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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政党制度史上一种新的政党制度范式。相较于其它政党制度，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逻辑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植根于中国而生长的;从政党制度内在特征的横向逻辑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其民主具有真实性、治理具有有效性;从政党制度发展成效的逻辑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切实有效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政党制度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性
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 这一论断首次正式将我国的政党制度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标明我国当前的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属性的新的政党制度范式。这种“新”，只有在同其他政党制度的比较中才能更加彰显。
一、历史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植根于中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长具备历史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它是中国大地上先有政党后成立国家的特殊国情下的产物，是植根于中国的政党制度。1905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率先拉开了中国近现代政党政治的序幕，此后，政党丛生，到民国初年，约有三百多个政党存在于中国，在此背景下，议会多党制被推崇，但最终却沦为权力争夺的工具并宣告破产。后来，虽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了合作，却惨遭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右派使用残酷的手段摧毁，一党专制，不允许其他政党在中国境内有生存空间，形成国民党独断专行的局面，最终遭到中国人民的抛弃。在此期间，一些党派倡导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政党体制，但由于其力量不足并遭到国民党的迫害，这一幻想最终破灭，表明纯粹的西方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留存的条件和机会。同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并未机械的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强调同其他党派合作并保持自身领导地位的相关学说指导下，结合现实国情，开创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形式，成为后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顺利建立的因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于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启了协商建国的新纪元，标志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
总之，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多党制、一党专制和两党制，而是这些尝试在中国大地上皆以失败告终，不适宜在中国土壤上生长下去，多年的实践和探索表明：只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政党制度，因为它既不是受制于西方、照搬西方已存在的政党制度所形成和发展的，也不是照抄苏联政党制度所构建的，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立足于国情和实践逐步形成的由历史和人民共同选择的富有中国风味的新型政党制度。
二、制度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其民主具有真实性、治理具有有效性
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为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基于此，可引申出这一政党制度相对于其它类型政党制度的“新”之处，即民主具有真实性、治理具有有效性。
（一）民主的真实性
民主的形式有很多，但重要的是民主的价值目标可否实现。近现代政治崛起直至今日，西方凭借其实行的“票决式民主”，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但是，民众根据表象做出判断并投票的方式是一種程序上的民主，在西方现行的政党制度下可能会存在失真、失效的问题。一方面，西方现有的政党制度下，民主总是与竞争联系在一起，选民通常只有前期投票的权利而欠缺后期持续参与的机会。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民主。另一方面，政党的“代表性”有待商榷。西方政党代表的始终是本党派的利益，因此，只能在不触及本利益集团的权益上才考虑其他人的需求，一般不能反映和顾及多元群体的利益。
社会主义民主从来就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做出来的。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尤以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这一标语为起点，无数人致力于追求民主，至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身处人民群众中，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并不断吸纳各领域各类优秀人才加入党组织，确保了人民性和利益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民主党派有其特定的党员基础，保障了参与性和多元性。民主的真实性还表现在“政治协商”的基本原则。各民主党派能够合法发表自己的见解，无党派人士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海内外侨胞也能通过合法途径参与政治协商。如此，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设置就展现出社会主义民主较大的包容性，确保了人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持续性。70年的实践完全说明了新型政党制中“民主”内涵的利益的有序和有效表达，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展现出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优点。
（二）治理的有效性
从西方执政党的选举机制来看，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每个党派都可能取得执政权。因此，在选举过程中，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展开激烈竞争，致力于揭露竞争对手的缺点甚至丑闻来给本党增加获胜的筹码，最终可能会发展为恶性竞争，对治理毫无效用。其次，从政党制度的运行方面来看，执政党的更替决定了政党推行的执政纲领和治理政策的不稳定性，现任执政党有可能将上一任执政党推行的政策全局否定，重新颁布新规，难免会造成政治局面不稳定、政策执行力较弱的问题。此外，国家的公权力掌握在不同政治主体手中，由于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导致政治主张与政治诉求也可能出现冲突，某一项公共政策能否通过乃至能否顺利实施都是不同政党间的利益博弈，从而必然导致各政党之间处于对抗的状态、甚至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大打出手，或是在政策推行周期长甚至政府关门，造成整个国家决策和治理的低效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对于西方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在治理上更具制度优势。