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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对新世纪文学的全方位影响甚至制导，文学的面貌诸如文学类型、书写方式、表达媒介、传播媒介、接受方式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以“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和文学传播学为理论依据，剖析新世纪文学的媒体化语境的生成和文学媒介化的走向以及媒介化进程中的种种文学行动与文学场域、文学现象与文学现实，重点对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语境、观念、属性、身份、场域、机制、话语、审美、批评等转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键词：媒介时代 媒体化语境 新世纪文学 文学嬗变
现代高新科技正以迅猛的发展势头走进我们的生活，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与便捷，也有精神审美的新奇与变异。就新世纪文学而言，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对新世纪文学的全方位影响甚至制导，文学的面貌诸如文学类型、书写方式、表达媒介、传播媒介、接受方式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文学在经历了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之后又与所谓的“数字媒介时代”为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社会变化了，时代变化了，文学也必然发生转变。这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要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样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对新世纪的文学实践，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考察，而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下进行探究，并剖析新世纪文学的多态化转型的，浙江传媒学院张邦卫教授所著的《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44万字）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
一、文学语境的新世纪转型
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文艺发展的“三要素说”，即文学艺术的发展同种族、环境、时代密切相关。丹纳所谓的“种族”指的是种族特性，它来源于天生的遗传性，是一个种族区别于其他种族的独有特性，这是一种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原始印记，是文艺发展的原动力或“内部主源”。丹纳所谓的“环境”既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是文艺发展的“外部压力”。丹纳所谓的“时代”内容较为广泛，包括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状况等，这些因素影响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时代是影响文艺发展的“后天动量”。如果将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置于当下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下，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进行统括，那就是语境。
所谓语境（context），也可称之为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按照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可能指某种社会情景或环境的直接而具体的特征，某种特定的互动行为或传播交流就处于这种情景或环境之中;第二，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势与条件之中，并被赋予意义。”从理论上说，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作为反映者的文学总是生存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语境的变换必然会导致文学的变迁。马克思认为，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其发展无论如何丰富多样，都“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丹纳曾经倡导过“环境生产作品”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因为这个缘故，每个新形势都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批新作品。也因为这个缘故，今日正在酝酿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它的作品，正如过去的环境产生了过去的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强调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恰与中国文学史上渐次呈现的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春秋笔法”“汉唐气象”“建安风骨”“宋元话语”“明清韵味”“民国印象”等相吻合。可见，文学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是随语境的转换而转换的。无论是对文学发展的解释还是对文学转型的阐释，我们必然要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去挖掘，从语境之维去掘进。概言之，就是所谓的“新语境，新文学”。
