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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摩天楼的理由已经越来越空洞了。在中国，它不仅仅是追求现代性的表现，也表达了一种对于政绩和面子的欲望。
冯果川
深圳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建筑学硕士。
一股偏离现代性的冲动
南都周刊：中国许多城市近年争先恐后地上马了诸多摩天高楼项目，据说在建或计划兴建的超过300米的摩天楼有几十座，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冯果川: 首先我们得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高楼？摩天楼竞赛是一种游戏，而且它肯定不是中国的产物。中国以前一直是个皇帝制的国家，是一个等级社会，房子是按等级和制式来建造的，人们没有通过建筑去竞赛的意识。而且，中国式的建筑并不追求高，而是追求水平感。
在学建筑的人看来，高楼跟中世纪的教堂有关系。那时欧洲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竞赛，大家争相建造更高更大的教堂。像一些比较出名的教堂，比如科隆大教堂、乌尔姆大教堂，都是非常高的，能达到一百六十多米。而且这些高楼完全不是实用性的，它们的尖顶既不能使用也不能住人，只能拿来观赏。
所以，这种对建筑垂直感的追求，我认为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到了中国以后，就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标志，因为它跟我们古建筑的水平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是“现代化”，摩天楼盖得越高，就说明我越现代。
南都周刊:对摩天楼的热衷来源于对“现代化”标志的追求？
冯果川:可以这么理解。同时，这种竞赛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表面化倾向。实质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人本主义，强调个人意志被尊重。
但是，我们实际上离人本主义还差得很远。大家也觉得达到这个标准很难，又看不到效果。于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出现了：既然达不到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那就先打造一个现代都市的面貌吧，摩天楼便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符号。
南都周刊:中国的高楼竞赛还有个特别的现象：在二三线城市中特别受重视。
冯果川：现在许多二三线城市开始积极地投身高楼竞赛，我们正好可以从中发现一种观念的滞后。摩天楼在国外基本已经停滞了，因为它们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现争盖高楼是一件很不理性的事情，尤其是在经济效益上。所以大家都不再玩这个游戏了，觉得没有意义。
人的力量来自于理性，有思维的能力，能够机智地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础。但从高楼竞争里面，我们看不到这种理性。这其实归根于某种冲动，对某种象征性的追求，它其实是跟现代性偏离的。
在一个发达国家里，或者在我国一些发达的城市里，许多建筑师已经远离摩天楼，开始寻找一些新的建筑了。而二三线城市却在这时才开始这个风潮，还处于这种冲动中，这恰恰说明了一种观念的滞后性，还停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候正是欧美盖摩天楼的高峰期。
南都周刊：国外曾有过类似的摩天楼竞赛热潮吗？
冯果川: 纽约、芝加哥都曾有过激烈的摩天楼竞赛。那时候的美国人跟现在的中国人有点像，刚刚富起来，野心膨胀。他们的热潮，一是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再到后来，人们对空间的热情就慢慢减下来了，不再拼命地建很高很大的房子。
不过，芝加哥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因为它的地貌属于近湖的烂泥地，即使盖矮房子，同样得花大钱打很深的地基，盖高楼反而是更经济的选择。因此它就像一个踩着高跷的城市，所有建筑包括道路都有着很深的地基。纽约的摩天楼呢，根据库哈斯的分析，还出于一种娱乐的目的。摩天楼不像中世纪的教堂，只能让人崇拜仰望。相反，它们是供人攀爬的，可以满足人登高望远的欲望。
下一波会是绿色建筑狂热
南都周刊:高楼热潮的起因会不会出于土地稀缺？中国二三线城市同样面临这种问题。
冯果川:如果是说纽约、芝加哥的话，有这个原因，但我觉得土地问题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当时的人们觉得，终于有一种技术可以冲破重力的影响，将建筑向天空发展了，所以才会如此热衷。那时，土地就算再稀缺也没有现在稀缺，可是摩天楼竞赛在国外发达城市已经很难见到了。
从建筑方面来说，如今盖摩天楼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只要有资金，实施起来并不困难。因此它对于建筑师的挑战性并不大。而且最近若干年内，人的价值观有个非常明显的转向，就是要盖低成本、环境友好的、绿色的建筑。这其实跟高能耗的摩天楼是相悖的。挑战高楼，对于环境资源都很浪费，反而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楼建到一百米以上就已经失去节约土地和能源的价值了；也有人认为，一幢400米高楼的耗能比10幢40米的高楼加起来的都要小。