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创立了一种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际间和谐相处的关系模式，展现出民主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思维。首先，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保持了执政主体的稳定，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个原则能够统筹全局和长远，兼顾不同身份人民的利益，平衡和领导各种力量，进而提高治理水平。其次，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党派之间是一种合作、共存的政治关系，突破了充斥着激烈竞争的多党制模式，实现了各政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2]，体现为一种集体理性，有利于保证国家政策决策的高效率和内容的兼顾性。 三、发展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切实有效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国政党制度的效能不是永恒的，一旦这种制度无法顺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它的优势也将不复存。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西方的政党制度还是中国的政党制度都是抱有美好的政治愿望而在不断发展的，其中的区别就在于其发展的成效。在西方政党制度的发展史上，为确保执政地位的稳固和保障本阶级利益，西方的政党制度尝试过不少的变革，其中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从现实维度来看，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着的危机，如民粹主义冒头、政府停摆等问题，促使人们进行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更反映出我国的政党制度之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创造的被人民和世界公认的种种奇迹，与我国施行新型政党制度有重要关系。自我国的政党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完善符合我国真实需要的政党制度。一方面，政党制度自身不断发展。首先，政党制度的基本方针在探索中得到升华，由八字变为十六字。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发布为起点，政党制度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政党制度的地位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逐步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新的实践发展，我们党和国家出台了多部相关党内法规和政策文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也在具体贯彻施行的实践中发挥出举世瞩目的制度效应，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从政党制度的主体发展来看，不仅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自身的建设，民主党派也在不断提高自身作为参政党的能力和水平，保障了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持续维护民主价值和发挥治理优势。可以说，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坚守的一项中国特色和中国创造，为世界其他国家都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以及可供参考的经验启示。
总之，无论是从生长于中国的历史纵向逻辑，或是从制度所内在蕴含的民主的真实性和治理的有效性的横向逻辑，还是从制度所产生的显著政治绩效来看，新型政党制度都彰显出独特的制度效能。今后，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还将继续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需要而不断调试，我们要系统总结多年来新型政党制度成功的重要经验，树立起应有的制度自信，继续将这一新的政党制度范式坚持、发展和完善下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時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新型政党制度凝聚起磅礴的奋斗伟力[N].人民日报，2018年3月7日（05版）.
[2]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01版）.
关键词：政党制度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性
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 这一论断首次正式将我国的政党制度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标明我国当前的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属性的新的政党制度范式。这种“新”，只有在同其他政党制度的比较中才能更加彰显。
一、历史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植根于中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长具备历史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它是中国大地上先有政党后成立国家的特殊国情下的产物，是植根于中国的政党制度。1905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率先拉开了中国近现代政党政治的序幕，此后，政党丛生，到民国初年，约有三百多个政党存在于中国，在此背景下，议会多党制被推崇，但最终却沦为权力争夺的工具并宣告破产。后来，虽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了合作，却惨遭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右派使用残酷的手段摧毁，一党专制，不允许其他政党在中国境内有生存空间，形成国民党独断专行的局面，最终遭到中国人民的抛弃。在此期间，一些党派倡导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政党体制，但由于其力量不足并遭到国民党的迫害，这一幻想最终破灭，表明纯粹的西方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留存的条件和机会。同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并未机械的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强调同其他党派合作并保持自身领导地位的相关学说指导下，结合现实国情，开创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形式，成为后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顺利建立的因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于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启了协商建国的新纪元，标志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
总之，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多党制、一党专制和两党制，而是这些尝试在中国大地上皆以失败告终，不适宜在中国土壤上生长下去，多年的实践和探索表明：只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政党制度，因为它既不是受制于西方、照搬西方已存在的政党制度所形成和发展的，也不是照抄苏联政党制度所构建的，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立足于国情和实践逐步形成的由历史和人民共同选择的富有中国风味的新型政党制度。
二、制度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其民主具有真实性、治理具有有效性
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为鲜明的制度结构特征，基于此，可引申出这一政党制度相对于其它类型政党制度的“新”之处，即民主具有真实性、治理具有有效性。
