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2年的第三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演了一部由作曲家朱践耳创作、曹鹏指挥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演出后不仅轰动了整个上音，乃至引起全国音乐界的注意。当时我还是上音指挥系大二的学生，好几次在每周五下午全系学生的政治学习会上（当时学校规定每周五整整一个下午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都不约而同地高度评价刚从苏联学成回国的两位音乐家，即作曲家朱践耳和指挥家曹鹏，音乐圈内评论是“上海音乐界升起了两颗明亮的星星”。据悉，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電台专门在录音棚里联合录制了一小时的俄语节目，专门介绍朱践耳这部交响大合唱，并在当年即1962年“十一”中国国庆节时莫斯科电台向全苏联广播（尽管此时中国的“反修”形势相当严峻），但播出后在苏联还是引起了轰动，并决定对这部大合唱作为永久性的曲目收藏。
践耳创作的这部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气势磅礴，刚毅激情，舒展隽永。曹鹏的指挥图式，明确严谨，而在抒情段落则线条连贯流畅，层次清晰。一部优秀的作品加上一位出色的指挥以及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这样两个职业乐团演奏、演唱可谓珠联璧合，把《英雄的诗篇》这部交响大合唱的音乐形象、音乐思想、音乐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音乐作品中采用“交响合唱”这种音乐体裁形式，这在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中从未出现过。这是践耳采用了交响乐的构思，结合大合唱的创作手法，交响与合唱并重的一个开创性的独立于其他音乐体裁形式的崭新作品。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自1962年《上海之春》首演至今，将近60年的时间里，本人曾听到不少标有“交响合唱”的音乐作品，但极少听到过像践耳那样“交响”与“合唱”并重的作品。
当时上音指挥系从杨嘉仁系主任到像我这样的低班级学生，全系师生一致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迫切要求将之作为指挥系教材。好在首演指挥曹鹏极力支持，一演完就把总谱给了指挥系艺术辅导周路得、郑克玲、周士玮等三位副教授，他们夜以继日，不到一周就把乐队总谱缩为两架钢琴谱（本人至今还保持完好的这份珍贵的乐谱。应补充一点：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回国的还有一位著名作曲家瞿维，他1960年创作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在1961年“上海之春”上首演，担任指挥的是时任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指挥大师陆洪恩，同样这部优秀作品也由上述三位老师改编成二架钢琴谱作为指挥系的经典教材。）
如果说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让全国音乐界知道了“践耳”，而1963年践耳创作的《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两首歌曲却让全国人民知道了一位上海的作曲家：朱践耳。
1963年全国在“学习雷锋”运动中，一大批专业和业余作曲家们曾创作出一大批歌颂学习雷锋的“革命群众歌曲”，但只有践耳创作的这两首歌曲近60年来一直传唱至今。
1963年2月《人民日报》以几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雷锋的先进事迹和日记摘抄，践耳读了深受感动，觉得雷锋“是一个崭新的人，纯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从而产生灵感和创作冲动，即一气呵成创作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接着创作的欲望一发不可收，又创作了一首《接过雷锋的枪》，发表在1963年3月1日的《文汇报》上，4天后，即3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此后这两首歌曲在全国难以计数的报纸杂志刊登发表，而践耳在“文革”开始时，把所得的全部稿费500元整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要知道当时发表一首歌曲的稿费是5元人民币）。