自从2001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以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中国文论界所关心和争论的一个新话题，“文学终结”似乎成了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现状的归纳与未来走向的预测。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并没有听命于文学研究的权威话语和裁判指令，依然在“文学终结论”的巨大阴影中走过了十八年，新世纪文学以多态化的存在大大地讽刺了“文学终结论”的臆测与妄断。透过新世纪文学十八年的繁华景象与喧嚣气象，我们不难发现，文学依然还是我们诗意的栖居所之一，文学还是文学，但文学又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文学与理想中的文学，文学正以裂变、畸变的姿态建构着“泛化”的文学行动、文学阵营、文学存在、文学空间与文学场域。正是如此，希利斯·米勒也不得不于2003年9月在《论文学》一文中申明他的辩证答案：“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设为基点。”在希利斯·米勒看来，不同媒介的文学应该有不同的纪元，他所讨论的“终结的文学”应该是基于文字的表达媒介和图书、报纸、杂志等这种传播媒介的传统文学，而不是基于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表达媒介和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电子传播媒介的新世纪文学，他甚至认为新世纪文学将会在新媒介的修正、支撑与庇护下“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
正是如此，我们认为新世纪文学是在媒介制导下的文学，在这些媒介族群与媒介部落当中，对新世纪文学影响最深、制导最重的莫过于以广播、电影、电视为主的电子媒介和以网络、手机为主的数字媒介，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广告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纷至沓来、争奇斗艳，这就是王一川所说的“没有媒介就没有文学”、南帆所谓的“新媒介新文学”，转生的旧媒介与新生的新媒介大大地修改着我们固有的文学观念、文学规则、文学惯例、文学思想、文学价值、文学行动、文学空间、文学形态、文学样式以及文学审美。新世纪文学身处新世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着浓郁而厚重的媒介文化、技术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同质文化等的烙印，而在这中间又以大众媒介生产、推介与引领的媒介文化最为显著，毕竟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媒介文化内涵着诸如技术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同质文化的质素。具体地说，新世纪文学受以影视为主的影像文化、以网络为主的网络文化、以手机为主的拇指文化的施控与受控。正如张邦卫所说的：“在媒介自身地位由依附走向操纵、由受控走向施控转换的基础之上，文学的媒介诸如报刊、出版、影视、因特网等摆脱了作为工具和载体的附属地位，转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成为文学的‘恩主’与‘掌门’，媒介的文化指令成为媒介文学的主要法则。媒介的推衍，极大地拉动了文学的进步;媒介的革命，深深地引发了文学的革命。” 二、文学机制的新世纪转型
在《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一书中，张邦卫认为，新世纪文学机制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与商业机制，而非曾经一体化的国家机制与一统化的事业机制。具体地说，新世纪文学机制的重点越来越偏向于文学作品的出版与传播过程，而不是创作过程;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应用化、实用化、经院化的文学教育;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对“个人化写作”的宣扬;消费意识与娱乐观念等。不断“爆新”也持续“刷新”的新世纪文学机制是文学场中看不见的“推手”，它以其无形的力量对文学生成过程中各个环节进行协调，对各种要素进行有机组合和配置，随时对文学场施加强大的影响与掌控，是整个方案场生成过程得以运行的潜在动力与不竭引擎。正是如此，张邦卫明确指出，新世纪文学的机制转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事业机制’到‘商业机制”～。对此，作者主要从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传播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一是“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从生产方式来看，新媒介的使用使得文学的写作方式、发表方式、阅读方式等发生了明显的变革，“文学的媒介化”表现出了在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中双方话语权力的转移，即文学通过媒介来包装自身以达到商业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霸权的作用。文学观念在媒介化的作用下进行着重构，以新世纪网络文学为例，文学的媒介化表现在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替代了真实的现实世界、写作的作者（通常叫作网络写手）不再局限于小众的专业人士，普通的大众群体亦可以进行创作，作品不是在完结之后发布出来的，而是即写即贴，保持一个周期内的更新频次，再者传统文学作品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编辑、评论家等被普通读者的声音替代，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变得多元，读者也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如网络文学和短信文学作为文学媒介化下的产物，其独特的生产模式将逐渐蔓延至整个文学界。
二是“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变革”。从消费方式来看，该书指出，新世纪是媒介和消费共同建构的黄金时期，源于市场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媒介化推动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转型。书中将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转型概括为四种形态，即“直接消费”向“间接消费”的变更、“阅读消费”向“观看消费”的变易、“个性消费”向“类型消费”的变换、“作品消费”向“符号消费”的变调。
三是“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传播方式的变通”。从传播方式来看，随着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变革，新世纪文学的传播必然也要经历一次新的革命。该书在对新世纪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变更进行分析过程中，巧妙地结合到了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知识。书中将新世纪文学的传播方式的转型概括为四种形态，即从“作品传播”走向“事件传播”、从“书本传播”走向“影像传播”、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传播”、从“一维传播”走向“多维传播”。