（一）民主的真实性
民主的形式有很多，但重要的是民主的价值目标可否实现。近现代政治崛起直至今日，西方凭借其实行的“票决式民主”，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但是，民众根据表象做出判断并投票的方式是一種程序上的民主，在西方现行的政党制度下可能会存在失真、失效的问题。一方面，西方现有的政党制度下，民主总是与竞争联系在一起，选民通常只有前期投票的权利而欠缺后期持续参与的机会。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民主。另一方面，政党的“代表性”有待商榷。西方政党代表的始终是本党派的利益，因此，只能在不触及本利益集团的权益上才考虑其他人的需求，一般不能反映和顾及多元群体的利益。
社会主义民主从来就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做出来的。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尤以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这一标语为起点，无数人致力于追求民主，至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身处人民群众中，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并不断吸纳各领域各类优秀人才加入党组织，确保了人民性和利益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民主党派有其特定的党员基础，保障了参与性和多元性。民主的真实性还表现在“政治协商”的基本原则。各民主党派能够合法发表自己的见解，无党派人士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海内外侨胞也能通过合法途径参与政治协商。如此，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设置就展现出社会主义民主较大的包容性，确保了人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持续性。70年的实践完全说明了新型政党制中“民主”内涵的利益的有序和有效表达，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展现出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优点。
（二）治理的有效性
从西方执政党的选举机制来看，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每个党派都可能取得执政权。因此，在选举过程中，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展开激烈竞争，致力于揭露竞争对手的缺点甚至丑闻来给本党增加获胜的筹码，最终可能会发展为恶性竞争，对治理毫无效用。其次，从政党制度的运行方面来看，执政党的更替决定了政党推行的执政纲领和治理政策的不稳定性，现任执政党有可能将上一任执政党推行的政策全局否定，重新颁布新规，难免会造成政治局面不稳定、政策执行力较弱的问题。此外，国家的公权力掌握在不同政治主体手中，由于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导致政治主张与政治诉求也可能出现冲突，某一项公共政策能否通过乃至能否顺利实施都是不同政党间的利益博弈，从而必然导致各政党之间处于对抗的状态、甚至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大打出手，或是在政策推行周期长甚至政府关门，造成整个国家决策和治理的低效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对于西方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在治理上更具制度优势。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创立了一种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际间和谐相处的关系模式，展现出民主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思维。首先，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保持了执政主体的稳定，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个原则能够统筹全局和长远，兼顾不同身份人民的利益，平衡和领导各种力量，进而提高治理水平。其次，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党派之间是一种合作、共存的政治关系，突破了充斥着激烈竞争的多党制模式，实现了各政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2]，体现为一种集体理性，有利于保证国家政策决策的高效率和内容的兼顾性。 三、发展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切实有效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国政党制度的效能不是永恒的，一旦这种制度无法顺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它的优势也将不复存。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西方的政党制度还是中国的政党制度都是抱有美好的政治愿望而在不断发展的，其中的区别就在于其发展的成效。在西方政党制度的发展史上，为确保执政地位的稳固和保障本阶级利益，西方的政党制度尝试过不少的变革，其中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从现实维度来看，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着的危机，如民粹主义冒头、政府停摆等问题，促使人们进行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更反映出我国的政党制度之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创造的被人民和世界公认的种种奇迹，与我国施行新型政党制度有重要关系。自我国的政党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完善符合我国真实需要的政党制度。一方面，政党制度自身不断发展。首先，政党制度的基本方针在探索中得到升华，由八字变为十六字。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发布为起点，政党制度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政党制度的地位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逐步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新的实践发展，我们党和国家出台了多部相关党内法规和政策文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也在具体贯彻施行的实践中发挥出举世瞩目的制度效应，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从政党制度的主体发展来看，不仅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自身的建设，民主党派也在不断提高自身作为参政党的能力和水平，保障了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持续维护民主价值和发挥治理优势。可以说，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坚守的一项中国特色和中国创造，为世界其他国家都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以及可供参考的经验启示。
总之，无论是从生长于中国的历史纵向逻辑，或是从制度所内在蕴含的民主的真实性和治理的有效性的横向逻辑，还是从制度所产生的显著政治绩效来看，新型政党制度都彰显出独特的制度效能。今后，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还将继续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需要而不断调试，我们要系统总结多年来新型政党制度成功的重要经验，树立起应有的制度自信，继续将这一新的政党制度范式坚持、发展和完善下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時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新型政党制度凝聚起磅礴的奋斗伟力[N].人民日报，2018年3月7日（05版）.
[2]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