冯果川: 对于楼高对应的能耗效应，我没有确切数字。但你想象一下，在摩天楼的建造过程中，必须把大量材料不断地运到高空，这肯定比起低层建筑要耗能得多。而使用摩天楼时也是如此，人为地不断将人运送到几百米的高空去活动，本身是很没有意义的，更是不经济的。
另外，摩天楼高到一定程度时，内部交通所占的面积特别大，大量的空间都得用来做电梯，楼的使用效率变得非常低了。再加上高楼的鞭梢效应，特别是柱状的楼，一到起大风，顶端就会像竹竿一样来回摇晃，这样肯定不能供人使用。因此必须增加一些设施来平衡。比如台北101大厦，楼顶的内部便有类似钟摆的巨型滑块，在起风时利用它自身的重量来平衡大楼的摇摆幅度。这又是一项不经济的做法。
南都周刊:从经济角度看，摩天楼很难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冯果川: 追求高度的目标何在，已经没多少人说得清楚了。因为地皮太有限，才盖这么高的例子其实是很少的。盖摩天楼的理由已经越来越空洞了。在中国，它不仅仅是追求现代性的表现，也表达了一种对于政绩和面子的欲望。
仔细盘点后你会发现，如今居世界前列的摩天楼基本都不是完全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们都在俄罗斯、中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都不发达，但背后却有强大的权力支持。
中国有些地方政府招标，你设计的楼要是不达到多少米，它甚至不批给你。比如长沙某地，政府批地的前提就是，你必须给我盖两百米以上的楼。但开发商也不傻，答应后拿下土地，把能赚的钱先赚了，以后再慢慢给它建。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来，可能根本就没人盖这楼。
南都周刊：为何政绩偏爱摩天大楼？
冯果川：首先，在人的审美中，苗条高耸的形态才是美的，以前北京的楼很大，就被人诟病为“大笨粗”。其次，高是一个绝对的尺度。如果你说你这栋建筑很新颖、很特别、很美，那是很主观的，没法量化，但高度是很容易比较的。
不过，总按别人的游戏规则玩，总是受限制。再高也有个极限，总有人能超过你。所以二三线的城市越热衷于高楼，一线城市就越不感冒，觉得这太土了。
你盖摩天楼，恰恰说明你不现代，因为一个强势的政府才会有这种财力和权力来建这样的东西，就跟古埃及的金字塔、秦始皇的长城一样。现在全世界最高的楼是阿拉伯人盖出来的，他们的观念代表现代吗？
南都周刊：在摩天楼热潮之后，有什么建筑会取代它吗？
冯果川:这个世纪开始出现另一种霸权话语，就是绿色。什么都要讲绿色，这个字眼比摩天楼更时髦，更现代,一线城市对于高楼的热情已经开始被转移了。
也许绿色建筑会引发比摩天楼更疯狂的风潮，这不是坏事，但也未必是好事。你会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看起来很绿但实际上未必如此的建筑。也许它们对于环境起到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它的的确确改变了游戏规则。当然，绿色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没有高度那么清晰。但以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会出现量化标准。我认为,下一波绿色建筑狂热很快就要到来了。
冯果川
深圳筑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建筑学硕士。
一股偏离现代性的冲动
南都周刊：中国许多城市近年争先恐后地上马了诸多摩天高楼项目，据说在建或计划兴建的超过300米的摩天楼有几十座，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冯果川: 首先我们得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高楼？摩天楼竞赛是一种游戏，而且它肯定不是中国的产物。中国以前一直是个皇帝制的国家，是一个等级社会，房子是按等级和制式来建造的，人们没有通过建筑去竞赛的意识。而且，中国式的建筑并不追求高，而是追求水平感。
在学建筑的人看来，高楼跟中世纪的教堂有关系。那时欧洲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竞赛，大家争相建造更高更大的教堂。像一些比较出名的教堂，比如科隆大教堂、乌尔姆大教堂，都是非常高的，能达到一百六十多米。而且这些高楼完全不是实用性的，它们的尖顶既不能使用也不能住人，只能拿来观赏。
所以，这种对建筑垂直感的追求，我认为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到了中国以后，就成了一种现代性的标志，因为它跟我们古建筑的水平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是“现代化”，摩天楼盖得越高，就说明我越现代。
南都周刊:对摩天楼的热衷来源于对“现代化”标志的追求？
冯果川:可以这么理解。同时，这种竞赛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表面化倾向。实质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人本主义，强调个人意志被尊重。
但是，我们实际上离人本主义还差得很远。大家也觉得达到这个标准很难，又看不到效果。于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出现了：既然达不到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那就先打造一个现代都市的面貌吧，摩天楼便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符号。
南都周刊:中国的高楼竞赛还有个特别的现象：在二三线城市中特别受重视。
冯果川：现在许多二三线城市开始积极地投身高楼竞赛，我们正好可以从中发现一种观念的滞后。摩天楼在国外基本已经停滞了，因为它们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现争盖高楼是一件很不理性的事情，尤其是在经济效益上。所以大家都不再玩这个游戏了，觉得没有意义。