与这位大作曲家面对面的交流是在“文革”中。本人上音66届指挥系毕业，1967年分到上海合唱团任指挥，那时期整天搞“革命”，天天“斗批改”，唯一的一次正规演出是在上海音乐厅的音乐会上，指挥上海合唱团演出“十首革命历史歌曲”（钢琴伴奏是上海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前会长，钢琴演奏家丁志英女士）。 这“十首歌曲”是1970年在中央“两报一刊”上刊登发表，并配有评论文章，“来头”之大，可谓空前也可能是绝后，这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绝无仅有，可见中央对这“十首歌曲”的重视程度。
这“十首歌曲”是产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曲调是大家熟悉的，不过歌词经过重新填写和修改，因词作者是“文革”中被批判的所谓“文艺黑线”上的“四条汉子”，所以对这“十首歌曲”的歌词都作了“修改”，有的则重新填词，有的甚至连歌曲的标题都改掉了，如聂耳的《打长江》改成了《工农一家人》等等。附带说一句，记得我们的《国歌》，上面也曾经发文“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和词作家一起来改词，填词。把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改编创作成钢琴协奏曲《黄河》估计也是这个原因，“留曲不留词”。但这“十首歌曲”除了在当时的电台中不断播放外，在群众中极少传唱。“文革”结束，这“十首歌曲”全部恢复原歌词演唱。
1971年，文化部发了一个文件要“征集”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以来在本地区广为流传的“革命群众歌曲”，当时我借调在“市革命群众文艺小组”（简称“群文组”）工作，为此我按领导要求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其中包括践耳、钱仁康、常受宗、倪瑞霖、汪玲、夏白、杨秀娟、肖黄、钱苑等一批长期在上海从事音乐工作的老专家。本人还特地在上音男厕所里偷偷找到了正在监督劳动的恩师马革顺教授，“好像朱践耳还写过一些广为流传的群众歌曲”，马革顺先生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只讲了一句，一旁的谭抒真副院长微微地点了一下头，只说了两个字：“是的”（“文革”中他俩一起负责打扫上音全院的厕所）。而我也查阅了历年来《上海歌声》《广播歌选》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歌曲刊物，发现每当“运动”来时，都会有一批配合“政治运动”的歌曲，如20世纪五十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和以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及“一定要解放台湾”等等（当然这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年代是必须的，也是正常的），出版发表的数量不少，但很少能流传保留下来，可谓“歌多声少”。在上海本地，在解放初期有《太阳一出满地红》《啥人养活啥人》等一些群众歌曲流传，但这些歌曲大都带着时代的烙印，绝大部分歌曲只是结合当时“形势”唱一下，以后几乎是“绝唱”。 在一次座谈会上，践耳最后一个走（不知道是否是故意）。“这样的座谈会估计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我了解这段历史，”践耳似乎带着遗憾的口气对我说，“希望你们能把精力放在抓新创作上。”践耳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但这样的“程序”必须要走。对此我向领导汇报，并得到了群文组及文化局领导的支持。不过我提出要“出版发行，电台广播，舞台演出”三部门“合作联动”的想法，即新作品要出版，但纸面上的“歌曲”要变成“歌声”，这要录音，要电台播放，而隶属文化系统的音乐单位要充分利用舞台，在音乐会上演唱，这样一首新创作的歌曲经过资源整合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我的想法建议得到三方面领导的充分肯定，当即上海电台、出版社派出了冯秉友、李丹芬两位资深编辑和我一起成立了由文化局牵头的“新歌征集小组”，具体由群文组领导李家骅负责，此后出版社为此不定期出版了《工农兵歌曲选》，凡是出版的新歌由我组织文化局所属的音乐单位到电台录音后播放，我曾多次组织在上海音乐厅、新光剧场承办“新歌演唱会”。“征歌”小组不断收到大量来稿，《文汇报》文艺部首席记者周玉明也不定期转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投稿的歌曲。
