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学”是广州大学的一门选修课，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的胡宜安老师已经讲了20年，仍一座难求。上大学之后，亲戚中高龄的时有逝去，我想跟着这门课探索生死之道。

写下一封信消弭恐惧

　　开课第一天，胡宜安老师让我们模拟为自己立下遗嘱。过去的回忆、现在的喜恶与未来的期许都朝我蜂拥而来，如果现在就是临死一刻，我最为关切的是什么？
　　有些人的遗嘱写得幽默风趣，“我的遗嘱是希望我家的猫能每天吃顶级猫粮！”有些人的则很严肃，“以下是我的财产相关事宜。”有些人读着读着就哽咽了，“我想把当年寄给好友的信找出来再寄一次，哪怕她现在收不到了......”这堂课，让每一个人因为假想的死亡提前突然感到了不可挽回的失去之痛，变得动情起来。我们得以想象与仔细观察死亡的真面目，它会从我们这儿带走什么？而我们希望留下什么？
　　正如胡宜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写遗嘱其实是通过文字的方式向死而生的一种体验。假设自己将要死去，如何安排后事。把自己置于将死的状态，回过头来感知到生之可贵。”
　　在胡老师之后的讲解中，我们通过图片、视频和文字，以科学、客观的角度知晓了从古至今人类与“死”的交手，丧葬礼俗的演变、疾病谱系的更改、临终关怀的专业化等等。模拟立遗嘱这个作业曾遭到部分家长的质疑和反对。“家长会觉得写遗书、墓志铭这些不吉利，不想让学生写，那我就允许学生不写，也不算进考核里。” 胡老师说。

新型丧葬形式的震撼

　　2019年的11月23日下午，胡宜安老师带着我们做第二个“作业”：参观殡仪馆。胡老师对这个活动早有设想，直到最近才真正实现，他曾在一段采访中说道，“自设情境往往能让学生重新认识亲情、爱情，自我反省，这种形式是这门课最好的实践方式。”
　　在这个活动开始报名时，胡老师不做筛选，让所有同学都可以自愿报名。班上的同学都很踊跃，但也有同学遇到了阻力。其中有一名女生因为妈妈觉得“不吉利”，只好取消了报名。我报名则是本着“生命必死”的事实，觉得不如提前了解，学习如何面对与接纳自己和他人的逝去。我的家人虽然有所忌讳，但没有干涉我的决定。另外，我了解到“生死学”的本名其实是“死亡教育”，但因为“死”一直在中华文化中是比较忌讳的字眼，所以胡老师最终将课程名称改为生死学。
　　这次活动共有接近100个学生报名，大家分成了3批，分别乘坐大巴前往广州市番禺区殡仪馆进行参观。殡仪馆位于大夫山的周边地段，抬眼可以望见郁郁葱葱的树木。那天刚好是灰蒙蒙的阴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相信科学的人，在此刻心里也不由得有些颤抖。而和我同行的女生却表现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在我看来甚至还有一丝无敌的气概。
　　大家有序地进入殡仪馆之后，首先安安静静地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随后才跟随他们参观殡仪馆的内部。工作人员让我们特别注意，全程一定要保持肃穆的态度，并对历年殡仪馆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科普。接下来他便带着我们一行人简略地模拟了一遍举办和参加葬礼的全过程，全面讲解了从如何办理出殡、火化手续，如预定告别厅和选购棺木、戴孝用品，到如何举行告别仪式，如确认遗体、检查遗容与花圈、默哀以及扶灵仪式，最后到如何领取骨灰等等，胡老师不时在一旁进行一些补充。工作人员在讲解时主要侧重于科学、规范的丧葬流程。
　　丧葬服务我们平常几乎接触不到，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有了许多新型的丧葬形式，这折射出几代人对“生死”观念的变化。从工作人员的讲述中，我得知从上一辈人对火葬的抗拒，认为人要“入土为安”，到这一辈人愿意树葬、扬灰入水，甚至是把骨灰做成钻石和雕塑，这样的观念变化让我震惊不已。

转化为对生命的动力

　　随着新一代人如80后、90后对生死观念的逐渐放开，社会服务中的丧葬仪式发生了许多改变，这不仅仅是人们对如何“死”有了更多元的答案，更是对如何“活”有了更深度的思考。我回想起胡老师在线上慕课所讲到的“向死而生”。“向死而生”是由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名著《存在与时间》里面提出的概念，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法”。用倒计时过一生，意味着“我们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是走向死的过程。”这种逆向思维让我在面对死亡时，反观我的生命，如果我就在这一天死去，我之前所做的一切有什么错误？我还没来得及完成什么事？我应该如何规划我的生命？对于有限的生命长度我又该如何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在课上立遗嘱、在殡仪馆听课，这些活动我最大的收获是“活在当下”，并“重生顺死”。这意味着我要对仍然可以把握的生命作出努力，以珍惜的态度学會道谢、道歉、道爱和道别。“破除死亡的神秘感，才能构建敬畏生命的态度。”这是胡宜安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在高校甚至是中小学从科学的角度开展生命与死亡的教育是十分有必要且迫在眉睫的。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开设的与生死学相关的课程还有浙江传媒学院的“西湖生死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影像中的生死学”等。

　　胡宜安老师把“生死”写在课本上，让我们在生之时看死之境，在青春之日品衰老之味。“但凡一个人，他就会面对生死问题，它不应该是少数人在特殊时空环境下的话题，应该是我们对生命的共识性、常识性的一种东西才行。”他用课堂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生死”的空间，也为个别正在经历生离死别的同学“找到一个释怀的通道、一个出口”，让他们“把对死亡的焦虑，转化为对生命动力。”。
　　责任编辑：宋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