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在1946年的土改时期我党领导组织群众深挖隐匿的敌特分子、没收汉奸恶霸财产时发现了这张“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敌占区秘密抗日志士证明书”，也许持有证明书的这位抗日志士，就会被以“给日军当过警备队员的汉奸”身份公开处决；更不会知道，他就是我党秘密派遣打入敌人内部的抗日志士──太行老区武乡县故城镇故城村刘福柱。
　　眼前的这张泛黄的长方形纸质证明书从右向左依次书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敌占区秘密抗日志士证明书”及“第拾叁号”；“刘福柱，山西省武乡县人；现公开任敌警备队员，秘密为本部担任抗日工作。望我军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军民人等，无论在抗战期间或抗战胜利后对该员须视同抗日人民一律看待，并依法予本人及其家属之人权财权以切实保障，此证。右给收执：刘福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并有朱彭总副司令加盖的手章。左边盖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长方形印章及“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字样。
　　看着眼前的这张秘密抗日志士证明书，刘福柱平凡而又传奇的事迹——秘密锄奸传送情报、“公开”投敌“烧房抢粮”的白皮红心无名英雄，令人心生感慨……
　　1940年夏，日军占领了段村，切断了武乡东西间的联系。为了便于领导抗日，中共武乡县委将全县分为武东、武西两县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复杂残酷的敌情局面，1941年潜伏在武东县东沟一带的八路军太行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情报处处长鲁瑞林在段村设立武乡情报站，站长为董成旺。与此同时，刘福柱受武乡（段村）情报站站长董成旺、武西县领导贾书林的委派，秘密潜入南沟日军警备队任队员。为了取得日伪军的信任，刘福柱上演了一出“公开投敌”的苦肉计。
　　1941年冬，北风呼啸、大雪漫天，他挑着一担从北涅水“抢来的米面和家禽”向南沟日军据点走去，他对日军说：“太君，北涅水有一个地方埋藏了不少逃难刁民藏下的粮食，我找见把它担来孝敬皇军。”日军看到不少粮食和家禽，高兴地连声说：“刘桑，你的大大的良民！”随后刘福柱又带领伪警备队去北涅水他大兄哥家烧了两间房子，抢了不少粮食。这都是同志们为配合他打入敌人内部而演的“双簧”。经过几次烧房抢粮，刘福柱很快取得了敌人的信任。虽然敌人有几次都是试探他，但他都能从容应对。
　　1941年4月下旬，刘福柱和一名日军伤兵刚刚参加了偷袭茅庄民兵以及位于岸北村的武西抗日政府七区指挥部，由于武西独立营的顽强阻击，这一次偷袭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搭进去十几名伤兵和几十具死尸。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放火烧了茅庄和岸北不少民房。在茅庄的一片松林里，鬼子把为掩护乡亲转移而负伤的茅庄村两名民兵用绳子绑在松树上，威逼他们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宁死不屈的民兵始终横眉冷对、闭口不答。万恶的鬼子让拿锯子残忍地锯掉了他们的四肢，飞溅的鲜血让刘福柱血脉喷涨、怒火中烧，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回去的路上，刘福柱扶着一名日军伤兵，冒着酷热走到离南沟不远的河底村时，他灵机一动，劝鬼子到河边去饮水解渴，走到河边，乘鬼子不备摁住头将其溺死。回到据点，刘福柱谎报日军说皇军因为天热，饮水不慎掉入河中而亡。日军虽然将信将疑，但苦于没有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1942年，日军又从太原警备队调来一个排，驻扎在南沟火车站，成立了“洪部便衣队”，武西县敌工科首次打入“洪部”7个人，刘福柱等4人分别担任了便衣队队长、警备队队员等。
　　当时，一些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及民族败类投降日寇充当汉奸，协助日寇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比日军还坏。刘福柱冒着生命危险，想尽办法营救被捕同志和群众，向外传递秘密情报。高台寺村铁杆汉奸杨明德，就是通过刘福柱、程坦等送出的情报，在故城党支部书记程守一和党员村长阎发贵、程道达等人的配合下，武西独立营巧定“赴宴计”，利用胡维成举行婚礼之机，于1940年10月底在故城村城隍庙中，一举抓获了大汉奸杨明德、程进儒，并在楼则峪由县委、县政府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彻底处决了这两条祸根。
　　从1939年7月敌占故城，到1945年8月解放武乡（段村），在隐蔽战线上的刘福柱始终坚持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只有上级领导或者直接领导才知道他。刘福柱等人就是在默默无闻奉献中迎接着共和国胜利的朝阳。