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世界上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竞争，最终其实都归结于技术进步的竞争。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且越来越出现技术无所不能的趋势的今天，一国经济增长或发展渐渐已不再受到物质资源因素的制约，而更多地受技术条件的制约。如计算机产业的核心部分是芯片，而制造芯片的基本原料几乎可以说是存在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沙砾之中的硅元素。
　　谈到技术进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人力资源的培训与使用，即教育与管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于发达国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与管理水平不够高，劳动力的素质偏低之余，在使用过程中其潜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平心而论，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否事情就至此为止了呢？其实也不见得。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土壤很可能比我们任何人在一直以来所以为的那样更为复杂，其中所包括的恐怕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及与人力资源关系重大的社会科学中的管理科学，甚至包括看来似乎与技术进步无甚关系的人文科学，乃至一国国民的哲学观。
　　我们不妨拿美、俄、日三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经历进行比较，以验证上述说法是否值得我们深思。之所以拿这三国比较，是因为它们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俄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美、日，但其技术水平与此二国相比当在伯仲之间。考察此三国在经济进步中的不同表现，进而影响到它们作为一个技术大国乃至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当可给予我国十分有益的启示。


　　美国当前的经济十分繁荣而健康，一方面经济增长保持了打破一切（和平及战争时期的）历史纪录的长期上升势头，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持续低企、政府收支由相当可观的赤字变成相当可观的黑字，暗示了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比以往各次更为实在、更少泡沫成分。普遍认为，美国这一轮的长期繁荣正是得益于以计算机产业为领头羊的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网络产业更是主力中之主力。追根溯源，我们将发现，计算机（网络）产业所依赖的技术进步是在70年代后期在美国萌芽，发展到80年代应用于经济领域，到了90年代更是进入千家万户，飞速迈向比尔·盖茨年轻时所梦想的“每人桌上都有一台计算机”的目标。
　　乍一看来，因特网的发展，与近现代的许多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并无不同，即都是先在军事工业形成，再转到民用领域。因特网最早源于美国国防中的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分新颖的战略思想：为了避免敌人的毁灭性武器命中全国的军事指挥控制中心，应该怎么办？传统的方法是一方面想方设法尽可能地不让敌人知道中心的确切位置，另一方面提高中心的抵御打击的能力。但在当今的核武器时代，对方有着连一个星球都可以炸毁的核弹，再固若金汤的防御设施一旦受到攻击肯定马上化为乌有。而只要有机密存在，就总有打探出机密的方法，所以靠保密中心所在位置的方法也不是长远之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军事人员充分发挥逆向思维，想到既然不可能长期、有效地保护中心免受攻击，那么还不如根本不设中心！让每一个基地乃至每一台电脑都能独立运作，这么一来等于有无数中心，敌人除非真的将这个星球炸了，否则即使其中一个基地或电脑受损，也不影响其它基地或电脑继续发挥作用。正是这种“非中心化”的思想成为形成因特网的最基本的概念。
　　我们不妨问上一句，为什么同样是军事工业技术十分发达的俄国（当时的苏联）没有发明因特网，而是美国一家独享这创意呢？是偶然性的因素造成了苏联与因特网的早期发展失之交臂，还是其中有些必然的因素决定了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笔者以为，后者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如前所述，技术进步不仅仅关涉到与技术直接相联系的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仅仅关涉到与创造与运用技术的人相联系的社会科学中的管理科学，更关涉到为这项技术提供整个思维背景的一国国民的哲学观。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思潮盛行的国度，相对“集中”（centralization）而言，美国人更着重“分散”（decentralization）；与此相反，苏联的国民哲学观中“集中”是优胜于“分散”的。表面看来，这种哲学观只影响到两国的政治架构安排，如美国实行较松散的“联邦制”，政治生活中强调分权；而苏联则在国土面积如此之大、民族成分如此之复杂的国家里实行较集中的“单一制”，政治生活中更强调中央集权的重要性等等。但正是这种哲学观上的不同，决定了苏联不可能靠自身创造出哪怕只是因特网的概念。试想一个惟恐中央集权不够的国家怎么可能想象得出它的军事基地乃至每一部军用电脑都是自成体系、足以构成一个小中心？那中央还怎么能够控制全国的国防？即使有个别科学家或技术人员异想天开在一闪念间冒出这种想法，肯定也不可能得到军事高层的首肯，更不要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究开发了。只有在美国，人们自小接受“分散”观念的熏陶，对每一个个体能够也应该自成中心的概念视为家常便饭的条件之下，以无数分散的小中心取代独一无二的大中心的逆向思维才有诞生的土壤。这种观念，不是靠一代两代的优良的技术教育乃至狭义上的素质教育可以培养出来的；它是历经无数代人的哲学观的长期积淀以至成了一种文化内涵后才能起作用。


