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第四中学
　　摘要：类蒲公英意象群是古典意象在台湾新诗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并逐步演进为台湾现代诗中的一种潜在结构，关涉流浪与回归双重主题，参与并见证了台湾诗歌话语的建构。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外来文化的纠缠，类蒲公英意象群在“日统——台统——西化——回归”四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并共同折射出台湾文化的母体依恋。
　　关键词：类蒲公英意象群；母体依恋
　　在台湾文化脱离与大陆文化的直接交往对话后，台湾诗歌意象发生了变革性的重组和改装，其中折射“飘零”及“无根意识”的意象成群涌现，我们称这一意象群为类蒲公英意象群。该意象群的基本特征为：关涉流浪与回归双重主题，参与并见证了台湾诗歌话语的建构，使台湾诗歌在东西文化的震荡中远离诗学殖民，并最终走上复归之路。该意象群与其他意象群互相编织、缠绕，构成台湾现代诗的基本材料，增加了台湾诗歌中“去国怀乡”的情感密度。正如余光中《焚鹤人》诗中所说：蒲公英的岁月/流浪的一代在空中。
　　类蒲公英意象群的出现和发生，既是台湾诗文化对母体文化依恋的结果，又是台文化独立生成，将传统逐渐本土化，并最终实现新旧“视域融合”的必然历程。台诗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诗歌审美还是诗歌视域方面，台诗与中国古典诗都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血亲关系。伊格尔顿指出：“历史变化是系统内固定元素之间逐渐的重新组合与重新排列，没有任何事物消失，它们仅仅由于改变了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而改变了形状。”类蒲公英意象群在中国古典语境中已然沉淀，在台湾新诗中又被不断被挖掘，，产生了新的内涵。
　　1895年台湾沦入日统后，“皇民文学”作为强势话语，要求台湾文学与之同质同构，台湾文坛受制于日统而渐偏离母体。在日文化、台文化、母体文化三者的角逐中，台文化与大陆母体文化的联系逐渐隐去，从表面转入深层，从潮流转入暗流，从公开转入地下。虽然隐去，但始终在场，从未被拆除。陈秀喜《我的笔》：眉笔是画眉的笔殖民地/双唇是口红的地域。如桓夫《信鸽》：我回到了/祖国/才想起/我底死/我忘记带了回来。这期间，类蒲公英意象群始终书写着“爱国”二字。
　　蒲公英意象群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关系，在1949年后有了新的内涵及表现形式。“战斗文艺”一时间风行台湾，与大陆文学遥相对峙。挣扎在两岸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向大陆文化靠拢的计划在短期内又无法实现，台湾诗坛孤绝空前，只得将视野西转，指向遥远的现代主义。尤其是在现代诗社、蓝星、创世纪三大诗社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下，“西化”横扫整个台湾诗坛，“西典成为台诗的宠儿和常客”，“现代性”迅速占领台湾新诗视域。
　　西典强势登陆，台湾诗坛重心西移。原本只在《圣经》中才能读到的符号，在台诗的公共象征系统俯拾皆是。如痖弦的《神》：神孤零零的，坐在教堂的橄榄枝上，因为祭坛被牧师们占去了。在西化时期，仍有不少诗人执着地追求古典意境，崇尚中国风味，从理论及创作实践上纠正现代主义偏差。《我之固体化》可看作以余光中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与西化的道别书：“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塊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硬。”诗中的“冰”是诗人独立人格和民族节操的外化形态，是回归母体文学的宣告和象征。向传统靠拢，将传统意象及传统文化元素重新组合，类蒲公英意象群与其他意象群编织、缠绕，与其他意象群的相互阐释、相互建构，在新语境中重新拥抱传统话语。
　　通过梳理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类蒲公英意象群在台湾诗歌中的演变线索。“日统”时期，‘皇民文学’作为了强势话语，要求台湾文学与之同质同构，类蒲公英意象群作为反抗异质文学的公共象征系统而存在。“国统”时期，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严密监视和介入下，“类蒲公英意象群”是诗歌按照自身的方式对话交往、抢夺合法话语的文学载体，逐渐演变为“台文化”中的一种基本意象和普遍结构。“西化”时期，西典意象在与“类蒲公英意象群”二极对立，并互相交叉重叠，相互阐释，从而走出了一条主客体互见相生的生产路子，使台诗在最大程度上呈现了情趣与知性的互融。“回归”时期，“类蒲公英意象群”再度关涉流浪与回归双重主题，参与并见证了台湾诗歌话语的建构，使台湾诗歌在东西文化的震荡中远离诗学殖民，并最终走上复归之路。不同时期，类蒲公英意象群的内涵不同。但有一点却很清晰，在台湾诗歌的流变之中，类蒲公英意象群始终寄寓了台湾诗人对母体文化的深深依恋。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22.
　　[2]吕正惠.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94-95.
　　[3]杨匡汉.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63.
　　[4]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