对于来稿，我们三人小组初审后再与专家一起复审。践耳这样的作曲大家，每次有请必到。而且往往是早到迟走，拿着稿件时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与大家一起认真哼唱。包括以后“文革”中的十八场专题群众歌咏大会，来稿数量惊人，而且还赶时间，限时定稿，但伤心的是花了巨大的精力物力财力，这些“革命群众歌曲”都带着明显时代局限。践耳在“文革”结束后，对这时期的创作作品的评价曾断断续续对我讲过，后见诸于文字：“音乐，大都是高、强、快、吼，歌词则是假、大、空的标语口号，千篇一律的党八股，只唱一次就完了。这些东西，根本称不上艺术，既不动心，也不动情。全是一堆垃圾。”（《朱践耳：创作回忆录》）由于“文革” 中创作的来稿，其中绝大部分是“大齐唱”，所以我曾代表“征集”小组请践耳“高抬贵手”，向他“征集”可以供独唱的艺术歌曲。
“我考虑一下”，践耳沉思了许久，淡淡地说了一句，紧接着又接了一句，“只要有好的、合适的歌词，一定写！”
此后，践耳先后创作了两首：《远航》和《清晰的记忆》。特别是反映与世界人民友谊的《远航》是一首男高音独唱歌曲，初稿出来后，践耳约我到他当时的武康路家中，那是一个大热天的晚上，在他宽敞的庭院里，我们一面聊天，一面吃西瓜，在微微的晚风中他轻轻地哼唱着：“迎着朝阳去远航……”优美舒展的旋律，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建议能否让上海乐团的陈学熹、蔡炳才和歌剧院的施鸿鄂这三位上海优秀的男高音中的一位试唱。“最好让他们三位都试唱。”践耳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说。《远航》后在《工农兵歌曲选》正式发表，这三位男高音都到电台正式录音后播出，不过践耳比较喜欢施兄的演唱，而施兄也十分喜欢这首独唱，几乎在每次接待外宾的演出中作为保留曲目演唱。
我特别欣赏《远航》中的钢琴伴奏，因把伴奏写成精致复调对位的“赋格”段了。另一首供女高音独唱的《清晰的记忆》至今还是不少女高音歌唱家的保留曲目和音乐院校声乐系的教材。
但是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这两首和《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梦见毛主席》等一批广为传唱的歌曲均未收入《朱践耳作品集》的“声乐作品”部分。我曾去电询问：“为什么？”“搬家时遗失了，就少了这批歌曲，一大包手稿全在里面”，践耳在电话里很平静但有点遗憾地告诉我，“待以后有时间再整理出来吧！”这些广为流传的优秀歌曲的原稿，多方寻找至今下落不明。日前与践耳夫人舒群老师聊起此事。“我还有几首当时出版的单行本，但不齐。”“那就拜托您收集整理，有机会再出版。”舒群老师似乎用恳切的口气对我说。我答应了，但难度太大了。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资深编辑吴润霖主持的栏目《乐坛新声》所委约，为践耳新创作的有四乐章组成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和同样由四乐章组成的交响音诗《纳西一奇》撰写赏析文章（与已故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许国华合作），为此我俩专程去已搬到武定路桥下的践耳家中拜访，两部作品两个半天，践耳边放录音边拿着总谱边讲解，把已准备好的作品分析图表递给我们（至今我也保留着着两份珍贵的资料）。电台播出后反映较好，但践耳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生活给我创作的源泉，只有下到云南、贵州山区乡间采集到大量民族民间的音乐素材，才能创作这样的作品。”
20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从践耳的第一交响曲起的几部交响曲，多次在“上海之春”首演，我也应上海电视台邀请在为电视实况转播时坐在剧场外的电视转播车上，看着复印本的总谱，告诉现场的摄像师：下面演奏应是哪个声部（木管、铜管、打击乐、弦乐声部……），是哪个乐器演奏，这些都是要至少提早8小节告知，以便摄像师有准备。为此，每次我都拿着总谱去听排练以便熟悉谱子，好在每次排练时践耳都在旁不时指点。
