈棱角分明的人字形。说得再明了一点，从位置上来看，书斋处于郡马府南角，在五行中属火位，所以在营造过程中，需借水形来化解；拱顶在潮派建筑学中属水，将其设在主厅通廊的屋架上，可起到解除火厄之用。

博大精深的祠堂文化讲究颇多的旗杆石

　　潮州地区十分重视孝道文化，因此在民间有“未盖房屋，先建祠堂”之说。不过对于潮州人来说，祠堂不单单是祭祀祖先的活动场所，更是乡规族法的执行地，甚至还可以被视为宗族血脉的象征。因此，无论是祠堂建筑，还是暗藏其间的文化内涵，都可以用“博大精深”来形容。
　　文里村古有祠堂36座以及诸多为追念祖先而修的公厅，其中一部分在岁月更迭中，草蔓石阶、逐渐荒废，还有些则被人为破坏，如今只剩下长房杨公祠、闲云杨公祠、谢氏大宗祠等16座祠堂。这些祠堂的建筑风格基本相同，整体呈宫殿式，沿中轴线对称，其中面积最小的为“二进三开间”，最大的为“三进三开间一后包”。
　　以大门为起点，细究文里村祠堂的布局：门楼通常为半亭式建筑，左、右两侧各立有一根石矴，用以承载屋顶两边的斗载，中间的大门处则安有门当一对；一进厅多设有屏风式样的扇门，从功能上来讲，这是一道“中门”，平日里需紧闭，只有在朝庭命官到访、迎接圣旨，以及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才能打开；主殿纵深多为三进，两侧设有12根石矴，用以支撑木结构的斗载和角载，殿中立有座龛和竖龛，其间安放着先祖神位。
　　既为纪念先祖、奉行孝道之所，文里村祠堂在细节设计上也有诸多讲究，特别是堂内花样百出的装饰和挂件，其种类之多，不仅有贝灰塑、漆画、彩绘等典型的潮州民间艺术，还有并称“潮州古建筑三大装饰工艺”的木雕、石雕及嵌瓷。其中，尤以大殿内的金漆木雕最为美轮美奂，这些图案或通过花、鸟、鱼、虫等雅致纹样，来寄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以儒学典故、戏剧故事，来体现忠君爱国、睦邻和里之思想……
　　除此之外，文里村祠堂还有另一大共同特征，那就是祠堂前都立有旗杆石。所谓旗杆石，说白了就是用来固定旗杆的石制基座。在古代，旗杆石就相当于今天的荣誉证书——若是族内有人中了举人、进士，人们就会在祠堂前立旗杆石，并将荣登金榜者的名字及中榜年份、科目、名次镌刻其上。立旗杆石时很有讲究，比如举人的基座须矮于进士，且只能修成四边形，而进士则可建成六边形或八边形；文科中举者的旗杆石装饰多为笔尖造型，武科中举者的则多刻成戟、剑或兽头的形状。旗杆石立好后，得中功名者会在乐班的伴奏下，升绣有本家姓氏的功名旗，接着还要在祠堂中设席宴请全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