人的力量来自于理性，有思维的能力，能够机智地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础。但从高楼竞争里面，我们看不到这种理性。这其实归根于某种冲动，对某种象征性的追求，它其实是跟现代性偏离的。
在一个发达国家里，或者在我国一些发达的城市里，许多建筑师已经远离摩天楼，开始寻找一些新的建筑了。而二三线城市却在这时才开始这个风潮，还处于这种冲动中，这恰恰说明了一种观念的滞后性，还停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候正是欧美盖摩天楼的高峰期。
南都周刊：国外曾有过类似的摩天楼竞赛热潮吗？
冯果川: 纽约、芝加哥都曾有过激烈的摩天楼竞赛。那时候的美国人跟现在的中国人有点像，刚刚富起来，野心膨胀。他们的热潮，一是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再到后来，人们对空间的热情就慢慢减下来了，不再拼命地建很高很大的房子。
不过，芝加哥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因为它的地貌属于近湖的烂泥地，即使盖矮房子，同样得花大钱打很深的地基，盖高楼反而是更经济的选择。因此它就像一个踩着高跷的城市，所有建筑包括道路都有着很深的地基。纽约的摩天楼呢，根据库哈斯的分析，还出于一种娱乐的目的。摩天楼不像中世纪的教堂，只能让人崇拜仰望。相反，它们是供人攀爬的，可以满足人登高望远的欲望。
下一波会是绿色建筑狂热
南都周刊:高楼热潮的起因会不会出于土地稀缺？中国二三线城市同样面临这种问题。
冯果川:如果是说纽约、芝加哥的话，有这个原因，但我觉得土地问题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当时的人们觉得，终于有一种技术可以冲破重力的影响，将建筑向天空发展了，所以才会如此热衷。那时，土地就算再稀缺也没有现在稀缺，可是摩天楼竞赛在国外发达城市已经很难见到了。
从建筑方面来说，如今盖摩天楼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只要有资金，实施起来并不困难。因此它对于建筑师的挑战性并不大。而且最近若干年内，人的价值观有个非常明显的转向，就是要盖低成本、环境友好的、绿色的建筑。这其实跟高能耗的摩天楼是相悖的。挑战高楼，对于环境资源都很浪费，反而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楼建到一百米以上就已经失去节约土地和能源的价值了；也有人认为，一幢400米高楼的耗能比10幢40米的高楼加起来的都要小。
冯果川: 对于楼高对应的能耗效应，我没有确切数字。但你想象一下，在摩天楼的建造过程中，必须把大量材料不断地运到高空，这肯定比起低层建筑要耗能得多。而使用摩天楼时也是如此，人为地不断将人运送到几百米的高空去活动，本身是很没有意义的，更是不经济的。
另外，摩天楼高到一定程度时，内部交通所占的面积特别大，大量的空间都得用来做电梯，楼的使用效率变得非常低了。再加上高楼的鞭梢效应，特别是柱状的楼，一到起大风，顶端就会像竹竿一样来回摇晃，这样肯定不能供人使用。因此必须增加一些设施来平衡。比如台北101大厦，楼顶的内部便有类似钟摆的巨型滑块，在起风时利用它自身的重量来平衡大楼的摇摆幅度。这又是一项不经济的做法。
南都周刊:从经济角度看，摩天楼很难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冯果川: 追求高度的目标何在，已经没多少人说得清楚了。因为地皮太有限，才盖这么高的例子其实是很少的。盖摩天楼的理由已经越来越空洞了。在中国，它不仅仅是追求现代性的表现，也表达了一种对于政绩和面子的欲望。
仔细盘点后你会发现，如今居世界前列的摩天楼基本都不是完全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们都在俄罗斯、中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都不发达，但背后却有强大的权力支持。
中国有些地方政府招标，你设计的楼要是不达到多少米，它甚至不批给你。比如长沙某地，政府批地的前提就是，你必须给我盖两百米以上的楼。但开发商也不傻，答应后拿下土地，把能赚的钱先赚了，以后再慢慢给它建。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来，可能根本就没人盖这楼。
南都周刊：为何政绩偏爱摩天大楼？
冯果川：首先，在人的审美中，苗条高耸的形态才是美的，以前北京的楼很大，就被人诟病为“大笨粗”。其次，高是一个绝对的尺度。如果你说你这栋建筑很新颖、很特别、很美，那是很主观的，没法量化，但高度是很容易比较的。
不过，总按别人的游戏规则玩，总是受限制。再高也有个极限，总有人能超过你。所以二三线的城市越热衷于高楼，一线城市就越不感冒，觉得这太土了。
你盖摩天楼，恰恰说明你不现代，因为一个强势的政府才会有这种财力和权力来建这样的东西，就跟古埃及的金字塔、秦始皇的长城一样。现在全世界最高的楼是阿拉伯人盖出来的，他们的观念代表现代吗？
南都周刊：在摩天楼热潮之后，有什么建筑会取代它吗？
冯果川:这个世纪开始出现另一种霸权话语，就是绿色。什么都要讲绿色，这个字眼比摩天楼更时髦，更现代,一线城市对于高楼的热情已经开始被转移了。
也许绿色建筑会引发比摩天楼更疯狂的风潮，这不是坏事，但也未必是好事。你会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看起来很绿但实际上未必如此的建筑。也许它们对于环境起到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它的的确确改变了游戏规则。当然，绿色是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没有高度那么清晰。但以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会出现量化标准。我认为,下一波绿色建筑狂热很快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