当然，在探讨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传播方式的转型之时，作者以文学社会学、文学消费学、文学传播学、知识经济学等为理论指引，在整体上将新世纪文学聚焦到媒介化或媒体化语境进行考察，可以说是颇有理论底蕴与深度的。诚如张邦卫所说的，新世纪文学机制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与商业机制。这种判断，似乎又为我们透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难得到的视角与维度。
三、文学未来的新世纪忧思
当然，对于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张邦卫深耕挖掘的不仅仅只有上述所论的语境转型、机制转型。事实上，《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还深入论述了新世纪文学的观念转型、属性转型、身份转型、场域转型、话语转型、审美转型、批评转型等，只是本文限于篇幅，只重点评述了其中语境转型与机制转型。换言之，就是大作中的九大块中的两大块。正所谓“借一斑而窥全豹”“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通读全著，字里行间可见作者的理性分析与人文忧思，这种立足于新世纪文学的当下现实而透露的学者情怀，是尤其值得肯定的。
如张邦卫认为，新世纪文学在转型的进程中所出现的隐患不容忽视的。媒介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机制主要经历了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革，推动者新世纪文学的发展，但是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机制的转型是媒介化作用下的结果，在新的机制下，文学作品的作者队伍不断装大，有着百万千万粉丝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可能是街头送外卖的小哥，也可能是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来自不同职业的作者丰富着文学的体裁，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观并不总是正确的;作者人数的急剧增多，随之文学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然而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的文学要求的不仅仅是数量，还有质量;媒体化语境下的作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勾勒出自己想象中的王国;文学作品种类多了，读者可以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点的作品进行阅读，媒介化带来文学的生产热和消费热，扩大了文学市场的发展规模，对传统的文学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十几年来网络文学由青涩走向成熟，因其低门槛和内容的非传统性，媒介化市场下的文学作品参差不齐、质量堪忧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生产出来的作品和主流价值观相悖的现象屡见不鲜。
再如，张邦卫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媒介化”是一把“双刃剑”。作者以媒介化作为背景，对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传播方式三个方面的分析，总结了新世纪文学机制的革新，但是从分析的过程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机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忧虑。作者认为媒介文化霸权主义下，类似于机械时代的复制技术，现代传播媒介正在将新世纪的文学作品引向同质化、类型化的道路，异质化遭到挤压，这样的结果就是文学作品逐渐失去传统文学具有的灵韵，回味无穷的阅读体验只能从传统文学或新世纪的极少数文学中进行，文学作品的数量虽有提升，但是对于文学的总体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新世纪文学的数量和质量呈反方向的态势蔓延就是最形象的说明。从生产方式来说，新世纪网络文学的生产模式会使原本应该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中坚作用的专业编辑、专业评论家等失语，普通读者的建议被视为改进的重点参照，由此新世纪网络文学越来越走向泛化，越来越具有大众文化的气质，而纯文学和精英文学的气质愈发减少。从消费方式來说，新世纪的文学消费对商业性和时尚性的重视造成了文学传播的及时性和快餐化，文学鉴赏性和文学审美就要大打折扣，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亦被打破，出于象征性目的购买的文学作品成了炫耀的手段，显现的是畸形的文学消费。观看消费受限于时间，其本身就很难避免内容浅薄化、过程快捷化、路径间接化的特点，而且极易将文学作品置于尴尬的境地，观看消费热对应的便是阅读消费冷，纯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度很难保证，长此以往，读者可能只会徘徊在文学的周边，而真正的文学艺术中心却很难达到，类型消费和符号消费的消费者真正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和文学相关的其他方面，诸如文学作品的作者的私人生活等。从传播方式来说，与作品、作家有关的事件被聚焦与放大，以迎合大众的趣味，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高关注度促使文学作品的销售量和阅读量得到提升，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文学市场的繁荣，然而大多情况下话题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文学作品本身，狂欢之后很难回归作品本身，这种传播方式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消解。为此，该书指出影像、图片以丰富直观的画面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继而推动着作品的传播与阅读，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视媒介也扼杀了消费者接触文学作品的机会，扼杀了消费者想象的能力。