因工作关系，践耳作品我多听了好几遍，但坦率地说，践耳的十部交响曲除第一、第十交响曲外，其他不少交响曲我至今还是“一知半解”。附带一提，践耳在写完第八交响曲后，没有写编号为“第九”的交响曲，而是直接创作编号为“第十”的交响曲，是有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作曲家中对阿拉伯数字中最大的数字“9”特别忌讳，贝多芬写了第九交响曲这部不朽名作后与世长辞;舒伯特、德伏夏克、布鲁克纳等一些杰出的作曲家都在创作完“第九”交响曲后悄然离世，数字“9”竟成了写交响曲作曲家的“魔咒”，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为了躲开这个“9”字，创作完第八交响曲后写了《大地之歌》，写完后再回过来创作“第九交响曲”，但还是没有逃过“9”这个“魔咒”，写完“第九”抱憾西行。践耳同样创作完第十交响曲——《江雪》，再回过来创作“第九”交响曲，但同样难逃过“厄运”，在创作完“第九”交响曲后，践耳人生定格终止。当然像海顿创作了104部交响曲，莫扎特写了41部交響曲，肖斯塔柯维奇也创作了15部交响曲，这些著名作曲家都写过超过“第九”交响曲后安然无恙。践耳曾告诉我为什么先写“第十”的原因，是因开始构思“第九交响曲”时突然接到美国哈佛大学弗朗姆音乐基金会的委约，这时发现“第九”的构思出现不少问题，就暂停写“第九”，先写委约的“第十”交响曲，但愿这是“巧合”……
值得我们学习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年近60岁头发花白的践耳，还与20岁左右的青年一起坐在上音教室里听桑桐教授的“多调性的分析”和陈铭志教授的“十二音体系”讲座和一些现代派先锋派的作曲技法……可能为了听清楚，他往往是坐在第一排中间座位，拿着笔不时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1993年秋末冬初之际，我去华山路践耳家中，请他为上海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成立题词。“让我考虑一下，过两天来拿吧。”两天后傍晚他用毛笔题下：“祖国的未来——祝上海乐团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成立”。那天我们谈了好多，印象最深的是践耳与贺绿汀、曹鹏、周小燕等几位大师一样，再三叮嘱强调：一定要让孩子们正规系统地学习音乐，一定要从小养成看五线谱（固定唱名法）的习惯！
践耳1993年为“好小囡”题写了五个字，但真的理解其内涵是听了1999年为庆祝国庆50周年践耳委约创作的最后一部，即只有三个乐章的第九交响曲，践耳在这部交响曲的结束部分没有采用像贝多芬最后一部交响曲——第九交响曲《欢乐颂》那样气势恢宏、气魄浩然的合唱，也不是像莫扎特最后一部交响曲《朱彼特》那样波澜壮阔、雄壮豪迈，而是采用了童声合唱《摇篮曲》。整部“第九”，都是用先锋派无调性技法，而唯独这首《摇篮曲》是有调性的……“人类尚处于不成熟的‘童年’时期，要细心呵护……即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一点一滴培育，回归到幼儿，回归到‘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真的童声合唱将给人们带来心灵的净化，到了尾声……安静、纯真、透明、清新，充满爱心带来希望，这就是我终极的期盼。”（《朱践耳回忆录》）
1993年成立起至今，好小囡少儿合唱团已走过26个年头。请践耳在天堂放心！我们一直按你的要求、希望，相信“祖国的未来”肯定会更好！
践耳创作的这部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气势磅礴，刚毅激情，舒展隽永。曹鹏的指挥图式，明确严谨，而在抒情段落则线条连贯流畅，层次清晰。一部优秀的作品加上一位出色的指挥以及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这样两个职业乐团演奏、演唱可谓珠联璧合，把《英雄的诗篇》这部交响大合唱的音乐形象、音乐思想、音乐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音乐作品中采用“交响合唱”这种音乐体裁形式，这在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中从未出现过。这是践耳采用了交响乐的构思，结合大合唱的创作手法，交响与合唱并重的一个开创性的独立于其他音乐体裁形式的崭新作品。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自1962年《上海之春》首演至今，将近60年的时间里，本人曾听到不少标有“交响合唱”的音乐作品，但极少听到过像践耳那样“交响”与“合唱”并重的作品。
当时上音指挥系从杨嘉仁系主任到像我这样的低班级学生，全系师生一致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迫切要求将之作为指挥系教材。好在首演指挥曹鹏极力支持，一演完就把总谱给了指挥系艺术辅导周路得、郑克玲、周士玮等三位副教授，他们夜以继日，不到一周就把乐队总谱缩为两架钢琴谱（本人至今还保持完好的这份珍贵的乐谱。应补充一点：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回国的还有一位著名作曲家瞿维，他1960年创作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在1961年“上海之春”上首演，担任指挥的是时任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指挥大师陆洪恩，同样这部优秀作品也由上述三位老师改编成二架钢琴谱作为指挥系的经典教材。）