　　再看美国与日本在计算机方面的技术进步的比较。在80年代，日本一度呈现超越美国甚至“收购”美国之势。到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不少人归咎于之前的日元过度升值，使日本的经济出现泡沫。但若以理性而非“事后诸葛亮”式的态度来进行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现的日元大幅飚升确实是有日本的经济在背后作支撑的，因此是实质性的而非泡沫性的现象。日本经济在战后急速增长，货币却一直以固定汇价与美元挂钩，日元的确是存在严重的被低估的情形。至于后来日本步入衰退后日元显得被高估而存在泡沫，恰恰是因为日本的增长能力没有能够维持下去，使币值与经济表现之间出现差距且日渐扩大。
　　日本经济赶超美国势头减弱的现象虽在90年代初才出现，但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技术根子却早在80年代中期就埋下。在那段时间，日本在多个重大的技术领域，尤其是电子及计算机领域都出现了直至今天回顾才能发现的偏差。如电子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视像清晰度技术。传统的提高视像清晰度的方法是增加喷射到荧屏上的电子射束数，在80年代的时候日本在这方面的工艺技术已经超过美国。美国进入该技术领域的时候，日本已经占据“领导者”（leader）的地位，美国若遵从同样的方法，只能成为“追随者”（follower），在技术标准上难免受制于先行一步的日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聪明地放弃了传统的方法，转向其自身更有技术优势的数码技术，以数码方式而非增加电子射束的方法提高视像清晰度，从而不仅在视像清晰度领域压倒日本登上领导者地位，而且开创出该领域的新技术、新标准，一举将日本所精擅的技术打入昨日黄花的落后队伍之中而使之形同废物。又如计算机方面，日本在储存器等的生产能力方面以其质量高、成本低的优点而在80年代中期也一度将其美国的同行逼到走投无路的困境。如Intel就曾因此而被迫从储存器的生产中撤退出来。但在此之后，日本走进了全力以赴开发超级电脑的歧途上去；而美国却转向了后来成为真正热潮的个人电脑的开发。这种改变在当时或者不甚引人注目，但在进入90年代后，谁掌握了大势所趋，谁就成了赢家。


　　以上美日的技术进步比较从表面看来也似乎只是两国的技术人员及商人一种偶然的战略选择的结果，但其实背后也同样存在着必然的因素。日本的国民哲学观中有着强烈的模仿色彩，日本人之善于模仿乃是举世公认的。这种能力有其优越的一面，使日本能迅速从别人的经验中吸取精华，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但也就决定了日本人只有在作为一个“追随者”时才能充分发挥这一优点，一旦他自己成了“领导者”，再也没有可供模仿的对象，必须靠原创精神打拼出新天地时，他就显得束手无策了。而美国人则往往不甘于当“追随者”，不能当“领导者”时就算是另辟蹊径也要再创天地，使自己成为那一个天地的“领导者”。而且一个惯于模仿的人，往往因循既往，当时势不变时，前人走过的路当然还可继续追随下去；但若是适逢到了时势的转捩点的关键之处，重要的就已不是以前的金科玉律，而是眼前瞬息万变的形势。在这一方面，又是美国人“求变”的哲学观更派上用场，因此以比尔·盖茨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大学肆业生却已灵敏地嗅到个人电脑时代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偌大一个日本电子界却仍在埋头苦干生产超级电脑。此外，相对苏联而言，日本的中央集权色彩虽然没那么严重；但相对美国而言，日本的集体主义观念也是远远压倒个人主义的。大多日本人都追求进入大公司，与某一庞然大物建立归属感。但往往大公司都易于陷入日常规程之中，很难察觉到时代气息的微妙变化。即使是在美国，电脑界巨人IBM在面对80年代的转捩点时也显得僵化、笨拙，若非有苹果、康柏等小公司在个人电脑业中先拔头筹，恐怕也难以光靠IBM从其内部产生变革的动力。而且这种模式并不是80年代独有的，到90年代又有戴尔等以更神奇的方式和速度刷新着电脑界的纪录。
　　通过上述对美国、苏联、日本在计算机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比较，相信已有力地证明，一国的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制约技术进步的因素并不止于我们平时所谈的一些科技或教育管理之类的形而下的因素，更包括了我们以为与技术进步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国国民哲学观的形而上的因素。记得在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一次“哲学是什么”的讲座上，有人问到：“哲学有什么用？”或者本文可以提供其中一方面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