总之，张邦卫的《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紧紧围绕“媒介化”动因与“媒体化”语境，对新世纪文学转型的方方面面进行详尽的研究，包括历史、现状、路径与动向等，角度多维、视野广阔、材料丰富、思虑周全、观点新颖，既看到了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转型的正面，也看到了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负面，辩证分析，有理有据有节，既有深度观察，也有冷静展望，既有理论的参考价值，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该书是张邦卫所倡导的“媒介诗学”的新时代强力建构。
关键词：媒介时代 媒体化语境 新世纪文学 文学嬗变
现代高新科技正以迅猛的发展势头走进我们的生活，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与便捷，也有精神审美的新奇与变异。就新世纪文学而言，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对新世纪文学的全方位影响甚至制导，文学的面貌诸如文学类型、书写方式、表达媒介、传播媒介、接受方式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文学在经历了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之后又与所谓的“数字媒介时代”为伍。“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社会变化了，时代变化了，文学也必然发生转变。这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要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样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对新世纪的文学实践，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考察，而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下进行探究，并剖析新世纪文学的多态化转型的，浙江传媒学院张邦卫教授所著的《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44万字）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
一、文学语境的新世纪转型
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文艺发展的“三要素说”，即文学艺术的发展同种族、环境、时代密切相关。丹纳所谓的“种族”指的是种族特性，它来源于天生的遗传性，是一个种族区别于其他种族的独有特性，这是一种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改变的原始印记，是文艺发展的原动力或“内部主源”。丹纳所谓的“环境”既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是文艺发展的“外部压力”。丹纳所谓的“时代”内容较为广泛，包括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状况等，这些因素影响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时代是影响文艺发展的“后天动量”。如果将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置于当下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下，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进行统括，那就是语境。
所谓语境（context），也可称之为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按照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可能指某种社会情景或环境的直接而具体的特征，某种特定的互动行为或传播交流就处于这种情景或环境之中;第二，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势与条件之中，并被赋予意义。”从理论上说，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作为反映者的文学总是生存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语境的变换必然会导致文学的变迁。马克思认为，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其发展无论如何丰富多样，都“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丹纳曾经倡导过“环境生产作品”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因为这个缘故，每个新形势都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批新作品。也因为这个缘故，今日正在酝酿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它的作品，正如过去的环境产生了过去的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强调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恰与中国文学史上渐次呈现的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春秋笔法”“汉唐气象”“建安风骨”“宋元话语”“明清韵味”“民国印象”等相吻合。可见，文学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是随语境的转换而转换的。无论是对文学发展的解释还是对文学转型的阐释，我们必然要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去挖掘，从语境之维去掘进。概言之，就是所谓的“新语境，新文学”。
自从2001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以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中国文论界所关心和争论的一个新话题，“文学终结”似乎成了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现状的归纳与未来走向的预测。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并没有听命于文学研究的权威话语和裁判指令，依然在“文学终结论”的巨大阴影中走过了十八年，新世纪文学以多态化的存在大大地讽刺了“文学终结论”的臆测与妄断。透过新世纪文学十八年的繁华景象与喧嚣气象，我们不难发现，文学依然还是我们诗意的栖居所之一，文学还是文学，但文学又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文学与理想中的文学，文学正以裂变、畸变的姿态建构着“泛化”的文学行动、文学阵营、文学存在、文学空间与文学场域。正是如此，希利斯·米勒也不得不于2003年9月在《论文学》一文中申明他的辩证答案：“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设为基点。”在希利斯·米勒看来，不同媒介的文学应该有不同的纪元，他所讨论的“终结的文学”应该是基于文字的表达媒介和图书、报纸、杂志等这种传播媒介的传统文学，而不是基于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表达媒介和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电子传播媒介的新世纪文学，他甚至认为新世纪文学将会在新媒介的修正、支撑与庇护下“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