如果说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让全国音乐界知道了“践耳”，而1963年践耳创作的《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两首歌曲却让全国人民知道了一位上海的作曲家：朱践耳。
1963年全国在“学习雷锋”运动中，一大批专业和业余作曲家们曾创作出一大批歌颂学习雷锋的“革命群众歌曲”，但只有践耳创作的这两首歌曲近60年来一直传唱至今。
1963年2月《人民日报》以几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雷锋的先进事迹和日记摘抄，践耳读了深受感动，觉得雷锋“是一个崭新的人，纯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从而产生灵感和创作冲动，即一气呵成创作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接着创作的欲望一发不可收，又创作了一首《接过雷锋的枪》，发表在1963年3月1日的《文汇报》上，4天后，即3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此后这两首歌曲在全国难以计数的报纸杂志刊登发表，而践耳在“文革”开始时，把所得的全部稿费500元整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要知道当时发表一首歌曲的稿费是5元人民币）。
与这位大作曲家面对面的交流是在“文革”中。本人上音66届指挥系毕业，1967年分到上海合唱团任指挥，那时期整天搞“革命”，天天“斗批改”，唯一的一次正规演出是在上海音乐厅的音乐会上，指挥上海合唱团演出“十首革命历史歌曲”（钢琴伴奏是上海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前会长，钢琴演奏家丁志英女士）。 这“十首歌曲”是1970年在中央“两报一刊”上刊登发表，并配有评论文章，“来头”之大，可谓空前也可能是绝后，这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绝无仅有，可见中央对这“十首歌曲”的重视程度。
这“十首歌曲”是产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曲调是大家熟悉的，不过歌词经过重新填写和修改，因词作者是“文革”中被批判的所谓“文艺黑线”上的“四条汉子”，所以对这“十首歌曲”的歌词都作了“修改”，有的则重新填词，有的甚至连歌曲的标题都改掉了，如聂耳的《打长江》改成了《工农一家人》等等。附带说一句，记得我们的《国歌》，上面也曾经发文“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和词作家一起来改词，填词。把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改编创作成钢琴协奏曲《黄河》估计也是这个原因，“留曲不留词”。但这“十首歌曲”除了在当时的电台中不断播放外，在群众中极少传唱。“文革”结束，这“十首歌曲”全部恢复原歌词演唱。
1971年，文化部发了一个文件要“征集”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以来在本地区广为流传的“革命群众歌曲”，当时我借调在“市革命群众文艺小组”（简称“群文组”）工作，为此我按领导要求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其中包括践耳、钱仁康、常受宗、倪瑞霖、汪玲、夏白、杨秀娟、肖黄、钱苑等一批长期在上海从事音乐工作的老专家。本人还特地在上音男厕所里偷偷找到了正在监督劳动的恩师马革顺教授，“好像朱践耳还写过一些广为流传的群众歌曲”，马革顺先生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只讲了一句，一旁的谭抒真副院长微微地点了一下头，只说了两个字：“是的”（“文革”中他俩一起负责打扫上音全院的厕所）。而我也查阅了历年来《上海歌声》《广播歌选》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歌曲刊物，发现每当“运动”来时，都会有一批配合“政治运动”的歌曲，如20世纪五十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和以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及“一定要解放台湾”等等（当然这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年代是必须的，也是正常的），出版发表的数量不少，但很少能流传保留下来，可谓“歌多声少”。