正是如此，我们认为新世纪文学是在媒介制导下的文学，在这些媒介族群与媒介部落当中，对新世纪文学影响最深、制导最重的莫过于以广播、电影、电视为主的电子媒介和以网络、手机为主的数字媒介，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广告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博客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纷至沓来、争奇斗艳，这就是王一川所说的“没有媒介就没有文学”、南帆所谓的“新媒介新文学”，转生的旧媒介与新生的新媒介大大地修改着我们固有的文学观念、文学规则、文学惯例、文学思想、文学价值、文学行动、文学空间、文学形态、文学样式以及文学审美。新世纪文学身处新世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着浓郁而厚重的媒介文化、技术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同质文化等的烙印，而在这中间又以大众媒介生产、推介与引领的媒介文化最为显著，毕竟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媒介文化内涵着诸如技术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全球同质文化的质素。具体地说，新世纪文学受以影视为主的影像文化、以网络为主的网络文化、以手机为主的拇指文化的施控与受控。正如张邦卫所说的：“在媒介自身地位由依附走向操纵、由受控走向施控转换的基础之上，文学的媒介诸如报刊、出版、影视、因特网等摆脱了作为工具和载体的附属地位，转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成为文学的‘恩主’与‘掌门’，媒介的文化指令成为媒介文学的主要法则。媒介的推衍，极大地拉动了文学的进步;媒介的革命，深深地引发了文学的革命。” 二、文学机制的新世纪转型
在《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一书中，张邦卫认为，新世纪文学机制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与商业机制，而非曾经一体化的国家机制与一统化的事业机制。具体地说，新世纪文学机制的重点越来越偏向于文学作品的出版与传播过程，而不是创作过程;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应用化、实用化、经院化的文学教育;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对“个人化写作”的宣扬;消费意识与娱乐观念等。不断“爆新”也持续“刷新”的新世纪文学机制是文学场中看不见的“推手”，它以其无形的力量对文学生成过程中各个环节进行协调，对各种要素进行有机组合和配置，随时对文学场施加强大的影响与掌控，是整个方案场生成过程得以运行的潜在动力与不竭引擎。正是如此，张邦卫明确指出，新世纪文学的机制转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事业机制’到‘商业机制”～。对此，作者主要从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传播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一是“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从生产方式来看，新媒介的使用使得文学的写作方式、发表方式、阅读方式等发生了明显的变革，“文学的媒介化”表现出了在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中双方话语权力的转移，即文学通过媒介来包装自身以达到商业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霸权的作用。文学观念在媒介化的作用下进行着重构，以新世纪网络文学为例，文学的媒介化表现在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替代了真实的现实世界、写作的作者（通常叫作网络写手）不再局限于小众的专业人士，普通的大众群体亦可以进行创作，作品不是在完结之后发布出来的，而是即写即贴，保持一个周期内的更新频次，再者传统文学作品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编辑、评论家等被普通读者的声音替代，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变得多元，读者也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如网络文学和短信文学作为文学媒介化下的产物，其独特的生产模式将逐渐蔓延至整个文学界。
二是“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变革”。从消费方式来看，该书指出，新世纪是媒介和消费共同建构的黄金时期，源于市场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媒介化推动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转型。书中将新世纪文学消费方式的转型概括为四种形态，即“直接消费”向“间接消费”的变更、“阅读消费”向“观看消费”的变易、“个性消费”向“类型消费”的变换、“作品消费”向“符号消费”的变调。
三是“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传播方式的变通”。从传播方式来看，随着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变革，新世纪文学的传播必然也要经历一次新的革命。该书在对新世纪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变更进行分析过程中，巧妙地结合到了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知识。书中将新世纪文学的传播方式的转型概括为四种形态，即从“作品传播”走向“事件传播”、从“书本传播”走向“影像传播”、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传播”、从“一维传播”走向“多维传播”。
当然，在探讨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传播方式的转型之时，作者以文学社会学、文学消费学、文学传播学、知识经济学等为理论指引，在整体上将新世纪文学聚焦到媒介化或媒体化语境进行考察，可以说是颇有理论底蕴与深度的。诚如张邦卫所说的，新世纪文学机制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与商业机制。这种判断，似乎又为我们透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难得到的视角与维度。
三、文学未来的新世纪忧思
当然，对于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张邦卫深耕挖掘的不仅仅只有上述所论的语境转型、机制转型。事实上，《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还深入论述了新世纪文学的观念转型、属性转型、身份转型、场域转型、话语转型、审美转型、批评转型等，只是本文限于篇幅，只重点评述了其中语境转型与机制转型。换言之，就是大作中的九大块中的两大块。正所谓“借一斑而窥全豹”“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通读全著，字里行间可见作者的理性分析与人文忧思，这种立足于新世纪文学的当下现实而透露的学者情怀，是尤其值得肯定的。
如张邦卫认为，新世纪文学在转型的进程中所出现的隐患不容忽视的。媒介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机制主要经历了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革，推动者新世纪文学的发展，但是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机制的转型是媒介化作用下的结果，在新的机制下，文学作品的作者队伍不断装大，有着百万千万粉丝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可能是街头送外卖的小哥，也可能是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来自不同职业的作者丰富着文学的体裁，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观并不总是正确的;作者人数的急剧增多，随之文学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然而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的文学要求的不仅仅是数量，还有质量;媒体化语境下的作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勾勒出自己想象中的王国;文学作品种类多了，读者可以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点的作品进行阅读，媒介化带来文学的生产热和消费热，扩大了文学市场的发展规模，对传统的文学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十几年来网络文学由青涩走向成熟，因其低门槛和内容的非传统性，媒介化市场下的文学作品参差不齐、质量堪忧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生产出来的作品和主流价值观相悖的现象屡见不鲜。
再如，张邦卫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媒介化”是一把“双刃剑”。作者以媒介化作为背景，对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传播方式三个方面的分析，总结了新世纪文学机制的革新，但是从分析的过程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机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忧虑。作者认为媒介文化霸权主义下，类似于机械时代的复制技术，现代传播媒介正在将新世纪的文学作品引向同质化、类型化的道路，异质化遭到挤压，这样的结果就是文学作品逐渐失去传统文学具有的灵韵，回味无穷的阅读体验只能从传统文学或新世纪的极少数文学中进行，文学作品的数量虽有提升，但是对于文学的总体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新世纪文学的数量和质量呈反方向的态势蔓延就是最形象的说明。从生产方式来说，新世纪网络文学的生产模式会使原本应该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起中坚作用的专业编辑、专业评论家等失语，普通读者的建议被视为改进的重点参照，由此新世纪网络文学越来越走向泛化，越来越具有大众文化的气质，而纯文学和精英文学的气质愈发减少。从消费方式來说，新世纪的文学消费对商业性和时尚性的重视造成了文学传播的及时性和快餐化，文学鉴赏性和文学审美就要大打折扣，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亦被打破，出于象征性目的购买的文学作品成了炫耀的手段，显现的是畸形的文学消费。观看消费受限于时间，其本身就很难避免内容浅薄化、过程快捷化、路径间接化的特点，而且极易将文学作品置于尴尬的境地，观看消费热对应的便是阅读消费冷，纯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度很难保证，长此以往，读者可能只会徘徊在文学的周边，而真正的文学艺术中心却很难达到，类型消费和符号消费的消费者真正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和文学相关的其他方面，诸如文学作品的作者的私人生活等。从传播方式来说，与作品、作家有关的事件被聚焦与放大，以迎合大众的趣味，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高关注度促使文学作品的销售量和阅读量得到提升，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文学市场的繁荣，然而大多情况下话题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文学作品本身，狂欢之后很难回归作品本身，这种传播方式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消解。为此，该书指出影像、图片以丰富直观的画面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继而推动着作品的传播与阅读，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视媒介也扼杀了消费者接触文学作品的机会，扼杀了消费者想象的能力。
总之，张邦卫的《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紧紧围绕“媒介化”动因与“媒体化”语境，对新世纪文学转型的方方面面进行详尽的研究，包括历史、现状、路径与动向等，角度多维、视野广阔、材料丰富、思虑周全、观点新颖，既看到了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转型的正面，也看到了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负面，辩证分析，有理有据有节，既有深度观察，也有冷静展望，既有理论的参考价值，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该书是张邦卫所倡导的“媒介诗学”的新时代强力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