在上海本地，在解放初期有《太阳一出满地红》《啥人养活啥人》等一些群众歌曲流传，但这些歌曲大都带着时代的烙印，绝大部分歌曲只是结合当时“形势”唱一下，以后几乎是“绝唱”。 在一次座谈会上，践耳最后一个走（不知道是否是故意）。“这样的座谈会估计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我了解这段历史，”践耳似乎带着遗憾的口气对我说，“希望你们能把精力放在抓新创作上。”践耳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但这样的“程序”必须要走。对此我向领导汇报，并得到了群文组及文化局领导的支持。不过我提出要“出版发行，电台广播，舞台演出”三部门“合作联动”的想法，即新作品要出版，但纸面上的“歌曲”要变成“歌声”，这要录音，要电台播放，而隶属文化系统的音乐单位要充分利用舞台，在音乐会上演唱，这样一首新创作的歌曲经过资源整合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我的想法建议得到三方面领导的充分肯定，当即上海电台、出版社派出了冯秉友、李丹芬两位资深编辑和我一起成立了由文化局牵头的“新歌征集小组”，具体由群文组领导李家骅负责，此后出版社为此不定期出版了《工农兵歌曲选》，凡是出版的新歌由我组织文化局所属的音乐单位到电台录音后播放，我曾多次组织在上海音乐厅、新光剧场承办“新歌演唱会”。“征歌”小组不断收到大量来稿，《文汇报》文艺部首席记者周玉明也不定期转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投稿的歌曲。
对于来稿，我们三人小组初审后再与专家一起复审。践耳这样的作曲大家，每次有请必到。而且往往是早到迟走，拿着稿件时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与大家一起认真哼唱。包括以后“文革”中的十八场专题群众歌咏大会，来稿数量惊人，而且还赶时间，限时定稿，但伤心的是花了巨大的精力物力财力，这些“革命群众歌曲”都带着明显时代局限。践耳在“文革”结束后，对这时期的创作作品的评价曾断断续续对我讲过，后见诸于文字：“音乐，大都是高、强、快、吼，歌词则是假、大、空的标语口号，千篇一律的党八股，只唱一次就完了。这些东西，根本称不上艺术，既不动心，也不动情。全是一堆垃圾。”（《朱践耳：创作回忆录》）由于“文革” 中创作的来稿，其中绝大部分是“大齐唱”，所以我曾代表“征集”小组请践耳“高抬贵手”，向他“征集”可以供独唱的艺术歌曲。
“我考虑一下”，践耳沉思了许久，淡淡地说了一句，紧接着又接了一句，“只要有好的、合适的歌词，一定写！”
此后，践耳先后创作了两首：《远航》和《清晰的记忆》。特别是反映与世界人民友谊的《远航》是一首男高音独唱歌曲，初稿出来后，践耳约我到他当时的武康路家中，那是一个大热天的晚上，在他宽敞的庭院里，我们一面聊天，一面吃西瓜，在微微的晚风中他轻轻地哼唱着：“迎着朝阳去远航……”优美舒展的旋律，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建议能否让上海乐团的陈学熹、蔡炳才和歌剧院的施鸿鄂这三位上海优秀的男高音中的一位试唱。“最好让他们三位都试唱。”践耳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说。《远航》后在《工农兵歌曲选》正式发表，这三位男高音都到电台正式录音后播出，不过践耳比较喜欢施兄的演唱，而施兄也十分喜欢这首独唱，几乎在每次接待外宾的演出中作为保留曲目演唱。
我特别欣赏《远航》中的钢琴伴奏，因把伴奏写成精致复调对位的“赋格”段了。另一首供女高音独唱的《清晰的记忆》至今还是不少女高音歌唱家的保留曲目和音乐院校声乐系的教材。
但是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这两首和《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梦见毛主席》等一批广为传唱的歌曲均未收入《朱践耳作品集》的“声乐作品”部分。我曾去电询问：“为什么？”“搬家时遗失了，就少了这批歌曲，一大包手稿全在里面”，践耳在电话里很平静但有点遗憾地告诉我，“待以后有时间再整理出来吧！”这些广为流传的优秀歌曲的原稿，多方寻找至今下落不明。日前与践耳夫人舒群老师聊起此事。“我还有几首当时出版的单行本，但不齐。”“那就拜托您收集整理，有机会再出版。”舒群老师似乎用恳切的口气对我说。我答应了，但难度太大了。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资深编辑吴润霖主持的栏目《乐坛新声》所委约，为践耳新创作的有四乐章组成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和同样由四乐章组成的交响音诗《纳西一奇》撰写赏析文章（与已故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许国华合作），为此我俩专程去已搬到武定路桥下的践耳家中拜访，两部作品两个半天，践耳边放录音边拿着总谱边讲解，把已准备好的作品分析图表递给我们（至今我也保留着着两份珍贵的资料）。电台播出后反映较好，但践耳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生活给我创作的源泉，只有下到云南、贵州山区乡间采集到大量民族民间的音乐素材，才能创作这样的作品。”
20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从践耳的第一交响曲起的几部交响曲，多次在“上海之春”首演，我也应上海电视台邀请在为电视实况转播时坐在剧场外的电视转播车上，看着复印本的总谱，告诉现场的摄像师：下面演奏应是哪个声部（木管、铜管、打击乐、弦乐声部……），是哪个乐器演奏，这些都是要至少提早8小节告知，以便摄像师有准备。为此，每次我都拿着总谱去听排练以便熟悉谱子，好在每次排练时践耳都在旁不时指点。
因工作关系，践耳作品我多听了好几遍，但坦率地说，践耳的十部交响曲除第一、第十交响曲外，其他不少交响曲我至今还是“一知半解”。附带一提，践耳在写完第八交响曲后，没有写编号为“第九”的交响曲，而是直接创作编号为“第十”的交响曲，是有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作曲家中对阿拉伯数字中最大的数字“9”特别忌讳，贝多芬写了第九交响曲这部不朽名作后与世长辞;舒伯特、德伏夏克、布鲁克纳等一些杰出的作曲家都在创作完“第九”交响曲后悄然离世，数字“9”竟成了写交响曲作曲家的“魔咒”，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为了躲开这个“9”字，创作完第八交响曲后写了《大地之歌》，写完后再回过来创作“第九交响曲”，但还是没有逃过“9”这个“魔咒”，写完“第九”抱憾西行。践耳同样创作完第十交响曲——《江雪》，再回过来创作“第九”交响曲，但同样难逃过“厄运”，在创作完“第九”交响曲后，践耳人生定格终止。当然像海顿创作了104部交响曲，莫扎特写了41部交響曲，肖斯塔柯维奇也创作了15部交响曲，这些著名作曲家都写过超过“第九”交响曲后安然无恙。践耳曾告诉我为什么先写“第十”的原因，是因开始构思“第九交响曲”时突然接到美国哈佛大学弗朗姆音乐基金会的委约，这时发现“第九”的构思出现不少问题，就暂停写“第九”，先写委约的“第十”交响曲，但愿这是“巧合”……
值得我们学习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年近60岁头发花白的践耳，还与20岁左右的青年一起坐在上音教室里听桑桐教授的“多调性的分析”和陈铭志教授的“十二音体系”讲座和一些现代派先锋派的作曲技法……可能为了听清楚，他往往是坐在第一排中间座位，拿着笔不时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1993年秋末冬初之际，我去华山路践耳家中，请他为上海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成立题词。“让我考虑一下，过两天来拿吧。”两天后傍晚他用毛笔题下：“祖国的未来——祝上海乐团好小囡少儿合唱团成立”。那天我们谈了好多，印象最深的是践耳与贺绿汀、曹鹏、周小燕等几位大师一样，再三叮嘱强调：一定要让孩子们正规系统地学习音乐，一定要从小养成看五线谱（固定唱名法）的习惯！
践耳1993年为“好小囡”题写了五个字，但真的理解其内涵是听了1999年为庆祝国庆50周年践耳委约创作的最后一部，即只有三个乐章的第九交响曲，践耳在这部交响曲的结束部分没有采用像贝多芬最后一部交响曲——第九交响曲《欢乐颂》那样气势恢宏、气魄浩然的合唱，也不是像莫扎特最后一部交响曲《朱彼特》那样波澜壮阔、雄壮豪迈，而是采用了童声合唱《摇篮曲》。整部“第九”，都是用先锋派无调性技法，而唯独这首《摇篮曲》是有调性的……“人类尚处于不成熟的‘童年’时期，要细心呵护……即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一点一滴培育，回归到幼儿，回归到‘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真的童声合唱将给人们带来心灵的净化，到了尾声……安静、纯真、透明、清新，充满爱心带来希望，这就是我终极的期盼。”（《朱践耳回忆录》）
1993年成立起至今，好小囡少儿合唱团已走过26个年头。请践耳在天堂放心！我们一直按你的要求、希望，相信“祖国的未来”肯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